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乡愁
文/苏美
锃亮的铜壶闪耀着烫手的光芒，火在炉膛里，香气直冲鼻腔，茶的浓郁混合着奶的浓郁把人的心敲得叮当响。茶壶盖哱哱跳动时，我爸就提着铜壶把手，把煮好的奶茶从火上拎开，放在桌上垫着的抹布上。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今天这么精致而琐屑的生活，热茶上桌也没有杯垫或者隔热垫，只有干净而且干燥的抹布。冷却片刻的奶茶被打开，我爸用指头捻些盐粒撒进壶口，再盖上壶盖，像摇晃一个宝瓶似的摇晃几下，就把妙不可言的奶茶倒进我们的瓷碗中了。
好啦！喝吧！
我爸伸手在大盘子里拿起一只馕，用力从中间扯开，将圆圆的馕扯成几牙儿，分给我们。
好啦！吃吧！
我们就着浓郁火热的奶茶，吃着刷着羊油、嵌着洋葱粒和芝麻的馕，开始了慢慢长大的一整天。
这是关于我爸为数不多的几段安宁的回忆，不用“温馨”或“安静”，是因为记忆虽然极不可靠，事件经常被主动或被动地删减、筛选，但那气氛是无法伪造的，它肯定不是温馨或者安静的。事实上，我家的饭桌上从来安静不了，不是我爸褒贬菜色，就是挑剔子女们的吃相难看，再加上我妈对他的反驳，哄着我们多吃两口蔬菜，再不就是谁起身取一柄勺子，谁呼喊着顺道带来几瓣蒜，谁让谁递过来烟灰缸要吐一吐花椒粒，谁的汤匙叮当敲着碗边又被我爸训斥，总是这琐琐屑屑的动静和习以为常的训斥。但只有在早餐时，气氛完全不一样，没人挑剔什么，没人忙活什么，也没什么需要反驳和训斥，大家都很放松，垂手垂脚地等着我爸分完奶茶和馕，所有人就都安安宁宁吃起来。
三十年过去了，我爸依旧保留着给大家分饭的习惯，虽然在我妈看来这既不卫生也略显父权。我爸已经老了，即使看不顺眼也不太说话，可能是示弱了，可能是绝望了，也可能是宽容而后彻底看开了，或者是体力精力跟不上懒得操心了，子女的事除非涉及他，他很少评断。五六个人围一桌吃饭倒很安静了，少有人说点什么，偶然谁提起什么话头，也是三言五句就收官了，急着吃完喂孩子的，赶着看韩剧去的，边吃边刷手机的，惦记吃完晚上还有聚会的，最吵闹的就是电视机和小朋友，一桌子菜倒也被吃得精光。相反却是有奶茶和馕的早餐时光颇有生机，睡眠充足，一早上也没有什么社交安排，饭桌上倒也是安安宁宁。老两口就着眼前之物回想起当年在新疆的日子，又感慨又悲叹，子女们嗯嗯啊啊地敷衍着，突然也就想起小时候在喀什和乌鲁木齐的一些趣事，向父母打听儿时玩伴的下落。活泛的女婿们借机给老泰山抬抬轿子，惊异于新疆的壮美与艰苦，而孩子们只觉得好奇，“为什么奶茶是咸的啊？我要喝甜的！而且为什么里面没有珍珠！”喝着热腾腾的奶茶吃着馕，我爸会说“吃吧！”“喝吧！”，我们也就安安宁宁地边吃边聊。可是这样的机会都很少了，子女们早都四散而去，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而且我们全家早已搬离新疆，在中原区定居，这里既没有好牛奶，也没有足够糙的砖茶，更没有像样一点的馕，我爸所能力保的恐怕也就是这分分食物的传统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父母各自西进新疆，后来相遇结婚，生下了我，所以我是标准的疆二代。而后父母开始想尽办法让我离开新疆东进中原，这也是典型疆二代的际遇。作为疆二代，我会面临很多奇妙的问题，比如切糕你吃过没吃过，比如本着开锁找贼的逻辑向我咨询如何防小偷，假如有足够的幽默感，我甚至可以调戏他们一下，因为这对我不是困扰。我离开新疆后，最大的困扰是：早饭吃点啥呢？
