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怎么冥思苦想，关于第二十四个下午，我所能想起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我走出家门，步行穿过镇子，思索着我们这片海岸的地质情况，想象着第一批清教徒们的所作所为，再把普罗文斯敦客栈嘲笑一顿。之后，我想我可能是走回家去了。我躺在沙发里，忧郁的心绪始终缠绕着我。在这二十四天里，我总是好久好久地盯着这面墙。不过，真的，我想起来了，这是我绝不能忽视的，那天晚上，我钻进我那辆波其牌小汽车，驶向商业大街，我开得很慢，就好像我害怕那天晚上我会变成个小孩子。大雾漫天，一直开到望夫台酒家我才把车停下来。在那儿，在离普罗文斯敦客栈不远的地方，有一间黑得分不清本色的小松木板房，上涨的潮水在轻轻地拍打着房基。这也应当是普罗文斯敦的一种夺人心魄的魅力吧。我还未曾留意，不仅是我的房子——她的房子！——而是商业大街靠海湾那边的大多数房子，在大海涨潮时都像一条条漂浮的航船，这时房基下面的堤岸已有一半淹没在大海中了。
今晚，大海就弥漫着这样的大潮。海水有气无力地上涨着，就好像我们这儿是热带地区，可我知道大海是凉的。在这间黑屋子那扇完好的窗户后面，壁炉内的火苗漂亮得足可以印在明信片上。我坐的那把椅子散发着冬天将临的气息，因为它有块搁板，一百年前人们就在学习室里使用这种搁板：一块由折页连起来的大大的圆形橡木板，要坐时你只要把板子往上一抬就行了，待你坐下后，它便又恢复了原状，支在你右肘下边，你可以把它当作喝酒的桌子来用。
望夫台酒家可能是专门为我开的。在秋天里寂寞的晚上，我喜欢自负地幻想，幻想我是个腰缠万贯的现代大亨式海盗，只是为了娱乐才开了这么个小店。那头儿的大饭店我可能很少光顾，不过这家墙上镶了板子的休息室和配有女招待的小酒吧却只是为我一人开的。私下里我想，别人有什么权力到这儿来。在十一月份，要保持这种幻想并非难事。平时，夜里静悄悄的，大部分就餐者都是来自布鲁斯特、丹尼斯及奥尔良等地的白人，是些上了岁数的，为人还不错。他们从家出来就是想找点刺激。他们发现，冒着风险把车开出三十或四十英里到普罗文斯敦这件事儿本身便足以令他们激动不已了。夏季的回声并未使我们那难听的名声好听多少。那些在象牙塔尖待过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位白人退休教授与退休了的公司高级职员——看上去都不想在酒吧间里逗留。他们朝餐厅走去。我穿着一件粗蓝布夹克衫，人们只要看我一眼就会转到饭桌旁。“亲爱的，不在这儿喝，”他们的太太会这样说，“吃饭时再喝吧。我们都要饿死了！”
“对，乖乖，”我会自言自语咕噜道，“都要饿死了。”
在那二十四天里，望夫台酒家的休息室就成了我城堡的主塔。我坐在窗子旁边，盯着炉火，注视着海潮的变化；四杯波旁威士忌、十支香烟、十几块乳酪饼干（这是我的晚饭！）下肚后，我便觉得我顶差也该算是住在海边的受了伤的贵族。
作为对凄怆、自怜与绝望生活的回报，我酒性大发，想象力又回到了我身上。不管在这种保护下它们是多么不平衡，它们毕竟还是回来了。在这间屋子里，顺从的女招待令我酒性大发。无疑，她很怕我，尽管我说的最富于挑逗性的话也不过是，“请再来一杯波旁威士忌。”但我知道她为什么不安。她是在酒吧间里工作，我在酒吧间里干过好多年呢。她认定我是个危险分子，我尊重她这一看法。我良好的举止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我做侍者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时刻注意像我这样的顾客。他们从不给你添麻烦，可一旦添起麻烦来，你那间屋子就将变成一堆垃圾了。
我不认为我是那种人。可我怎么能说女招待在这种急切期待的心绪下就没有照顾好我呢？我想得到多少关照，她便给我多少，给予我所需要的一切。经理是位年纪轻轻而又谈吐文雅的小伙子。他决心让小店保持创办期的风格。我俩已相识多年。只要有我那位殷富的太太陪我来这儿，他就会把我当作本地贵族的了不起的代表，无论帕蒂·拉伦喝醉时是如何的吵闹：财富绝对抵得上这些！由于只剩我自己了，我进来时他向我打声招呼，往出走时他和我道声再见，而且很明显，他是以老板的身份决定让我完全独自一人地待在这儿的。结果便是，没有什么人到休息室里来。夜复一夜，我爱怎么喝就怎么喝，醉成什么样都行。
