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闽西南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派出代表和愿意联合抗日的党派、武装进行谈判，订立抗日协定。4月，为了适应历史性的大转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当即派方方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另外，他们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接触，准备谈判。
为了推动谈判，军政委员会在闽西南地区发动了和平运动。5月15日，发布了《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三致粤军公函》，同一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名发表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提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闽西南红军愿与粤军和平合作共同抗日”等口号。除了向群众宣传外，还以张鼎丞、邓子恢的名义，分别向漳州、厦门、汕头、潮州、香港、广州、南雄、赣州各地的同乡会、知名人士、同学、亲友等写信，表示“愿意停止内战，停止土改，希望他们多方推动当局和平谈判，共同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合作抗日运动，赢得了闽西南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纷纷要求国共和谈。为了表示谈判诚意，闽西红军游击队除了被迫自卫外，不主动进攻粤军，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联蒋抗日政策最初在闽西党内和部队中遇到很多人的反对，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加强了说服解释工作，于5月25日发出了《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各部队各级党的信》，使党和部队在内部思想上达到一致。国共和谈的条件逐步成熟。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强大的政治攻势以及正确主张的影响下，在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国民党当局和驻军不得不表示可以谈判。④5月，由岩南漳县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出面通过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营长谢再发与粤军第一五七师九三七团一营营长吴琪会面。双方经过交谈，对合作抗日取得一致意见。5月底，军政委员会听取了魏金水的汇报，认为要进一步与粤军展开谈判，并研究确定了谈判的原则条件。
6月初，军政委员会派谢育才为总代表随谢再发去漳州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谈判。谢育才在谈判中阐述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愿意与粤军合作共同抗日，作战时可受粤军指导的态度。黄涛表示欢迎，但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承诺，他要谢育才去龙岩见粤军旅长练惕生。不久，谢育才在龙岩与练惕生及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谈判。谢育才在谈判中再次声明了我方的原则立场，“传播我们党与红军的主张和精神态度”。练惕生、张策安缺乏谈判诚意，他们故意提出“投诚改编”的无耻条件，表示“要张鼎丞、邓子恢中来一人才好正式谈判”。谈判没有结果。
为了早日促成国共合作，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谈判。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由龙岩商会会长李联昆、县财委主任郭荣圻陪同去见练惕生。群众闻讯，夹道欢迎。到达旅部，练惕生亲来迎接。为保证和平停战，邓子恢等提出，愿意停止打土豪，停止土改，取消红军番号，取消军政委员会，部队分两地（永定和龙岩）集中，作战时可以受粤军指导；但要求对方停止敌对行动，供给红军经费，释放政治犯，不准收回土地，许可共产党公开活动。④国民党方面则要求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停止宣传、贴标语；所有武装集中改编；但答应在谈判成功后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等。⑤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的条件，但是，在红军改编的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坚持集中在龙岩白土这一个地点。邓子恢、谢育才警觉到国民党的这一个要求，包含着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祸心，因而坚持集中地点由红军自行决定，但国民党方面不同意。他们顽固坚持“谈判不放弃‘围剿’，‘围剿’不放弃谈判”的宗旨，仍然不断的向闽粤边及闽西的红军进攻，对游击区实行封锁政策，谈判陷入僵局。
正当谈判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闽南（即闽粤边游击区）方面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何鸣事件”（即“漳浦事件”）。
