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低音区里的尘埃
对于一个天天生活其中，而又熟视无睹的人来说，南门口仅仅是一个十字街道而已，它与生活本身不发生关系，就像一对分居的夫妻，而它与爱吃米粉的人，是密切相关的。上饶的早点以米粉为主，有三家是极其出名的。一家是水南街的章老六煮粉，主料是猪肝，或排骨，或羊肉，或狗肉，或牛肉，五块钱一碗，店面很小，门口架着三口锅，“呼呼呼”，火在号叫，吃米粉的靠在锅前，手里捏着钱，排队。有的说，先给做一碗，我开出租的等不了时间；有的说，我办公室还没到，迟到要扣钱的。掌勺师傅是店主章老六，右手拿勺，左手抄起锅不停地抖，眯起眼睛，一副天皇老子也不搭理的样子。另一家是保养场对面的烫粉，是铅山胖子开的，胖子喜欢打赤膊，脖子上搭一条手巾。他煮一锅的骨头汤，把汤浇在米粉里，铺一层碎肉，再铺一层细葱，米粉有些娇媚，像个在荷塘里唱歌的女子。还有一家是南门口老太婆的拌粉，粉在沸水烫软了，捞到盘子里，浇一勺猪油，洒一小撮细葱，用炒好的榨菜粒和剁椒拌起来，边吃粉边喝豆浆，吃完了，不要急着走，再小坐一会儿，味道会从喉咙里，慢慢翻滚出来。
南门口有三家米粉店，生意好的只有老太婆一家。老太婆不是店名，是烧粉的婆婆。它没有店名，婆婆成了它的招牌。婆婆不但粉做的好，还能烧一手好菜。婆婆身子佝偻着，提个菜篮拖地，她脸宽阔而长，皮肤塌下来，像时间的皱褶。我已经很少吃粉了，粉伤胃。有时候实在是忍不住嘴，就跑到婆婆那儿，找一条小板凳，坐下来，我不用说，婆婆的小儿子也知道我要吃什么。门口是几个刷皮鞋的妇人，看见客人，就招手，说：“老板，擦擦皮鞋吧。”也有人坐在藤椅上，手里端盘粉，“哗啦哗啦”地吃，把脚一伸，擦鞋的从工具箱里，扯出一条抹布，摔一下，把伸出的那只脚，移到三交叉的木垫子上。擦鞋的在自己坐的小板凳下，拿出一支翻了毛边的破牙刷，和一个掀了盖的易拉罐，牙刷伸进罐里，搅动一下，把垫子上的皮鞋沿鞋帮洗一圈。擦鞋的又从箱里翻出一支皮鞋油，挤压一点末子，涂在皮鞋上，抹布压在鞋面上，来来回回，皮鞋开始闪闪发亮。脱下来，换一只。擦鞋的，不看客人的脸，俯下身子，用手拉紧抹布，绷起来，鞋亮的快。鞋子，就是客人的脸，擦鞋的知道。即使没有鞋擦，擦鞋的坐在街面上，也不看人，远远的，注意到脚，有的脚在奔袭，有的脚在晃悠。擦完了鞋，粉也吃完了，扔下一块钱。擦鞋的从内衣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把钱放进去，数一遍，又放进兜里。
擦鞋，是这几年才有的，先是几个铅山人在广场摆，时隔一年，主要街区都散落着这些人，他（她）们大多是进城的农民、下岗工人、聋哑人。大概是前年吧，市里成立了一个擦鞋公司，把这些人收编了起来，指定擦鞋位，每月收几十块钱的管理费，不愿收编的人说：“我们穷的要死，还要收钱。”他们手里拎着椅子和工具，沿街叫：“擦鞋吧。擦鞋吧。”这样的“游击队员”，南门口特别多。南门口不过二百米长，名声很响亮。响亮的原因不是老太婆的粉好吃，而是一家接一家的发廊，和密密匝匝的夜市。
逛夜市大多是中年妇女、外来游民、郊区大学里的学生，拉拉杂杂。从仙乐斯到商务茶城，是南门口的主要街区，路灯还没亮，下班的人还在路上，夜市开始摆了出来，有瓷器摊、服装摊、鞋摊、书摊、音像摊、旧货摊、小家电摊，有一块钱射十个气球的，有三块钱套玩具的，有幼儿钓玩具鱼的。一百瓦的灯泡挂在货架的杈丫上，飞虫“嗡嗡嗡”，吸在光晕里。女的一手拿着胸罩，一手拿着喇叭，喊：“五块钱一个，便宜卖啊。”在一个促销台上，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在接吻。“我们也上去吧，上台接一次吻，有两块钱奖金呢。”说话的小男人被一个头发像鸡窝的女人骂得喘不过气来：“你穷疯了，两块钱，你愿意丢人现眼，我可不是那样的货色。”台前压着很多人，踮起脚尖看，有的喝倒彩，有的哈哈傻笑。逛夜市的，一家一家地看，比较着，看到中意的，停了下来，手里摸着料，眼睛打量着摊主。