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幕之为学，读律尚已。其运用之妙，尤在善体人情。盖各处风俗往往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然后传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谤生。古云利不百不兴，弊不百不除。真阅历不可不念也。
【译文】
一个充当幕宾的人所学的知识，主要是精研法律条文。学以致用的奥妙之处，尤其在于体察人情世故。因为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必须虚心地领会求教，并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随时调整方式、方法，调整补充法律条文。然后加以宣传，这样就会让官府和当地百姓上上下下都协调，官家的声誉上升，幕宾威望日高，假如一味死抠法律条文，固执地按习惯方法办事，不能结合俗情变通，就会招致埋怨诽谤。古人说得好：“有利的事情不多就不要去办，有害的事情不多就暂时不去革除。”这真是老于世故、很有阅历的话，我们应该常想着这句话啊。
【智解】
为官办事，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原则的条件下，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这就可能把事情办好。所谓活而不乱，千万不能墨守成规，刻板固执。从各个方面掌握情况，从多种角度思考问题，针对不同的事情提出不同的意见，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了解民情掌握实情，以便在运用法律条文，运用公文程序时可以机动灵活地处理。
若将法律制定、运用得太死板，往往后果不好。
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商鞅便是一个。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最终一统天下。
推行变法自然不容易。为了确保新法顺利出炉，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他初见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不感兴趣；复见，说以“王道”，秦孝公昏昏欲睡；再见，说以“霸道”，秦孝公立刻来了精神，点头称是，奉为上宾。
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变法也是一种利益的重新瓜分，改革自然触犯了贵族们，因而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兴风作浪，公开唱起对台戏。但是商鞅也并非省油的灯，他先下手惩办了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公孙贾的脸上被刺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杀鸡给猴看”，人们晓得了利害。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不过，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做法多少过于粗暴了，他的新法是相当严厉的，号称“轻罪重罚”。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法者对自身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法。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殃及无辜，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成为法律允许的一种可能。
这些种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据说，他本人就是死在自己一手创出的严刑峻法之上。太子治商鞅的罪时，他逃跑了。跑到客店，人家不敢收留，说根据商君法令，不能留没有证件的人住宿。最后他被秦王抓住，死在他本人设计的刑法——车裂（五马分尸）上，连他的家人，也根据“连坐”制度，被全部处死。可以说，他掉进了自己挖成的坑里，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效仓中鼠行帝王术的李斯亦是如此。
李斯本是布衣出身，起初只做了个郡中的小吏。不过，他胸有大志，根本不曾想过在这芝麻大的职位上老死终身。有一次，他看见宫舍厕所中的老鼠偷食污秽之物，一遇“风吹草动”，立刻惊恐万状，仓皇逃窜；又见粮仓中的大老鼠肆无忌惮地啮食积粟，坦然自若。于是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就像老鼠一样，全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他决心改变环境，像粮仓中的大老鼠一样，谋求更高、更好的地位。
于是，李斯辞去小吏职务，来到了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拜荀况为师，同韩非子一齐学习“帝王之术”。学业完成后，想到西方秦国去，就向荀子辞别，说：“我听说一个人要是遇到时机，千万不可怠惰。现在各国诸侯都正在争取时机，希望成大事立大业，所以有谋略的游说之士都容易掌握实权，尤其秦王更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天下，治理万方，这正是以游说为事业的布衣之士奔走四方、猎取富贵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动身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来到秦国后，当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吕不韦很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李斯因此得到机会，游说秦王嬴政暗地派遣有谋略的游说之士，带着金玉宝物去游说诸侯。诸侯国家内的知名之士，凡可以用财物收买过来归附秦国的，就以礼收之；至于不肯被收买的人，就用剑封喉。秦王利用李斯所献的离间计，破坏诸侯各国君臣间的团结，终于吞并了天下。
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成就了帝王的大事业。自己也做了三公。秦始皇死后，他为了一己私利，听从了赵高的邪说，废弃嫡子扶苏，立了庶子胡亥。终使秦国丧失了天下，自己也未得好死。
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同样也死在自己的“法”上，被施以五刑，先是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是秦朝的一种侮辱刑），然后劓（即割鼻子，也是秦的一种酷刑），砍断左右趾（即砍掉左右脚），又腰斩（拦腰斩断），最后是醢（音海，即剁成肉酱），并且祸及父母、兄弟、妻子。
他的下场很像商鞅，让人一叹历史的轮回，何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