闽南游击区较早地实现了抗日战略转变，1937年5月开始与军政当局谈判。在谈判当中，争论最激烈的是集中地点问题。一五七师要求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到漳州集中，特委根据张鼎丞指示信中提出的提高警惕，保持政治独立，未得中央指示，不能脱离根据地的要求，坚持驻扎在根据地内部。于是，闽粤边特委一面派人去南方工委请示，一面又派何鸣去一五七师师部交涉。由于代理特委书记兼谈判代表何鸣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右倾思想，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对国民党的阴谋认识不足。他在未得到南委指示，“没有取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意”，也不经集体讨论的情况下，竟然擅自无条件地接受一五七师提出的游击队集中在漳浦县城的条件，上了敌人的当。双方于6月26日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约定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指挥等条款。“6？26政治协定”签订后，特委召开会议，批评了何鸣在谈判中擅自答应敌人要求等错误，并撤销了何鸣代理特委书记的职务，由张敏继任，但何鸣以“破坏统一战线”相威胁，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张敏等人对何鸣作了无原则的让步，放弃了正确意见，同意进驻漳浦城内，④这就为“漳浦事件”埋下了祸根。“6？26政治协定”是南方各省游击区中与国民党当局最早签订的合作抗日协定，适应了抗战形势，但“这一胜利还是初步的，狭隘的，不巩固的”，因为粤军谈判的主要目的是“迅速收编”，而特委犯了“放弃根据地的根本错误”。⑤协定签订之后，何鸣只顾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丧失警惕性，滋长了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盲目乐观，且听不进多数同志的劝告，结果导致了漳浦事件的发生。⑥开往漳浦城途中，部队遇到了派出南方工委请示工作的同志和南方工委代表姚铎。他们传达了南方工委的指示：番号可以改，政治上仍要保持独立，部队必须提高警惕，要驻在根据地内，不要开到平原去。何鸣却强调南方工委不了解闽粤边情况，拒不接受南委指示。南委代表姚铎竟然也不坚持南委的正确意见就走了，结果失去了一次避免“漳浦事件”发生的机会。
“七七”事变爆发后，一五七师以“漳浦是海防前线”为借口，要闽粤边游击队赶紧前去集中训练。何鸣不与大家商议，独自按照一五七师的意图把队伍开进了漳浦县城。7月14日，队伍驻进孔庙后，彭德清和朱曼平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对红军游击队缴械的消息，及时通知了何鸣，可是何鸣不但不理，反而说：用不着这样紧张，本大队长自有办法，“别再庸人自扰了！”7月16日，一五七师借集中点名发饷为名，要红军游击队到体育场集中。何鸣带领部队到达体育场后，国民党要求他们徒手训练，把枪放下，并提出三个办法：第一，愿回原籍者，当计远近发给川资，并护照遣送回原籍；第二，愿赴华北参加抗敌者，当另护照前往；第三，愿受训练者，或送漳、或就地，代设法保送受训。④红军游击队感到不对头，不愿意把枪放下。四周的国民党军突然去掉伪装，露出密布的工事和枪口。卢胜等人主张武装反击，但何鸣以党纪军纪相要挟，要大家服从命令，等党中央来处理。⑤就这样，大错铸成，近千名指战员被敌人不费一枪地强行缴械，计机枪、步枪、短枪等500支，并把700多红军指战员俘虏。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国民党蓄意破坏统一战线的“何鸣事件”（即“漳浦事件”）
“何鸣事件”的发生引起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和警觉。邓子恢作为谈判代表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并严肃指出由于他们背信弃义，制造“何鸣事件”，对他们非常不放心，必须坚持分两地（永定和龙岩）集中。经过坚决斗争，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同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意见。7月29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同意将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至此，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顺利完成谈判任务，实现了闽西游击区的战略转变。
“何鸣事件”作为重大的事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8月底打电报给张云逸，要求他立即找余汉谋，要求归还何鸣部的人枪。9月14日，张闻天、毛泽东又给博古、周恩来、叶剑英发电报，强调指出：在国共和谈中，要求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退回何鸣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明确要求：“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最后，在党中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等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何鸣事件”获得解决，归还了所缴人枪。10月下旬，闽粤边与国民党当局重新谈判达成协议，再次实现了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
3.闽赣边国共和谈与瑞金事变
