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没有祖国这一提法曾经引起过讨论，后来还有学者指出翻译不准的问题，应该译为“工人没有国家”。但是，从《共产党宣言》的上下文来看，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我们不妨先放下词句，从总体上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实际上革命导师就是为了强调工人运动是不分国界的，因为资本运动也是不分国界的。不管工人是否掌握政权，这种国际一体化的性质是不变的。这是从一般原则上讲，具体来看，当时的机会主义向统治者妥协，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工人，为所谓“祖国”去战斗。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祖国处于病态的时候，工人有拯救的责任，拒绝参战就是最直接的手段。何况这是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好时机，怎么能失去呢？鲁迅曾讽刺过“宁肯做自己国家的奴隶，不做外国人的奴隶”的狭隘意识，道理也在这。毛泽东曾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也是宏观上的概括，这里要注意“说到底”三个字。它与民族统一战线并不矛盾。反过来想一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什么道理呢？在能够避免自身灭亡的条件下，他当然要把阶级统治放在第一位了。因此也可以说“资本家没有祖国”。祖国是历史传给人们的居所，利益才是他们行动的理由。家，可以费尽心机把它建设得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任何出路的情况下，家也是可以搬的。
（三）党的组织性
党不但作为信仰，而且作为组织存在，这是党的常识。但是在列宁那个时期，却有一种社会散漫主义思潮，严重地危害了党的理论。
列宁在他的《进一步，退两步》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究竟是应当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可以满足于所谓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的空话？”后来，斯大林总结道：“关于党是有组织的整体这个思想，是列宁所提出的我们党章第一条的著名条文中固定下来的，这个条文把党看作组织的总和，把党员看做党内某一组织的成员。孟什维克还在1903年就反对这个条文，而提出了自行列名入党的‘制度’，要求把党员的‘称号’扩大到每个‘教授’和‘中学生’，每个‘同情者’和‘罢工者’，即扩大到每个给党以某种援助、但是并不加入而且不愿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人。……那就必然会使党内充满教授和中学生，使党变成一个界限模糊、没有定形、组织涣散而沉没在‘同情者’大海中的‘机构’，抹杀党和阶级间的界限，抛弃党的把无组织群众提高到先进部队水平的任务。”“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
工人阶级与农民兄弟相比，就已经是有组织的群体了，那么，作为它的先锋队，其组织性不是应该更高吗？实际上，先进性的首要一条就是组织性。集体主义的原则和集体主义的觉悟是完全一致的。没有高度的组织性，党员的先锋作用就不能发挥，就如同运动离开了载体是不可思议的。前几年的党员先进性教育运动，我们经常回顾起列宁的一句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并且告诫自己：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一宝贵的建党思想一定能够继续发扬下去。
（四）革命与改良
改良主义这个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社会学领域有着很坏的名声。事情往往这样，一个东西出来，不管它本身如何，一加上“主义”二字就要慎重考虑了。“实用”这个词是褒义的，但“实用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自由”是令人向往的境界，但“自由主义”却在任何时期都被批判；“怀疑”本是一种批判精神，代表着超越，但“怀疑主义”却另当别论等等。撇开词句本身，我们要着重考察的就是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
斯大林说：“有些人以为列宁主义反对一切改良，反对一切通融和妥协。这是完全不对的。布尔什么维克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来，真是‘凡施皆善’；在某种条件下，改良，其中包括通融和妥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列宁说：“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要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着向各种不同的方向走吗？问题显然不在于改良或通融妥协，而在于怎样运用改良和妥协。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在我们的认识中，改良主义是一种保守主义，是不想解决根本问题的权宜之计。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虽然戊戍变法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人们总不免要对此表示遗憾，当作教训来借鉴。但是，当我们懂得了列宁对改良和改良主义所做的区分，也就会采取列宁的思维模式。适当地使用改良的办法，为革命工作开路，这是不会有任何错误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这样的一些措施，看来是暂时离开总目标的行动，只要轴心不变，它们都会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时候，一些人在改革与改良两个概念之间踯躅不定，对改革的力度和方法也是顾虑重重。比如私营企业、股票市场等等的出现还引起了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定位是高的，在“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情况下，改革就与革命具有同等的地位，而改良只能是措施级别的。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这主要不是妥协和通融的问题，也没有曲折迂回的性质，它直接就是沿着自我生长的道路在前进，所以，改良这个词，既便是就它的积极意义、就它与改良主义的严格区别来说，在这里也是不适用的。我们只能说它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语言。
四、社会主义的成功及其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苏联所创造的奇迹首先就是：它在一个国家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权。而且这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的预言有差别的。就像我们国家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与苏联“城市武装暴动”的差别一样，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上，因此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体系上，具有同层次的学理价值。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是两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斯大林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刻分析，他说：“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他接着举出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真切见解：“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一个联系地看问题，全方位看问题，也就是总体性思维模式的典型论述。
如果说，作为历史事件，十月革命的内容我们都比较熟悉了，但是，与此衔接的另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它们的性质，它们与“一国首先取得胜利”这一现实的联系，我们还是应该反思的。
“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这一思想不但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考虑，它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可以逻辑地推断：如果是多个强大国家共同进入社会主义，那么对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全面过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虽然历史进程不能假设，但其中的制约关系会让我们对眼前的事态有着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看列宁是如何做出推论的：“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跟着现实走，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各项措施，以实际效果来判定工作方向。下面的问题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结论：首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方法：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它在一定限度内能帮助我们同小生产者的散漫性作斗争，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所以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实践和经验会来规定。既然无产阶级紧紧掌握着政权，紧紧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这里也就没有什么使无产阶级政权可怕的地方……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领教’的成绩，只有靠实际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些，要善于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使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起来。‘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我们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安排基层党校对干部进行培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学习列宁的《论粮食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改革的性质、任务和措施的认识还不是很透彻，步子迈得还不坚定，到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使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反思一下列宁的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根万变不离其宗的轴线贯通着，正是这个核心的东西会穿越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保持自己的本质。“人类解放学”这一抽象概括，包含了社会进步的无限内容，只有献身其中，又善于总结人民的智慧，才能抓住那条不变的轴线。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包含自我引申的弹性，不给后来人以发挥和培植的余地，那么，也就不会像他们自己所说的“自己的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行动的指南”了。这就是我们从纵向发展来看的整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