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踪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诀，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为便于红军游击队指战员记忆，项英编写了游击战术歌诀。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土地革命斗争，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各游击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各自为战，并由此带来异常的艰苦性。在三年游击战争的困难环境中，党的损失，军队的损失有十分之七，保留的只有十分之三；群众损失更是严重，整个南方各省的土地，都被豪绅地主收回，成千成万的民众被绑入牢监。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始终坚定革命信念，坚持党的坚强领导，适时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与强大的国民党军周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终战胜了困难，经受住了考验，成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继续为党为人民奋战。
毋庸置疑，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
1.在游击战争初期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对留守苏区的斗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部署和安排，在中央苏区成立了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委派项英、陈毅等对其进行领导。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一部分独立团在中央分局的领导和指挥下，顽强抵抗国民党军约50个正规师另6个独立旅的进攻，把国民党军牵制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湘赣、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同样配合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在中央红军转移之前就根据中央决定进行了西征，留在了苏区的多个独立团和游击队继续抵抗国民党军3个师另3个保安团的进攻。之后，他们又牵制和消灭了国民党军众多的“追剿”兵力。他们的军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在红军主力转移初期，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最多时牵制国民党正规军60多个团约半年时间，积极有效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长征之后，留在苏区的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斗争，抗击国民党正规军56个团另10多个保安团的“清剿”，有力地掩护了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此外，北上抗日先遣队，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红三十师，闽北苏区和闽东苏区的独立师，闽粤边的红三团等都坚持在苏区继续斗争，消灭和牵制国民党军大量的兵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各南方游击根据地共钳制了国民党军正规军180个师另30个旅（各保安团不包括在内），使国民党减少了进攻红军主力的兵力，大大缓解了红军主力的压力，特别是红军长征初期留守红军承担了国民党的大军压境，很好地迷惑了国民党军，使其错失了许多进攻主力红军的机会，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了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的战略转移，并给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以打击。
2.保存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于2月5日、2月13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中央分局转变斗争方式，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在中央的指示下，中央苏区实行了战略转变。中央分局迅速领导红二十四师等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九路突围，把这些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及邻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虽然在突围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保存下来的武装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并开始了分散地、独立地、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
留在其他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在国民党军的残酷“围剿”下，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面对艰难的斗争形势，各苏区的党组织领导红军游击队及时实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先后由正规战转入游击战争。
游击战略转变后，各游击区还要继续抵御国民党军的“清剿”、“驻剿”、“堵剿”、“搜剿”等。红军游击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些困难既包括斗争上的困难，也包括生活上的困难。但他们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革命信念的支持下，他们顽强坚持。并且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战略战术，开展党组织建设，积极扩建游击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革命进入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根据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同年的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各地红军游击队先后下山集中，接受改编。新四军共辖4个支队10个（包括手枪团）团，1个教导队，1个特务营，共有10300余人，6200余支枪。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一支久经考验的革命劲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成为抗日战争中重要的武装力量。
3.在南方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高举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红军游击队留在了各苏区，继续坚持斗争。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顽强地与敌军战斗。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组织群众斗争。他们不仅在残酷的敌我斗争中保存了自己，而且保存了南方革命的支点。与此同时，由于南方游击区的继续斗争，保存了党的许多组织，继续发挥了党的影响，而且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得到了保存并发展。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红军游击队实行抗日战略的转变，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被改编为新四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但是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南方游击区，而是要求他们留下一部分领导人，领导民众坚持抗日战争，在南方继续保存中国革命的战略支点。各地留下的主要负责人为：赣粤边：杨尚奎、刘新潮（即刘建华）；闽赣边：刘国兴；闽粤边：何浚；闽西：方方、谢育才；浙南：刘英；闽北：曾镜冰；闽东：范式人；湘鄂赣：涂正坤；湘赣边：谭余保；湘南：周礼；鄂豫皖边：何耀榜；鄂豫边：仝中玉等。各游击区还留有相当枪支或部分革命武装。在这些留守负责人的领导下，这些游击区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4.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发展和丰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三年游击战争中斗争经验的丰富和战术上的创新可与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相媲美。扼要的总结说来：“他善于在大的失败之后保存自己，善于由大的进攻战术变成退守战术，他善于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局部反攻来掩护退却，收容自己，他更善于团结群众，以群众的掩护作为自己保存和发展的基础，他善于把一切群众斗争的方式如秘密的、公开的、半公开的、亭子间的、搭棚子的与游击战术和动作综合一起来灵活使用。”所以能在大的“清剿”和强烈进攻的局面下坚持下来。游击战术方面有许多创新的具体原则：1.
“赚钱就打，赔本不干”，以最小的牺牲换得大的代价；2. “有把握就打，无把握就溜”，即一下能把对方置于死地，否则决不轻易去打；3.
走不赢的就隐藏起来；4.有利的时候就集中打，否则就分散；5. 利用对方的弱点和空隙的地方去进攻；6. 是“有路不走，没路就走”，因为有路的地方大概都有埋伏。
这些游击战术异于井冈山时期的“十六字诀”，也不同于中央苏区时作为运动战辅助的游击战法。它是被实践证明了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处于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条件下行之有效的，并有利于积蓄发展革命力量的游击战术。这些战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革命战争中宝贵的财富。
5.有力地推动了南方抗日运动的发展，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红军主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创造了空前的伟大事业，红军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对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中，起了推动机的作用。
早在1936年1月，闽西游击区在获得中央的《八一宣言》等有关开展统一战争的文件后，就召开了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确立了游击区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策略。闽西游击区纠正了一些“左”的做法，如停止没收地主、富农财产等，并且团结了一部分爱国力量，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卢沟桥事变后，在获悉中共中央关于联蒋抗日开展统一战线的精神后，很多游击区都确立了开展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他们主动避免与国民党做正面对抗，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抗战，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这些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南方抗日运动的发展，为尔后的抗日战争准备了力量和条件，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6.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全党全军全民树立了榜样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大部分的苏区被占领、被截断，使各游击区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他们一面与敌军作战，一面还要面临生存威胁。敌人常常使用各种恶毒手段，如烧山、移民搜山、堵截等，企图饿死、困死、烧死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长期困于山林，补给十分困难，常年住窝棚、山洞，缺衣少粮，时常以野菜、野果充饥。可以说，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然而，红军游击队以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胜利地渡过这段漫长的艰苦岁月。红军游击队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个实际的榜样，对于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足以打破对于抗日战争缺乏信心的‘恐日病’、‘唯武器论’的失败主义，揭穿汉奸亲日派的和平妥协的投降阴谋。”
中共中央在1937年12月7日听取了项英所作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后，立即于12月13日通过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朱德总司令也赞扬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指出：“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陈毅：《新四军产生的最近历史——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40年10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第5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