会党首领马福益之死，成为起义的导火索。这一事实更加表明当地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会党的认可与依附。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后，洪江会首领马福益次年被清政府杀害，就义前慷慨陈词：“革异族命，为汉族复仇，死何所憾！”他的牺牲，大大加深了会党和一般老百姓对清朝统治的愤恨。会党群众誓死复仇，更加倾向革命党，继续伺机谋事。萍乡上栗市之会党首领饶有寿、龙人杰纠合姜守旦、龚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吕光华、廖叔宝等欲为马福益报仇。恰好有游学日本暑假回家的蔡绍南也正在其间进行革命演说，李金奇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军。后为浏阳县知县所闻，会营追捕。李金奇落水溺死，饶有寿等希望姜、龚两股势力先行发动。同时写信给安源会党首领萧克昌，指望其率领工人党6000人接应。萧以还没到发动的时机为借口，没有答应。而湘赣边境，会党虽然不少，但都是些乌合之众、不逞之徒，只是叫号附和而已。一时湘赣接壤之境，以白布裹头为标志的会党遍地皆是，是为李金奇戴孝之意，远近相传，号称数万之众。参与镇压的清吏也慨叹：“匪太多，兵力单，顾此失彼，颇为危迫。”
起义军举着“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的大旗，并且声称“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可比”，立志“必破除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这一宗旨、纲领在很大程度上较历代农民战争的“饥则起事，饱则远扬”起义目标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湘赣会党与革命党人的“联姻”
会党彼伏此起图谋举事之际，也是革命党的民族主义思想迅速扩大影响之时。两股势力的最终融合，也意味着起义时机的来到。早在浏阳普迹市的牛马交易大会上，已经出现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哥老会头目公开结合的新转机，刘揆一与陈天华、徐佛苏、陈福田等军界、学界人士密会马福益于该地。马福益也介绍属下头目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一一见面。陈天华化名郑浩然自吉安来到醴陵，住在关家巷何家祠堂，督促本地同志参加普迹会议，与当地会党人员接触，同时写了一封长达一万字的信给黄兴，陈述洪江会与华兴会的合作意见，交给醴陵人漆英等携往，后来的议决案在很多方面都参考了其中的内容。
而刘揆一为了表示与会党盟结友好，代表黄兴赠给会党领袖马福益长枪20挺、手枪40枝、马40匹。时下就有不少会党人员加入华兴会，革命党监督宣誓仪式庄严，旁观者也是人山人海，当时加入哥老会的人源源不断，会众很快达10万之多。
刘揆一（1878—1950），字霖生，祖籍湖南衡山，幼年入私塾，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其父刘方尧，太平天国起义时应募为湘军营勇，后充湘潭县衙刑房差役，和会党常有接触，同情他们“反清复明”的口号，刘揆一也因此和哥老会中人早有交往。刘揆一回国后，1903年9月，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决定采取“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外围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1904年春，刘揆一、黄兴在湘潭县茶园铺秘密会晤马福益，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会后，刘揆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充作这次起义的活动经费。他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掌理会党事务。
黄兴、刘揆一、马福益在湘潭会晤之后，在进行全面部署、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一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萍浏醴一带。他们具体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马福益派其党中的得力干将谢寿祺、郭义庭组合浏阳、醴陵军队；二是由黄兴派遣陈天华、姚宏业，游说江西防营统领廖铭缙届时从内部响应；三是由马福益推荐熟悉军务之会党人士如刘月升、韩飞等数百人，陆续加入湘鄂赣军队；四是刘揆一则利用醴陵中学监督之职务，大力调度会党与湘、赣军队联合；五是确定在中秋节前夕，利用浏阳普迹市牛马交易大会，举行马福益的少将授衔仪式，承认马福益的合法地位，把哥老会成员组织到革命队伍中来。通过革命党人的精心安排和策动，萍浏醴地区的革命运动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萍乡蕉园会议标志着革命党人与会党已成功融合。蔡绍南回上栗市之前，曾在长沙明德学堂学习过的禹之漠的学生魏宗铨，因父丧于是年春巳返故里。魏是蔡儿时的盟友，蔡绍南遂以魏宗铨等人在上栗市开设的“全胜纸笔店”为掩护，暗中从事宣传和组织会党的活动。其时，会党各派山堂林立，主要有三股较大的势力：一是以龚春台、李金奇、萧克昌为首的哥老会，各拥众数千人；二是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亦有徒众数千人；三是以龙人杰、廖叔宝、饶有寿、万木匠、沈益古为首的武教师会，各拥众数百人。这三派互不统属，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蔡绍南与龚春台、魏宗铨商量，为了将各派会党组织起来，在萍乡之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为了躲避清政府的盘查，以延请道士替亡故友人作冥寿为名，约集萍浏醴一带哥老会和武教师会首领共百余人，举行开山堂大典。即以湘、赣、闽几省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派系和武教师会等并入，歃血为盟，统称“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并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分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号召同志入会，下则设立红旗、跑风各职。另在萍浏醴连界的麻石设立活动机关，以“全胜纸笔店”为接待会友和筹划经济之所。布置就绪，各路码头官分境开堂散票。入会者先由红旗介绍，告码头官许可，再由码头官监视行入会礼，饮雄鸡血酒宣誓，规定入会者必须宣读这样的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入会者所发的布票票底另有四句话：“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这反映了组织中保留了若干传统会党的落后色彩。但在誓词中也称：“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并明确表示“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这反映出会党首领通过蔡绍南等人的宣传和发动，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
