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不但是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而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风俗等领域都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迈进了一大步。对于内陆省份的江西，也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是政党、群众团体的涌现，民主政治的尝试，辛亥革命后的江西在这一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二是这一时期，江西的经济转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推动了江西地方经济的转变，明确了现代化发展的目标与方向；三是社会风俗习惯的嬗变。
一、步履维艰：近代江西政治的转型
辛亥革命对近代江西的政治转型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初步孕育，民众对政府有了一定的抗衡力；二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团体活动活跃，形成了从事政治实践与竞争的实体；三是议会政治的尝试，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要素之一。但是，由于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政府对社会过度的干预和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文化堕距”，使得民初江西的政治转型新气象只能是昙花一现。
辛亥革命开创了民主共和体制，以“名”与“实”进行考量，中华民国又像一块失去真义的空招牌，但民主共和毕竟已引进华夏神州。不但是革命志士为民主奔走呼号，就是那些力欲“帝制自为”者，此后也不得不收心敛势，有所顾忌；武夫政客也不得不借“民主”为其遮羞布，甚至是时时以之为标榜，以“正身份”、“明心迹”。1912年3月8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就算是作秀，也不得不在宣誓中道：“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一个月余，1912年的4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宣言中再次表示：“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起也。”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无形中使思想界冲破了千年封建专制的牢笼，思想解放的潮流犹如破闸之江水，汹涌激荡，不可遏阻；各种外来思潮亦纷至沓来，大放异彩。民初的十年俨然成为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盛世。江西作为较早响应武昌首义和打响反袁第一枪之地，辛亥革命对近代江西的政治转型有较大的影响。
首先，国家与社会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民间社会制衡官府的能力与清末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了较明显的增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初步孕育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当国家与社会出现激烈冲突时，民间社会都是处于非常弱势的一方，无能为力从而无所作为。民间社会一直都缺乏在重大问题上真正有效地制衡国家的手段与能力。只有国家采取扶植民间力量的政策，或者虽不主动扶植也不严加限制和约束，民间社会才能获得扩展的机遇。而一旦国家对民间社会予以侵蚀甚至扼杀，民间社会主张将难以进行持续的抵御，辛亥革命之后，民间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毕竟前进了一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教育的开放与发展。据民国元年的教育统计表明，全国有大专院校115所，其中大学4所，学生481人；专科学校111所，学生39633人；中学500所，学生59971人；师范学校253所，学生28605人；实业学校79所，学生14496人；小学86318所，学生2793475人。而清末学部1909年统计，各省学生数共为1626720人。1902年，新式学堂——江西武备学堂创办。
二是工商实业的兴盛。1895—1913年，江西开办的华资制造业和采矿业企业达13家，占总数的2.37%；创办资本238.3万元，占总数的1.98%。对于之后的发展情况，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1913—1915年这三年中，新创立的注册工厂比清政府奖励工商时期的极盛时期还要多一倍。”1916年，农商部在江西创办糖业试验场。
三是最值得一提的，社会民众向政府维权、与当局抗衡力量的萌芽。1913年6月，在《众议院议员陈燮枢等为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职质问书》中就提到：“凭少数意见串捏诬蔑，即可构成官吏罪案，是黜陟之权不必问官吏之良否也，攻讦之词不必询人民之公意也，此不解者一。都督对于省议会负责，不经议会弹劾，即非不胜职务，岂能任意罢免。”1919年5月，江西省议会议员秘密与函省署，以生计困难，月薪80元不够日用，要求加薪一倍，并自第二届当选之日起至1920年6月，追回11个月的12万余元。此事曾得到省行政当局戚扬省长的首肯，而戚本人在遭到弹劾之后，却又指使机关报鼓吹反对。当时，加薪之事一经宣布，立刻激起了赣人的众怒。5月26日，江西学界200多人召集公民大会，主张以民气与武力对付议会。29日，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九江旅省商业公团、旅省各县同乡会代表集会，进行示威活动。31日，江西各界因反对省议会擅自加薪，汇集百花洲沈公祠，召开公民大会，中午12时群众达数千人，一致谴责擅自加薪，无视连年水旱灾害，民不聊生，加上时值商业萧条，国家千疮百孔之事实，公费若增加一倍，必然会增加老百姓负担。会中选派代表分赴军民两署及省议会请愿。学生联合会队伍同代表赴省议会，结果与议员发生冲突，造成多人受伤。“五卅之变”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去见督军陈光远的代表，得到了陈督的许诺，支持公民意见。次日，因督军、省长再次许诺取消议员加薪，商人才开市。