早饭最不好伺候：大睡等于小死，初醒的朦胧裹挟着“白死一回，我怎么依然是我”的起床气，让人食欲寥寥。早饭也最不好铺排：据说早餐应该吃得像个皇帝，但除非鸡鸣即起，到底难免到车站来一套煎饼，慢说像皇帝，不像翻垃圾箱又被追打的野狗就算好了。在我还笃信心灵鸡汤、并践行女性励志法则的年轻时代，曾经辗转在中原的油条豆浆和西洋的面包黄油沙拉之间，想要在早餐里寻求自信、自尊、自强的鸡血蓬勃感和确定无疑的归属感。但结果令人沮丧。你的胃才是你的经纬度和归属感：虚假繁荣的油条，居心叵测的沙拉酱，无聊寡淡的稀饭，过度膨胀的面包——相顾无言唯有烦满腔。据说内急之际选书，可以一窥潜意识内对书籍的偏好，那么初醒之时和食物的关系也可以这么描述。睁眼喝不上一口奶茶，吃不上一口馕，简直觉得生无可恋。
我的故乡是新疆喀什，1991年我离开喀什北上乌鲁木齐，1994年东进西安而后一路颠倒，最终定居青岛，再没回过新疆。从地图上看，喀什和青岛的距离就是整个国土的纵深，从沙漠游荡到大海边，相隔了二十年和一万里。二十年完全有资格被描述为“斗转星移”，可惜我不识星象，对其移动方式缺乏认识，但二十年前某个夏天的夜晚，我似乎确实立在自家小院，透过葡萄架见过哪里来的一天星斗，这些星斗照耀过无数活过然后死去的人，它们在某个夜晚扑进我的眼眸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也很有可能它们此刻正在践行科学法则，探照灯似的旋转过二十年，正照耀在青岛我居住的小区里，连同那些瘦骨嶙峋的树、门前的垃圾站，以及小超市门前的象棋摊。一万里的距离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找不到哪里有卖馕的。青岛作为沿海城市，不唯“阔”而且“洋”，满街的西点屋星罗棋布，甜腻之处难与君说。好容易在一处土里土气的大集边上找到一家烤馕店，不久也就人去馕不见，令人扼腕。
有了年纪，就爱下厨房倒腾点儿吃的。糊弄外人这叫“热爱生活，关爱家人”，打一幅正能量女性的幌子，其实这幅大斗篷里藏着的不过是那么点小心思：岂能万事如意，但求吃口好的。从前以为能掌握命运，征服自然，超越自己，而今人生过半狂心早歇：得啦，快别一惊一乍啦，连自己家里的几十平方米都征服不了、掌握不了，不如倒腾点好吃的，激发一些稍纵即逝的幸福感也是好的。风吹一棵树二十年树也歪了，一股长风吹一万里也消散了。我离开新疆这么多年，别说破烂家什，就是语言、记忆和亲人都走一路丢一路。假如我今天还能说自己是新疆人而不心虚，那就是我还能做三两道新疆菜。遇到重大节庆，羊肉是一定要的，大盘鸡是老少咸宜的，拉条子因为费时费工尤其能显示待客的诚意。可是早餐我始终解决不了，奶茶我可以自己煮，无论是茶不对劲还是奶不是味，多少有几分相似用来解解乡愁，但打馕是个技术活，还是个土豪活儿。因为它不是在锅里倒腾出来的，你得先打出来一座馕坑才能在里面捣鼓些名堂。你想想“坑”这个物件有多大体量，我小小的厨房怎么敢奢望。
经常遭遇这样的说法：网络开启了全民非理性时代。大概是一旦出现公众话题，开放的网络讨论就让人瞠目结舌、眼界大开。这些公众话题中既涉及高官落马、对敌一战等要求相关知识才能参与讨论的事件，也不乏明星绯闻和当街便溺这类参与门槛不高的故事。百态人间，世情温良，大概都在排山倒海般的评论里一页页被刷个明白。但我不得不说，我见过波及面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广且绝无定论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吃。豆腐脑是甜是咸？粽子里该不该有肉？五仁月饼是不是欺师灭祖？