鉴于会党各派山堂分立，互不统属，誓词虽仍然保留了会党的传统和落后的形式，但却以“誓遵中华民国宗旨”的明确语言，表明当时的革命党人已开始向会党灌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力图把会党改造成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蕉园会议是继长沙水陆洲会议之后，由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等人召集的又一次重要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统一会党各派，使之纳入同盟会的轨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自此以后，洪江会发展迅速。该会设在麻石的机关为会党大本营，常驻会友达两三千人。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会党在三个方面的变化使其逐渐与革命党人交融，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一是会党成分的变化。像焦达峰、陈作新这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既是同盟会成员又是会党首领，尽管这类人在会党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他们经常是在会党中身居要职，从而或多或少给会党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与活动性质带来一定的变化。二是会党首领素质提高，组织、动员能力大大增强。这从起义进程中，义军的组织纪律性和民众的响应情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会党运动中具有一定的民主革命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萍浏醴起义并没有走出传统秘密会社的“反清复明”、“铲富济贫”的窠臼，但是也不可否认，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会党思想觉悟上有了很大变化。这从其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
总之，正是在华兴会等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思想宣传下，在会党首领的组织工作中，最终两股势力的汇合与交融，这场以会党为主力的萍浏醴起义一触即发。
三、廖叔宝扯起“大汉”旗
廖叔宝，字亲仁，1853年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市水源村横岭下。据1929年《萍乡横岭廖氏族谱》载：叔宝祖父华堪，生于1777年，聚妻郑氏，生子三，长钟材，次钟儒，三钟友。叔宝父钟友，字国士，生于1814年，授清登仕郎，配文氏，生子六：叔槛、叔虎、叔珊、叔乾、叔来、叔宝。叔宝最小，为父母及诸兄所疼爱。叔宝家是一个大家庭，以耕作为业，生活比较宽裕，是当时横岭村有名望的家庭。其父钟友亦是一个有名望的乡绅，地方及家族有事，均由钟友出面调处。
少年时代的叔宝，长得身体魁梧，为诸兄所不及，不爱读书，但爱习武，羡慕绿林豪杰，常背枪耍棍，以绿林豪杰自居。青年时代，拜名师卜名传为师。卜为当时武林高手，见叔宝生得魁伟，机智勇敢，非常器重，认真传教，叔宝亦能苦学苦练。数年后，功到艺成，善使双刀，能力敌数十人。除此以外，叔宝还学会了软功夫，精点穴术。好打抱不平，那时横岭廖姓有人在醴陵县城，开了一个小当铺。有一天，一个外来的强叫化，路过当铺门口，他拿了一件破旧的棉袄，往柜台上一丢，强行要当四串钱。掌柜认为这样一件破棉袄，怎能当那么多钱。可是那个强叫化蛮不讲理，竟将掌柜一拳打倒。恰巧叔宝在醴陵，知道这件事，急忙跑到当铺，问明情由，并向那人讲理。对方不但不听，反叫叔宝休管闲事。叔宝怒发，一拳将他打在角落里，坐在那里一动也不能动，大家发了慌，叔宝笑了一笑说：“不要紧，我既能将他一拳打死，也能将他一拳打活。”说完又朝那人一拳打去，那人果然动了一动，睁开眼睛，慢慢地站起来。叔宝忙从身上搜出一粒药丸，倒来一杯开水，叫他把药丸服下，半小时后就痊愈了，连旧棉袄也没拿，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叔宝的武功，传闻四方，成为一个有名的拳师。在家乡一带，收徒授艺，拥有不少高徒弟子，在萍、浏、醴、宜、万诸县，享有很高威望。加上叔宝平时重江湖义气，喜交朋结友，不少武林名手，常慕名拜访。他为联络武术诸派，与龙人杰、陈仁初、饶友寿、沈益古等人，组成武教师会，带领门徒，以耍青面狮灯闯荡江湖。
1906年夏，廖叔宝结识了同盟会会员蔡绍南、魏宗铨等人，在他们的革命思想影响下，积极投入革命。他毅然与哥老会诸首领一道，参加蕉园会议，为了集中力量，将武教师会与龚春台等领导的哥老会合并为“洪江会”，叔宝成为洪江会的核心成员，积极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同年12月3日，龚春台、蔡绍南、廖叔宝、胡友棠等人，在高家台召集洪江会各路首领开紧急会议，商讨起义日期与战斗方略。会上廖叔宝等激进派，认为有会党十余万之众，可与清军决一胜负，坚决主张立即起义，反对龚春台、蔡绍南等认为军械不足、时机还未成熟，主张稍缓以待外援的方针。会上大家意见有分歧，各执己见，议论通宵，尚无法决定。叔宝对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内心非常焦急，连夜独自跑到麻石，召集两三千人，高举“大汉”白旗，宣布起义。
廖叔宝高高地举起了“大汉”旗帜，各路旧式会党于是接踵而至，酝酿已久的萍浏醴起义在12月4日全面爆发，比原定计划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洪江会麻石起义爆发。叔宝任起义军前营统带。他腰缠白巾，脚着草鞋，背插双刀，积极指挥他所领导的部队，从麻石出发，攻下金刚头，再克上栗市，攻浏阳，每战叔宝都亲临阵地，带头冲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