直到现在，我还承认我是个作家。然而从那头一天起我就没写出什么新东西来。三个多星期过去了，我还是一个字都没写。我们可能会以为，把某人的处境视为嘲讽的笑料并非什么乐事。但是要知道，当圆圈合起来时，嘲讽就也成了一座土牢。当我沉浸于尼古丁的怀抱时，最后一次戒烟的成功使我丢弃了写作。戒烟让我丧失了写作能力，我甚至一段儿也写不出来了。因而，戒烟以后，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写作。既然我已经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就不能在戒了烟之后再抽烟，免得捂灭那文学创作的星星点点灵感的火花。或者是因为帕蒂·拉伦出走了的缘故？
这些天来，去望夫台酒家时我总是带着个笔记本儿。喝醉了，我就在原来那些字上再加上那么一行两行的。原来那些字是我心情稍好些时写下的。有时，当观光者和我一块儿在同一间屋里喝开胃酒时，我对那些妙言妙语的赞美，或是对现在听来同老酒友的车轱辘话一样乏味的嘲弄，听上去都可能既稀奇古怪又生气勃然，就和狗叫差不多（根本不顾及休息室的体面）。它也不管身边有没有人，反正叫给你看，叫得你不得安宁。
我喝得酩酊大醉，拧着眉头琢磨着连我自己也认不清的笔记，然后，当我又看到这些灌满了酒精的曲里拐弯的字儿变作了一篇可读的文章时，我就会高兴得笑出声来，这能说我是在人前卖弄学问吗？“噢，对了，”我自言自语嘟囔一句，“这叫研究！”
我刚想出标题的一部分，这是个真正的标题，作为一本书的名字蛮响亮的：《在我们的荒野上——对心智健全者的研究》，作者：蒂姆·马登。现在，该解释一下我的名字了。《在我们的荒野上——对心智健全者的研究》的作者是麦克·马登，还是蒂姆·麦克·马登，抑或是双麦克·马登？我咯咯地笑了起来。我那位女招待，那个可怜而又过于机警的姑娘扭过身来瞄了我一眼。
我确实是在咯咯地笑着。我又想起了那些有关我名字的老掉牙的笑话。对父亲的敬爱在我心底油然而生。啊，敬爱父母那种又酸又甜的滋味儿呀。它纯粹得决不亚于你五岁时吃酸糖球的感觉。道格拉斯·“白面团”·马登——对他的朋友与对他那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来说是大马登——有一次曾叫我小麦克要不就是麦克麦克，过了一阵子又叫我双麦克，叫我突米，最后还是又管我叫起蒂姆来。我一边呷着酒，一边思考着我名字的词形学意义，我咯咯地傻笑了起来。在我的生活旅程中，每改一次名字，就会发生一件事儿——要是我能把那些事记住就好了。
现在，我试图在心里给我的首篇文章盘算出第一套词组来（标题多棒啊！《在我们的荒野上——对心智健全者的研究》，作者：蒂姆·马登）。我应该为爱尔兰人说上那么几句，解释一下他们干吗要喝那么多酒。这可能与睾丸激素有关吧。爱尔兰人的睾丸激素很可能要多于其他男性。我父亲就这样。睾丸激素的跃动令他们难以管教。荷尔蒙很可能需要用酒精来化解。
我坐在那儿，手里拿着笔，喝了口波旁威士忌，差点把我舌头给辣掉。我没准备咽下去。这个标题差不多是从第一天开始直至今日在我脑海中浮现的一切了。我只能静思默想海浪了。在这寒冷的十一月的夜晚，从某种程度上说，休息室窗外的翻滚的海浪与我脑海中那汹涌的波涛有很大的相似性。我的思路枯竭了。我对酩酊大醉后想象的贫乏深感失望。这和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刚琢磨明白宇宙的真正关系可惜你的词汇却跟不上趟没什么两样。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在望夫台酒家我的这片小天地里，不再是我独自一人。离我不足十英尺[4]远的地方，有个长得和帕蒂·拉伦一模一样的金发女人与她的男伴坐在一起。要是我不能给我敏感的直觉找到另外的解释的话，那么很明显，她是和那小子一块进来的。那小子衣冠楚楚，一身花呢与法兰绒料子，两腮灰髯，脸膛晒得发红，看上去活像个律师。是的，那个妇人同她的美男子坐在一起。他们桌上放着酒，所以他们一定会扯上一阵子的（用不要脸的语调来扯，最起码她的语调就够不要脸的）。五分钟？十分钟？我看得出他们已经估摸过我了，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居然会厚着脸皮不理睬我。不晓得那个穿花呢与法兰绒的是不是有几招真功夫，看上去他不像是个武林高手，倒像是个网球运动员；也不了解这对夫妇是不是富有，富有到连陌生人都从未让他们不愉快过（他们的府第被盗除外）；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对紧靠在他们身边的这具有躯干、有脑袋、有四肢的躯体不屑一顾。对所有这些我都不甚了了，但至少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就是那个女的在大吵大嚷地说话，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令人烦恼的时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侮辱啊！