赣粤边游击区的项英、陈毅和闽西游击区的张鼎丞、邓子恢对闽赣边游击区的斗争极为关注，他们想方设法与之取得联系。1937年9月，张鼎丞、邓子恢派肖忠全前来接洽，传达合作抗日的指示。与此同时，项英也派陈丕显来传达中央分局的指示，并提出了闽粤边谈判的具体条件：先撤部队，停止军事行动；队伍改番号为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防止打土豪，但要求对方亦不再搜山；发军费，划定地区住；释放政治犯。根据上级的具体指示，闽赣边派张开荆、彭胜标等代表，正式与国民党瑞金地方当局谈判。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政治问题不谈，由上面解决；同意军事上提出的条件，以桃阳区、武阳区为红军游击队驻地；点编后发军费，先发一部分；释放共方在瑞金的政治犯；在瑞金成立办事处。至此，闽赣边游击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根据协议，红军游击队于11月上旬开始下山集中整编，开展政治和军事训练。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停止他们进攻的步伐，在和平合作中仍然玩弄着阴谋。国民党竟唆使一些人在闽赣地区内抢布，污蔑是红军游击队所为，后经红军游击队破案，发现是保安团的大队长所为，才洗清了冤屈。
但是国民党的阴谋并未停止。1938年1月11日，中共闽粤赣省委领导人谭震林前往赣南，向项英、陈毅汇报部队改编情况，途经瑞金。谭震林在瑞金办事处召集汀瑞中心县委和抗日游击支队负责人会议。在会议进行中，国民党军独立第三十三旅旅长黄镇中派出1个营的兵力，“以检查户口为名”，突然包围会场。肖忠全见势不妙相机冲出重围，不幸被敌枪杀。谭震林沉着应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场，向黄镇中部严正指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黄镇中部以查清问题为由，将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扣留，包括谭震林及随行人员和办事处人员，共30余人。同时，他们还派队伍去进攻兰田（在桃阳与古城之间）的游击队；并联合一切土豪开会，决定组成协剿委员会，大力宣传汀瑞部队是土匪，不是红军，是朱毛不要的，所以非剿灭不可。④第二天，从南昌新四军军部返回福建的温仰春、邓振询等干部和报务、机要人员，途经瑞金也被扣留，款8千元、无线电一架等均已劫夺。⑤这就是震惊闽赣两省的“瑞金事件”。
后来，经过斗争和项英向国民党赣州专员马葆珩交涉，并急电熊式辉提出抗议，国民党方面不得不陆续释放被扣押人员并表示歉意，“瑞金事件”获得解决，闽赣边游击区重获国共合作局面。
4.闽中谈判与泉州事件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闽中工委及时实现抗日战略的转变。1937年8月12日，向国民党莆田当局提出直接谈判的意愿。不久，国民党当局公开表示，愿意和谈。看到国民党方面的正式表态之后，闽中工委就如何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进行研究。刘突军提出，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应坚持三条原则：一是保证我党对我军的领导权不受侵犯；二是国民党当局应立即取消对我方人员的通缉令；三是保证我方队伍在必要时开赴前线抗日。谈判原则确定后，工委派杨采衡作为正式代表，赴荔城与国民党莆田县当局进行和平谈判。当三条原则得到对方承认之后，闽中工委方面也主动做了一些让步，如放弃打土豪劣绅，参与维持地方治安，接受抗日统一指挥等，但仍用闽中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的番号。对于义勇军集中地点及安全问题，双方协议：闽中义勇军在点编前可先在莆田庄边境内集中；由驻军团部函知所属各部负责保证闽中义勇军在集中途中的安全；在义勇军驻地方圆50里内不得驻扎其他部队；为了便于双方联系，闽中义勇军纵队指挥部在莆田城关设立办事处。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上旬，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应该说，闽中工委与之订立的条件是没有丧失立场的，队伍干部不调动，保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防地安全、建制独立等。但部队番号问题没有商定，给国民党当局提供了“阴谋收编”的机会。
和谈达成协议后，闽中红军游击队于10月中旬开到莆田城郊南门外接受改编。改编之后，部队被指定在莆田广化寺驻防，国民党陆军八十师师部正式公布把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十师特务大队，刘突军、杨采衡为正副大队长。当时，闽中工委领导人尚不知道中央对“漳浦事件”的指示，对国民党方面吞并游击队的这些手法竟不加怀疑和警惕。当时，八十师企图收买瓦解红军游击队，表面极为温和，这也迷惑了闽中工委方面。
11月初，国民党驻军旅长钱东亮以金门沦陷、闽南时局紧张为借口，由八十师下令调游击队到泉州驻防。闽中工委就要不要去泉州的问题开会讨论。刘突军同意开往泉州的意见，认为泉州是闽南的重要城市，红军游击队开到泉州去可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政治主动，并借机恢复安南永根据地。会议最后同意刘突军的意见，把部队开往泉州。11月中旬，部队开赴泉州，进驻承天寺。12月，张云逸在福州得知闽中游击队被编为八十师特务大队，立即派人通知他们“不应单独就编”，但事已定，很难挽回。
1938年1月中旬，闽中工委委员黄国璋到达闽粤赣省委，省委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听取汇报后，立即向项英、南委报告闽中情况，认为闽中游击队改编为八十师特务大队包含有危险性，国民党当局可能“企图变这一部队为私有物，最低限度有可能被调离闽中”④，因此请求项英、南委和国民党省府和八十师交涉，收回这支部队。几天后，闽粤赣省委要黄国璋带书面指示向工委传达。根据省委指示，工委开会讨论研究了应付突然事变的措施，确定把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干部和好的短枪抽回根据地，以防万一，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