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加速了向“重商”社会思潮的转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江西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早在19世纪60、70年代已有重商主张的呼吁，之后虽有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后的办厂实践，重商始终未能形成社会思潮。清末“新政”虽有奖励工商实业之举，民族工业亦有初步发展之象，但清王朝重农抑商政策和观念仍未根本改变。据统计，1872—1911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仅521家，资本总额约1.6亿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并在中央设立实业部，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司，确立以“振兴实业”为民国建设急务的治国方针，极大鼓舞了国人发展实业的思想。民间兴起了许多实业团体，类似的实业团体，在东南地区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重商主张终于在推翻清王朝后汇成了“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推动着国人的投资办厂热情。1913年，全国设立厂矿数达1378家，较辛亥前增长1.5倍以上。其中，东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增长最快：1911年上海新设工厂仅9家，1913年新设29家，增加2倍以上。其后，由于实业思潮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无暇东顾的有利环境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东南地区也正是在这个“黄金时期”才真正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以近代工商业为主体、以外贸内联为纽带的经济区，显示出强大的辐射力。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江西的商业发展也较为明显。如修水的茶叶销售就有所恢复。据1917年2月的《农商公报》记载，江西修水的茶叶公司入股者很多，资本扩充至50余万元。据1919年的《大公报》报道，江西的烟叶更是盛极一时。“赣省产烟之地，以鄱阳、广丰两县为最著。”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江西商业的发展，江西商人的地位也得以大大提升。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商人地位由四民之末急剧上升。原先的“绅商”，随着民国临时政府“振兴实业”的政策倾斜和“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随着旧朝覆灭和“重农抑商”传统政策的破解，“绅”的一面逐渐淡化，“商”的独立一面渐趋增强，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以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尊崇。但因清帝逊位而解除了束缚，便开始争取商界代言机构的地位。他们既要求在名分上实行官商平等行文，又在行动上倡建全国商会联合会，以民间商会代替前清时代以官控商的体制，反对政府苛捐杂税，为商民请命。
民国时期，江西的商业也是进一步发展。在江西社会的一段时期内，“绅商”型人物占据了一定的主导地位，从“四民之末”到托庇士绅而被视为“绅商”。这类亦绅亦商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社会举足轻重，也形成了一个不小势力的群体。如在江西首义之地的九江就是具有典型的“官商合一”的体制，商人的政治参与及其社会活动极其广泛，其威望与地位较以前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组成驻浔军政府时，本土士绅罗惺予任政事部部长，而商会会长舒先庚则任财政部部长。1912年5月，发行地方公债，各巨商认购，其中朱树参认购15万元，危子垣认购14万元。1912年10月26日，省会各界也是在商务总会张灯结彩，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孙中山莅赣。
二是工矿业与交通的发展。
辛亥革命之后，江西省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世界年鉴》1913年的记载，江西全省有工艺局、所、场97家，其中工艺局7家、工艺所76家、劝工场4家、公私建设工场10家，几乎县县皆有。1912年，近代中国22个省的煤矿工人总数为152459人，江西的煤矿工人达15895人，占总数的10.4%，在22个省份中仅次于奉天（今沈阳）与四川。
江西的交通运输工业，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发展起来，但较为缓慢。
在公路开发方面。民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变江西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江西的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筹集修筑公路资金，组建汽车运输公司。1922年，陈树棠发起筹建“浙赣长途汽车路”。1923年，龙钟伊发起组织“南庾长途汽车有限公司”，规划修筑南昌至大庾的公路。1924年，陈子清、余建臣、罗朗山、吴梅孙等人发起创办“抚建长途汽车公司”，计划修筑自南昌至南城的公路。1925年10月，在全省人民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在四邻各省大力发展公路交通的影响下，北洋军阀江西地方政府才决定成立江西省道局，主持公路修筑事宜，并由该局着手筹建从南昌到莲塘的公路。它全长仅14公里多。
在铁路交通方面。民国时期，江西省境内有两条铁路，即南浔铁路和浙赣铁路。南浔铁路：起自九江，止于南昌赣江北岸的牛行，是江西省境内的第一条客运铁路。在其筹款遇到困难的时候，日本政府乘虚而入，间接贷款投股100万两，将其势力侵入南浔铁路。1916年6月，南浔铁路建成通车，全线总长138公里。浙赣铁路：浙赣铁路始于浙江杭州，终于湖南株洲，全线总长1008公里，从东北向西南方向贯穿江西省境，是当时我国江南的一大铁路线之一。
在新式航运方面。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作为江西全省航运中心的南昌港，已成为拥有10余家航运企业，营运、出入港口的轮船年平均达到2000船次的近代化商港。而九江港区内有南华、怡和、日清、太古、三北、宁绍等6个较大的轮船码头，可停泊载重8000吨的海轮。樟树、吉安、赣州、鄱阳等港口也获得新的发展。
总之，随着辛亥革命对江西整个社会的冲击，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江西的工矿、交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萌芽了一些新的因素。
三是农垦公司、农业科技与农产品的商品化。
辛亥革命给江西地区农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集中反映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农垦公司发展上。南京临时政府在“振兴实业”的同时，也鼓励垦殖荒地。1914年，北京政府更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对开垦的地域范围、类别均作了明确规定，对呈请开垦的个人或法人、提前垦竣年限者，均分别给予地价优惠。在政府奖掖下，辛亥以后的10余年间，全国农垦公司从晚清时的90余个迅速增至300多个，其中东南五省共有130个，占了1/3以上。