不久我便明白了。从他们的谈话方式上，我推知他们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们举止放荡，大大咧咧，同光顾慕尼黑酒吧的新泽西游客没什么两样。
由于我的注意力全都用在了那些只有情绪低落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沉重的心理活动中，大脑就如一头归栏的大象，步履蹒跚，东碰西撞。最后，我终于还是爬出了我那高低不平的自我专注的沙丘，看了看他们。这下我才看出，他们对我冷漠不睬既不是因为他们狂傲自大、自信心太强，也不是因为他们单纯无知，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正在演戏。只不过是一组亮相罢了。那个男的早就警觉到，对我这样死盯着他们不放的人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弄不好我就会给他们带来真正的麻烦。而那个女的呢，正像我所估计的那样，一定认为自己的举止要是不像天使就得像荡妇，不然就太让人难以忍受了。选择其中任何一者都可以。她在往前冲呢。她希望激怒我。她想考验考验她那位美男子的勇气。这个妇人可决不是一般的代用品，能够取代我的帕蒂·拉伦。
不过还是让我来把这个女人描绘一番吧。她很值得一看。她年龄比我妻子小些，四十多岁，但是她与我妻子有多么相像啊！以前有位名叫詹妮弗·韦尔斯的色情明星，这女人长得同她没什么两样。她长了一对丰满、高耸而又不很对称的大乳房——一个乳头向东，一个乳头向西——陷得深深的肚脐眼儿，女性的圆圆的肚子，迷人的富有弹性的丰臀。在买票饱览詹妮弗·韦尔斯美色的人群中间，不少人被挑起了勃发的淫欲。任何一个想当金发女郎的人就是真正的金发女郎。
眼下，我这位新邻居的脸和色情明星詹妮弗·韦尔斯的脸一样，绝顶动人。她那微微上翘的妩媚的鼻子，她那噘得高高的小嘴儿，都显得如此任性，如此傲慢，与性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东西绝无二致。她的鼻孔向外翻着，她的手指——女权运动可以振作它自己！——厚颜无耻地涂上了银灰色的指甲油，同她那灰蓝色的眼睑相映生辉。真正的一个美人儿！不合时尚的尤物。西海岸的富翁们最最偏爱的那种人。桑塔·巴巴拉？拉·乔拉？帕莎登娜？不管她在哪儿，她也肯定是从桥牌之乡来的。衣装整洁的金发女郎待在这样的地方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完美程度就好似撒在五香熏牛肉上的芥末面儿。自治的加利福尼亚已潜入我的灵魂之中。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这种凌辱，它简直就像在犹太人上诉联合会办公室外面贴上一张卍[5]字一样欺人太甚。这个金发女子令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帕蒂·拉伦，只看一眼就想到了，我真想揍她一顿。怎样打呢？我也不知道。但最最起码也非叫他们别那么得意不可。
于是，我便细心地听下去。她是个从头到脚着装讲究，又喜欢喝酒的女人。她能一杯接一杯地喝。苏格兰威士忌，那当然。切瓦斯雷加酒。“切维斯。”她这样称它们。“小姐，”她唤女招待，“再给我上一杯切维斯。多加几块宝石。”她把冰块叫作宝石，哈，哈。
“当然，你让我烦透了。”她对她的男伴说道，声音大而自信，好像她能根据酒量的大小来决定屁股下面性欲的旺盛度。真是座发电厂。有些声音就像调音叉那样，能让我们心中那隐秘的乐弦产生共鸣。她说话就是这么一种声音。这么说是粗鲁点，但无疑谁都会为了这种嗓音而干出点儿什么勾当来。甜声媚语下面那湿乎乎的小亲戚会奉献出同样的东西让你去占有的，这个希望总还是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