摊主说：“这衣服可是广州进的，不砍价，八十块一件。”买货的说：“这一条街都是义乌货，哪来广州的。三十五块一件。”摊主说，你也太狠了，加一点，五十五。买货的说，五十五，我可以去步行街买了，这里卖东西又不是打抢。摊主说，我可是做了几年夜市的，谁不认识我？我可不坑人，讨个吉利，四十八。买货的说，三十八。不还了，四十八。买货的手一甩，走了。没走出两步路，又被摊主叫住：“再谈谈，走什么呢，三十八就三十八。”买货的回过身，说，二十八块还差不多，要卖就卖，要不我走，别喊我。摊主说，你哪里是买东西，是杀人啊。商务茶城对面，有一家“美食美客”酒楼，菜还可以，我们经常上那儿用餐，回来就往夜市走。我喜欢逛书摊。书摊上都是热门新书，不过是盗版的水货。书可以打四折。我不买，翻翻，王跃文的、余秋雨的、《读者》合订本，还有热播电视连续剧的小说版本。我对流行的文字没有兴趣。我逛书摊是看看哪些人的文字可以骗钱。
很多人，尤其是贪玩的男人，对夜市是极其恼火的，有的还写信到主管部门，建议把夜市搬走，理由有N条，但主要的一条不会写出来—影响停车，以至于去美容美发厅不方便。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市里，有两个地块是娼妓泛滥的。一个是火车站广场周围，灯光暗红，帘布半遮半掩，门口有旋转的柱灯，袒胸露背的女人站在灯下，看见外地模样的人，就跟过来，说：“按摩吧，三十块一次。”你不搭话，她就一直跟着，拉你的手。假如你进了她半明半暗的房间，她就把裙子一脱，说，我帮你消除一下疲劳，二百块一次。有一次，我一个顺德的朋友，半夜到我这里借钱，说，连住宾馆的钱都没有。他姓冯，个矮，一脸粉刺，戴副青丝眼镜，说话满嘴地方口音。他是做电器区域经理的。他说，他下了火车，被一个女人拉住了，进了美容厅二楼的房间，他脱了衣服，还没干那个事，有四个男人冲进房间，抢了他八千五百三十块钱，还有一个手机。他喊都不敢喊。
在南门口，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美容厅一家连着一家，灯光豁亮，玻璃门贴着剪字：洗头+洗脸+捶背+挖耳=20元。四十五分钟一个流程，加钟加价。个体老板和县里的小官员，特别爱上这里。吃了饭，一手捂住嘴巴，一手把牙签伸进口腔里，往街上走。请客的说，去哪儿放松放松吧。剔牙的说，还要放松？破费了吧。请客的说，领导高兴，我才睡得着，这样吧，去南门口。南门口？我有几天没去了，你就带我们潇洒一次吧。懂得行当的人都知道，某某店的主人是谁，某某店的后台是谁，他们都是权力部门的实权人物。玩的人既图快活又图安全。在一楼，客人躺在沙发椅上，闭上眼睛，假寐的样子，洗头妹一般很青春，声音发嗲，手不停地在惬意的部位用力，嘴巴也不停，说，加个钟吧，很安全的。洗完头，上了二楼，一边上楼一边谈价格。小姐向客人保证，说，假如被逮了，损失由店老板补。其实客人也知道，即时是打黄扫非的风头上，美容厅也有准确的行动消息。当然，也有发生意外的时候。就说上个星期吧。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在某某美容厅的二楼暴毙。事发时间还是下午。警察赶到现场，洗头小姐全跑了。老头赤身裸体，口腔流出白色的泡沫还没有干。
假如南门口是一个院子的话，那么滨江路就是围墙。围墙外是熠熠发光的信江。吃了晚饭，市民喜欢到滨江路活动，有的拖家带口散步，有的坐在石礅上拉二胡，有的在路灯下打牌。这里也有暗娼。她找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她靠在河堤护栏上，漫不经心地吹着河风，一边观察路人。看见老男人是一个人活动的，就走上去搭话。她说她下岗。她说她有一个小孩还在读书，连检查身体的钱也给不了学校。说说，她说到了那个事。她说，我也四十多了，就便宜一点吧，一次八十块。老男人说，小姐才一百多块，你还可以低一点价。女的说，还便宜啊，你算算，我去你家里，再不行，我们可以到草地上去，连宾馆的费用都节约啦。男的想想，也就跟着女人走了。从乡下来城里拉三轮车的、擦鞋的、卖菜的、做门卫的，到了晚上九点多，爱往这里钻，好像这里是他们快乐的仓库。他们毫不在乎自己身上的液味，挂着木刻一样的笑脸，看见四十多岁的孤身女人，眼睛发直，手摸着嘴巴，有些不知所措。