其次，出现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党派、团体。正规意义上的政党最早是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它是以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为社会基础而成立的政治团体。就运用西方民主制度参与政治活动而言，又特指在现行政治体制内部运用合法手段和适当程序以从事政治实践和竞争的政治团体。因而，诸如帮会、会党等近代革命党都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国长期是封建皇权一统天下，“党”为政治中的一大“祸害”。每每出现党争，便被视为乱世或为政治不明的结果。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严格的党禁政策，直到1911年，中国仍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可以公开的政党。辛亥革命开了近代政党政治的先河，中国同盟会以政党形式团结各方志士，宣传民主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政权为北洋军阀窃取，但开放了党禁，破除了政党桎梏，再加上民主观念的宣传，民主政体和政党政治在形式上被保存下来。因此，各种主义、思潮得以广泛传播，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才能堂而皇之登台表演；各式各样的政纲、言论才敢公开出版；各党派、团体在政治舞台上争奇斗艳，欲主中国命运之沉浮。吴玉章回忆说：“试看武昌起义以后立即出现许多党派，争取参加政府，他们的活动在现在看来固然有许多是很幼稚的，但是不容否认，这是民主精神高涨的反映。特别是广大人民都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胜利，更是一种气息。”
随着辛亥革命思想的发展与帝制的结束，党团活动便初以上海为中心、后随着临时政府北迁而以北京为中心逐步展开，政党观念也逐渐转化为实践，传统的革命政党或政治集团也渐向通常意义上的近代政党转化，党团林立、纷争遂成为辛亥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民国初年，面对共和政体建立后出现的权力再分配的机遇，各派政治势力进行了重新组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极大地刺激了各阶层民众参政意识的勃然兴起，政党活动成为时髦。政党、社团纷纷涌现，即使旧的封建势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得不采用政党政治斗争的新形式参与政治角逐。于是，民初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政团组织最活跃的时期。
民国伊始，通过结社组党来表达人们的政治向往成为一种时尚。通过组党来实现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思想认识唤起了许多市民的政治参与意识，1912年前后政党林立，以至“各处会所如林，党员如鲫”，不仅“士大夫对于集会大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势”，而且“市井鄙夫，或则滥于工会，或则厕身政党”。
民初的1912年至1913年，是中国政党政治的鼎盛时期，也是江西省的政党、团体与组织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组党合法。江西省于1912年颁布了《临时约法》，虽然没有关于政党的条例，但明确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为政党的组建、活动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第二，政党林立，政治参与活跃。据台湾张玉法先生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4年1月国会解散，号称党、团、会社的新型团体，凡682个，其中进行过一定政治活动的达312个，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所以时人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各党可以公开批评时政，而且可以竞争参政，甚至组成政党内阁。显然，政党组织在民初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如在江西属于少数派的共和党，面对国民党在江西一统天下的局面，就针锋相对提出了民主与监督的难题：现在无省无党，无党不争，若令一党独操选政之权，则通同舞弊，势所难免。今江西六区复选监督皆国民党员，临、饶、抚三区知事，本皆国民党员，遂皆委充监督。赣州、南昌二区以知事陈治、汪念祖皆非国民党员，故赣州则以税员汤祚贤、南昌则以司法次长徐无诘充之。吉安一区论地理上之便利，当以庐陵为宜，而委国民党之吉水知事刘存一，即以吉安为复选区，刘存一调任庐陵，便改庐陵为复选区，辗转迁就，总不越国民党之势力范围，循是而论，非国民党不得为监督，即非国民党不得选出议员。
第三，短期内政党社团涌现如潮，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产物，体现了新形势下各阶级、各阶层及各种势力集团通过政党角逐以达到实现自身利益之目的的特殊政治生活景观。也正因为属过渡时期的产物，民初政党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也就不足为怪。民初林立的党团存在的诸多缺陷非常明显：彼此规模悬殊，性质不尽相同；政纲大同小异，立场大相径庭；均称代表民意，却都缺乏民众基础；随意建立，分合不定；鱼龙混杂，跨党现象十分严重。这种初始性质的现代政党组织，群体力量也是十分脆弱的。
民初的政治结构，从实质上说是各种参与推翻清王朝的精英们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最具代表者即共和代议制度、政党政治制度等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由于是仿照移植的，这种政治结构不仅机制不健全，而且没有完善的角色设置。以政党政治观之，由于缺乏各种利益集团即二级政治组织，从而缺乏深厚的民众基础，影响真正所及只有少数精英与政客官僚，难以正常运作，终不免昙花一现。
再次，议会政治有做积极的尝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在中央及省的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同时，有许多省份自动组织新的议会，以取代原有的咨议局，江西就是其中之一。议会政治在江西的推行及其对近代江西政治转型的影响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议会的组成成分广泛、议员资格较为宽松，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主政江西也通过了合法的程序。江西省临时议会的召开一波三折。革命期间省咨议局虽然表现消极，但当大局已定之时，副议长叶先坼与常驻议员前往军政府，呈请都督彭程万召集全体议员，组织临时参议院，共议改革事宜，并执行行政监督之职能。但由于受到日益活跃的各组织、公团的影响，各议员担心得到民众的认可，召集困难。1911年12月，马毓宝都督认为共和政体之下，设立临时议会势在必行。政事部副部长即原咨议局副议长叶先坼与在省城的绅民商讨，由各县选举已来不及了，于是主张由各县旅省绅商学界，各就本属先选出三人，再由各府投票每县选出一人，加入旧有议员，共同组成临时议会议员。
1912年9月4日，江西省第一届正式省议会选举法公布，选举资格比清末的咨议局降低了很多：年龄从25岁降为21岁；学历从中学改为小学以上或同等学力；财产由不动产5000元降为500元。政治参与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也为民国共和带来了一番新的景象。江西当时人口大约在23987317人，1909年咨议局选民是62681人，占人口总数的0.26%；1913年的省议会，选民为4972692人，占到20.73%；因资格放宽，江西选民的人数与咨议局相比增加了近80倍，选民占全省人口的比例从第18名升至第5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