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在改革中逐渐崛起的秦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统一战争。秦国大军东进,开始兼并各诸侯国。当时位居山东、国力较为强大的齐国,与其他的弱国小国一样,都没能逃脱被兼并的厄运。
原来,当时齐国的最后一位国君田建在位,他不修战事,荒于朝政。田建年少时。国事取决于齐襄王后。她对中原的兼并战争置若罔闻,只知道奉行“谨事秦,与诸侯信”的外交策略,而不作充分的战争准备,她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国安民了。田建当政后,依然奉行先王后的政策,浑浑噩噩度日。朝中谋臣劝告他加强武备、援助赵国、抵御强秦,可是他并没有采纳。直到秦国陆续吞并各国,扫除入主山东的门户“赵国”时,田建才开始在齐国西部边境设防,断绝与秦国的往来,收编韩、赵、魏、燕、楚等国的流亡部队,企图抗御强秦,可惜为时已晚。
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军避开齐国的西部防线,从齐国防御最薄弱的北面——燕国南部进攻,直抵齐国都城临淄。齐王田建被擒,齐国灭亡。
诸如此类不重视战争,招致国破家亡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齐国的灭亡,虽然是战国末年统一战争的大势所趋,但它如此不堪一击,则是与齐王田建长期不修战事,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政治心理分不开的。在秦国不断发动的强大攻势面前,田建竟然把关系到国家生死安危的“国之大事”完全置于脑后,最终落得个“国破人亡,山河易主”的悲剧。
在汉高祖刘邦平息了梁王彭越和韩王信的叛乱之后不久,淮南王英布又兴兵反汉,于是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平叛。汝阳侯夏侯婴的门客薛公被推荐向刘邦献策。薛公料定英布对抗平叛不外乎以下三种策略:一是英布东取吴,两取楚,北并齐鲁,将燕赵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固守封地以待征讨,这是上策。二是东取吴,西取楚,夺取韩、魏,保住敖仓的粮食,以重兵守卫成皋,断绝入关之路,这是中策。三是东取吴,西取楚,将重兵置于淮南,这是下策。并且他还说英布只是一介武夫,目光短浅,必定会采取下策,建议刘邦率大军长驱直入,前去讨伐。刘邦听后认为薛公所言一语中的,于是在公元前196年亲率十万大军讨伐英布。英布果然东取吴,两取楚,然后又重兵防守淮南。刘邦事先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等待时机成熟,立刻挥师急进,英布落荒而逃,蓄谋已久的叛乱以失败告终。
其实淮南王英布的叛军实力相当强大,但是刘邦及其谋臣在开战之前就已经预料到战争的结局,可谓“未战而庙算胜者”。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讲,战争都是事关国家命运安危的大事,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开战之前,一定要慎重研究整个事态的发展,对战争的全局以及战争胜负给国家带来的影响,作一个全局性的预见,要对敌之强弱、将之贤愚、兵之多寡、地之险易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可见战前的周密谋划是多么重要。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则难于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则注定要失败。
政治是高智商者的游戏,其中蕴藏着很高的思维含量。虽然这场游戏比较复杂,但事先有准备,善于谋划者却总能在这场游戏中胜出。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进逼东吴,孙权为了自身利益与刘备结成联盟,共同抗击曹军。但东吴三军都督周瑜对诸葛亮心存妒忌,于是请诸葛亮三日内造十万支箭,诸葛亮满口答应,并立下军令状。可是事后诸葛亮只是饮酒作乐,到了第三天,才找到好友鲁肃,请鲁肃拨给他快船一批,每只船上都扎满草人,然后把船划向长江北岸。此时,江面上大雾迷漫,诸葛亮命令士兵们把船只一字排开,又命令他们在船上擂鼓呐喊。曹军听到震天动地的鼓声,以为是敌人前来偷袭,纷纷放箭,没过多久,船上的草人就全部插满了箭。这样,诸葛亮顺利完成了“造箭”的任务。原来,诸葛亮通晓天文地理,早就料定三天之内必有大雾,于是一口答应了周瑜的要求。
要善于作长远打算,有备无患方可获得成功。不打无准备的仗,不做无准备的事。理智不是要等到困难来临的时候才用的,而是要运用理智来预测困难,并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运用理智来克服困难。
明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储备过冬的物资,而且也更容易一些。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身陷逆境时一切事做起来都会很困难。有才智的人并不是事事都靠机遇。只有个人的努力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些人满怀信心,期待好运降临到他的身上。有些人则更为灵活通达,他们谨慎却不拘束,大胆却不狂妄。他们勇往直前,凭借勇气与美德,运用过人的胆识和明察秋毫的眼力,与运气周旋迎合,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最终如愿以偿。
待人接物要有所准备,要时刻准备好对付粗鲁的人、顽固的人、虚荣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蠢人。要事先有所准备,不要把自己的名誉葬送在一些庸俗的事上,谨慎的人是不会受到愚行伤害的。
明智的人在夏天的时候就储备过冬的物资,而且也更容易一些。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身陷逆境时一切事做起来都会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