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新式工业的建立，是江西近代经济出现的标志。在江西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农业资本主义经济首先出现在蚕桑种植业方面。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地方政府的提倡，向无蚕桑之利的江西开始种桑养蚕。仅绅商刘芋珊一人，“于赣州南乡王母渡地方种桑十三万株，并聘请龙商蚕师教种桑蚕事宜”。可以说，这是江西农业资本主义经济从封建地主经济压迫下挣脱出来的先例。
随着东南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作为城市腹地的东南农村，在辛亥革命后借助商业交换扩展的有利环境，普遍出现了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对江西的城乡经济也具有辐射作用。江西瑞金、广丰、黎川、广昌、会昌等县，抗战前遍植烟草，“多由粤闽两省商人购运南洋等处推销”。可以说，东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江西农业的商品化；而农村经济日益依赖市场，则为城乡经济的联动体制拓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和生命活力。这种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城乡联动结构越强固越发展，自然经济的分解也就越深入越加速。
江西在农业生产部门，垦殖、水利都得到较多的关注，新品种、新技术也稍有引进利用。这又主要反映在南昌附近的一些地区。譬如南、新两县修筑了防洪灌溉堤坝。再譬如施肥技术，随着农业知识的逐步推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化肥已开始进入农田。在不少经济作物区，种植技术开始走向集约化，精耕细作的程度有所提高。一般包括治土、种秧、移栽、压枝等几十道工序；在省农业学校及农事试验场还引进使用了近代机械化农具，诸如拖拉机、抽水机。稍后还设立了农业院等机构，专门研究各种新技术、新品种。江西的稻米亩产量在东南七省中是最高的（见下表），走出了江西农业近代化的第一步。
另外，江西的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力等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江西九江“卫民所管之屯田，可以自由顶退，一如所有者。百数十年，相习成风，牢不可破，盖名为顶退，实与典卖无异耳”。江西农夫工资，东乡、乐平两县均无甚差异，常年雇工，每人每月工资约四元左右，临时雇工，每人每月工资约五元。赣县常年雇工，每月工资约两元左右，膳食在外。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江西的经济顺势而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仍然是帝国主义与新旧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所以中国仍旧摆脱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在江西社会，这种表现更为明显。
第一，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仍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在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依然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在江西农村的耕地、山林、湖泊、鱼塘等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不少农村，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却占据了70%以上的土地。具体来看，占农村人口不到5%的地主占有农村土地的40%，占农村人口5%的富农占有土地的20%，占农村人口30%的中农占有土地的30%，而占农村人口60%以上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的10%。这种不合理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束缚着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农业生产的进步。只是到了30年代中后期，江西省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维持其反动统治，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设立农业机关、改进农业、复兴农村的政策，采取了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鼓励农民开荒种田，增加粮食生产，使江西的农林牧副渔生产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某些发展。
第二，工矿业生产步履维艰，其发展曲折而缓慢。在工业生产方面，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绅商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运动的鼓舞与推动下，纷纷创办纺织业，生产“爱国布”。据《农商公报》说，这种爱国布，“为见机敏捷之商人所织。虽尚未闻设立大规模之公司，然具三四千元、二万元之资本者，亦颇不少。其设立地方，始于南昌，而吉水、抚州、建昌、饶州等地亦继续之，有多至二三家者，每家装置织机十台，乃至三十台，使用男女工三十人乃至五六十人”。可谓争先恐后，盛况空前。针织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产生则较为迟缓。1915年，全省针织单位有1913个，工人共为6041人，每单位平均仅3人，说明多数还是家庭经营的小手工业。到20年代，九江、南昌出现了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粗具规模的针织厂。南昌自1922年有1家新式的针织厂以后，至1926年的五年时间里，就增加到60家，雇佣工人3000人。这些厂家，都是针织业中规模不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但是，这时江西的所谓工业，多半是手工业、小手工业和半机械工业，几乎没有真正的近代工业可言，在3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中，江西也错过了自己的发展机会。据1933年的调查统计，南昌市的机器业大小共计31家，多数以承接维修业务为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西民生工厂、邬运昌机器厂、广同和机器厂、郑永昌机器厂、裕生翻砂厂、怡生翻砂厂、和生翻砂厂等。江西的电力工业，是在同一时期建立起来的。统计资料表明，全省先后建立了9家发电厂，主要用于居民照明。此外，在南昌、九江两市，还有制革、碾米、印刷、面粉、肥皂等厂家，多数属于家庭手工场或半机械工厂，生产能力极为有限。正如有的材料所说，从1920年到1937年，在江西全省够得上近代工业企业的只有16家，战前的江西就谈不上有什么工业。
辛亥革命后，江西的矿产采掘业同工业生产一样，是十分落后的。只有萍乡煤矿和赣南钨矿的开采起步较早。萍乡煤矿是当时全省最大的煤矿，其次是鄱乐煤矿公司，再次是天河煤矿、丰城煤矿、余干煤矿等。
第三，商业的进一步发展障碍重重。如旧赣州府属，所产之糖，除销本邑外，并销往湖口及安徽安庆、湖北汉口等处。但因厘金较繁，成本太重，销路阻滞，制糖种蔗之户，均渐次减少。
最为关键的是，江西的商业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本土性和落后性的特征，其局限性也是可想而知的。民国《南康县志》记载，“江西金溪人贾书，临川人贾笔，清江人贾药，饶州人贾瓷，各因地土所产懋迁寄焉。南康人业微业，利微利，宁弃弗顾。弃农作商，康人绝少，故乡曲少冻馁之家。而亦少千金之子。”民国《安义县志》记载，“安义土狭人稠，土地之所以不足以供给，故经商者众，而以星卜为业游江湖者，较他邑为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