这些话题都曾掀起过欢乐的吐槽大赛，其基本阵营大致是南北为界，南方人和北方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和方法迥然不同，但到底也是各有滋味。而我竟然无法参与任何一方，因为我是“西”方人。作为一个“西”方人，我的疑问一直是：奶茶是甜的，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啊？！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烤箱烤馕？我只好这么回答，这就和你们中原人身在美国用烤箱烤红薯是一个方向上的悲鸣。乡愁是愁，跟饿不饿的关系不太大。也有人更异想天开，说你去买个比萨，把上面七零八碎的东西去了，底下那个不就是馕？这都把我逗乐了。
乡愁不是病，而是病症。它夹杂着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异乡人，漂泊感，这都是虚无缥缈因此不得不精炼的，因其精炼所以难免抽象，又因其抽象必定大而无当的概念。丢了魂儿的人在哪儿都是异乡，去哪儿都是漂泊，离家在外百般不适，过年真回趟家恐怕也是度日如年，看什么都是恍如隔世，和谁都是格格不入，生出很多相见不如怀念的狠心思。但故乡的吃食却始终实在可感，既朴素又热腾腾的，透着暖和劲儿，在那些“怎么都不对”的日子里，像一个大大的拥抱，让你感觉一切都还没那么糟，吃饱喝好睡一觉起来，原来也处处“绿杨堪系马，家家有路到长安”。
岂曰无肉，岂曰无酒
文/JX
距离上一次在姚先生家微醺夜归已经三年了。在他那美如桂林山水的寨子前，我曾经说，希望下次能直飞在他们寨子就能看到的荔波机场，这样就可以直接上山访旧了。我希望有机会重回黔南，重回坡顶寨，我希望在姚先生家再啖酸肉，再饮梅酒。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却意外在报端看到荔波机场因为客流不足而遭关闭的消息。
在水族聚居的黔南地区，无论是荔波还是三都，都急切地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现代化县城面貌，在这种景观里寻找地方风味食物并不容易。荔波毫无悬念地新建了宏大的县城广场，夜间的广场上也毫无悬念地闪烁着大型电子显示屏，播放着狂野嘈杂的音乐，挤满了广场舞铁粉，旁边的小吃夜宵街上都是些酸汤鱼、烤肉串、炒田螺、炒米粉之类大路货。寻找真正的水家食物可能需要走出已经迈上现代化道路的县城，回到村寨之中去。令人惊异的是，在数年之后，为了帮助记忆，我试图寻找当年在水族村寨中拍到的食物照片，却发现所得寥寥无几。一定有什么原因阻止我举起相机，我努力回想，可能是食物的匮乏、平淡和缺乏视觉冲击力，光线差，颜色暗淡，食具也毫无美感。虽然山清水秀，但是水族村寨缺乏食物，尤其是肉食。我记得在访问一个山寨时，当地陪同者提醒我一定得在乡镇街上买肉，否则可能中午就只能酸汤白饭了。地图上看起来不过是数公里之遥，绕行山路却费时近一个小时，村寨里的人们不会每天都去街上买菜的。当天带进寨子的十斤肉成为我们和应邀而来的村民的主菜，也是大家酒酣饭饱、情绪高涨的助推剂。在阴凉潮湿的山里，猪肉的最佳烹法永远是火锅。山里的火锅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就是红泥小灶上的一口铁锅。餐桌则是专门制作的低矮而且窄窄的环状桌面，拆装极为方便。火锅配料简单甚至单一，山中什么野菜正当季就吃什么。当时我吃的是一种长在屋前屋后的不知名大叶蔬菜，看起来和观赏植物一样，但是美味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