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万言书，拳拳爱国意。
现代中国历史上，在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中，有很多人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张治中就是其中的一个。全国政协原主席邓颖超曾经就说过：“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与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好朋友。从1924年开始，他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恽代英、熊雄等同志时相过从，曾为维护国共两党团结而努力。”
真诚友谊黄埔奠定
1911年，当时的中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当时才21岁的张治中对于社会上所酝酿的急剧变革似乎一无所知。张治中刚刚从警察学校毕业，当了一名正式的警察。有了工作之后，张治中非常高兴，他给家人写了封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
当上警察后不久，张治中就发现这个工作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张治中当时在警察分局住宿，但是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就在巡警局厨房的一个茅草堆上睡觉。警察晚上要站岗。那时正是冬季，晚上起来很冷，而张治中却连一件像样的棉服都没有。冻得他直打哆嗦，但他也只能咬紧牙关，孤独地站立在寒夜的街头。
在凄凉暗淡的夜晚，张治中百感交集，他心想：我绝对不能这样过完一辈子。
张治中对所有有字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一天，他在巡逻的时候发现街道拐角处贴着一则广告，上面写着：英语专修科夜班招生。张治中从来就没有学过英语，所以决定去登记处报名。从那以后，张治中除了要站岗，还要抽出时间去学习英文。他的同事们都不理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折腾自己。
由于执勤警察的空闲时间很多，别的同事在闲暇时间不是逛街就是打牌，但是张治中则埋头看书。张治中有个毛病，就是“捡字纸”，只要地上有一张带字的纸片，被他发现了肯定会捡起来看完。和张治中一起当警察的那些人，对张治中的这个毛病非常好奇。每天，巡警局里都会有大量的纸片被作为垃圾扔掉，这时候，张治中就拿着一个篮子，把那些纸片都捡起来。
许多人都把张治中的这个毛病当做是“不正常”，还有人经常借此恶作剧，他们故意把字纸扔在那里等他去捡。巡警局里的伙夫也打趣张治中说：“字纸有很多。你还不去捡吗？”其实，张治中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他始终牢记私塾先生的一句话：“敬惜字纸。”
在那段时间里，张治中生活的全部就是：站岗、学英文、看报纸、读杂书、捡字纸……
终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让张治中的生活不再平淡。在某一个晚上，扬州燃起了革命的火焰。许多人都上街游行，宣告自己支持革命、推翻旧社会的心声，张治中也非常兴奋，他参加了热烈的游行。
张治中喜欢捡字纸的习惯在关键时刻让他的命运发生了扭转。因为他捡到这样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上海已经发动了革命，革命军已经武装起来，准备推翻旧社会。
当时，在扬州的大街小巷上，人们都在谈论光复，一时间“人心思汉”，革命军受到了人们广泛的支持。张治中觉得自己留在扬州站岗是在浪费大好的青春，在看到那张纸条之后，他决定前往上海。
张治中在来到上海之后，看见成群结对的学生军抬头挺胸、英姿勃发地走过去，感觉非常羡慕。所谓的学生军，指的是全都是由学生组成的军队，与一般三教九流参差不齐的军队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张治中也觉得，如果能够成为这样军队中的一员，肯定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所以他便报名参加学生军。
经过筛选，张治中终于成为了学生军的一员。
差点被开除
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当时南京临时政府命令上海学生军调往南京，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改编。国民政府将从各地来到南京的学生军混合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张治中被编进了这个军的一营。有一次，张治中和一些战友在操场上踢足球，不慎被一个战友用钉鞋踢破了腿，几天之后引发了感染，伤口出血、化脓，不能上课也不能出操，张治中心中非常焦急。
这样一个学生拖了整个连队的后退，连部曾经有人提议：鉴于张治中很久都没有出操，建议将此人开除。幸亏张治中平时的表现非常好，有几个排长不同意开除他，这才化解了这次危机。
直到晚年的时候，张治中的腿还是经常会有毛病，张治中感慨地说：“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过了快半年之后，张治中的腿才完全好了。这时，南京临时政府也被取消了，张治中所在部队准备并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去。当这批学生从南京来到保定后，入伍生团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事遭到了抵制，合并搁浅。
1912年12月，张治中所在部队被命令开往武昌南湖。
政治风暴时代
后来，张治中又被调往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而此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正是周恩来，在共事的过程中，周、张两人相识相知，并且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周恩来对张治中完全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身先士卒的行为十分赞赏。张治中则被周恩来渊博的学识和谈吐、气质、风度所倾倒。相近的政治观点与共同的理想，让周张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
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但它从创办之初就存在着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张治中与周恩来、恽代英、邓演达等共产党人比较亲密，并且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此思想“左”倾，经常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说话，国民党人则以此为借口多次批评他：立场不坚定。但张治中认为自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拥护者，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无可厚非。
在黄埔军校的这段时间里，张治中曾经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周恩来当然非常高兴，但还是不无忧虑地说：“共产党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现在已经是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了，而国共两党则有共同的规定：共产党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但我可以保证以后我会全力支持你，让你在工作中得心应手。”
在那之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全国各地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共产党人则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用暴力手段对抗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从此国民党和共产党更是水火不容了。作为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也被国共斗争推到了艰难的境地中。在这非常时刻，张治中只能把精力转移到国民党军校，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避免在两党正面厮杀的战场上与共产党人兵锋相见。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趁机对中国进行大肆侵略，中国军民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抵抗外敌的入侵。张治中主动请战，率领部队到淞沪抗战前线，与十九路军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重创了来犯之敌。
西安事变爆发之后。由于共产党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而且派周恩来前去调停，终于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治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事件中所处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大力支持。
机场冷遇
到了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企图和共产党讲和，给自己的反攻争取时间。当时，张治中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首席谈判代表，来到了北京。
在谈判失败后，张治中并没有回到南京，而选择留在了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张治中为什么会留在北京，其实与周恩来副主席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时，南京代表团20多人来到北京，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副主席作为共产党一方的首席代表，应该到机场去迎接，但这一次周恩来没有去，其他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没有去，去的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张治中认为这是周恩来在冷遇自己，所以非常不高兴，也不理解。
到了晚上6点，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赶往到六国饭店去看望张治中，并设宴招待，这时张治中心中的不快才烟消云散。
在吃过饭之后，周恩来问张治中：“你是南京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个人的代表？”张治中说：“我当然代表南京政府来的。”周恩来又问：“你既是南京政府的代表，为什么离开南京前还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要知道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退居溪口，按道理张治中在临行前根本不必去和他见面。张治中回答说：“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下野了，可是依然掌握着军政大权，和谈如果得不到蒋的同意，即便是和谈达成协议也没有用。”
听完张治中的这番话，周恩来当即指出：“张先生，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等于无形中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让别人认为蒋介石有能力控制南京代表团，控制和谈。”周恩来叹了一口气，接着说：“这种由蒋介石导演的和谈，恐怕我们不能接受，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也不能接受。”
其实，张治中也对蒋介石有诸多不满。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以敢言被称道。最值得一说的，是张治中三次上蒋介石万言书。
第一次是1941年，张治中就“皖南事变”向蒋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张治中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
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张治中三上万言书，痛批国民党政策失当，并将之归咎于“领袖”独断专行，甚至称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
由于对蒋介石不满，再加上周恩来又对张治中温言相劝，对他阐明了当前的局势，规劝他不要在回南京为蒋介石服务了。张治中深受启发，遂决定留在北京。从那之后，张治中再没有离开过北京城，1969年，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