我1994年9月来市里生活时，南门口不是这样的。它整个气息是乡间小镇—破落的屋舍，低矮，泥灰色，临街的门面都是木板的门墙。街上有渗入骨髓的寂静，偶尔有骑自行车的路过，是修高压锅或旧电视的，车子的三角叉上按一个放音喇叭：“修电视喽。”而早晨是很喧闹的，熙熙攘攘。在十字口的弯角，有一家茶铺，桌子是大八仙桌，大家围着桌子，嗑“颜记”瓜子，吃宝泽楼的甜品，手里摇着蒲扇，东拉西扯，一直聊到回家吃午饭。他们大多是一些老人，喝滚烫的茶，茶叶一把一把地放进紫砂壶里，心肺滚热、气脉顺通。他们就像是遗老，闲散、恬淡，使整个城市多了一分古老的风韵。老太婆的粉店在一栋木质的房子里，我们坐在小板凳上，“哗啦呼啦”地吃。房子只有两个房间，过道、天井、屋檐下，都坐满了人。这些都是老顾客，时间久了，彼此都很熟，今天我帮你付钱，明天你帮我付钱，每天都有朋友聚会的味道。
老太婆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四十多岁，秃头，做下手活，洗碗洗菜。老二是女儿，驼背，腰一年比一年弯，传菜收钱。二儿子在茶场上班，文文静静，是个白面书生，因家里房子不够，三十好几了才结婚，老婆很瘦，像片生姜，在店里帮忙，前两年茶场改制，二儿子去了深圳打工，一直没回家过。三儿子叫成华，也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近视，说话有娘娘腔，端外卖。老太婆说，成华的父亲很早就死了，一家人全靠小店营生。婆婆菜烧得好，价格低廉，辣椒炒蛋才三块钱，鱼头煮豆腐八块钱。这么多年，我们加班时，也一直把工作餐安排在婆婆店里。店里一般都坐满了人，也大多是不愿回家烧饭的。我有时看店里忙不过来，会帮婆婆洗洗菜，洗洗碗筷。我偶尔去吃早餐，婆婆只收一半的钱。我说，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就不敢来了。她又给我加料，满满的。我说我食量小，多了也是浪费。我单身的时候，带女孩子去吃饭，她会多烧几个好菜，送给我。婆婆不怎么说话，看见我和女孩子吃饭，脸上美美地笑。到了过节，她叫成华来我办公室，叫我去她那儿过，说，有鸭子，土鸭。我想，除了我母亲，没有谁比她更清楚我的口味。我婚后，很少在外面吃饭，婆婆店里也没去了。
我糊口的单位就在南门口的边上，有时上下班，我也往南门口走。我觉得我完全疏离了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我越来越老旧，还是这个城市越来年轻。我生活在水岸边的城市，十年如一日地走那些路，做那些事，除了头发越来越少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像皮球，在球场上滚来滚去，不断地磨损，充气，磨损，直到报废。我们也一直在告别一些人，一些事，而有些告别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比如南门口。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都面目全非。
小城帖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饶县城都像水面上的漂浮物：从上游而来，却不知漂向何方；残存的，低重量的，和我的青春差不多。由北向南的罗桥河和由西向东的信江，在龙潭塔汇聚成一个长方形的直角，三十年前，县城就建在这个直角上。整个直角都是丘陵，枫杨树和泡桐在春天的时候，黏黏的绿色把视野都包裹了起来。丘陵的低洼处，是坟冈，零星的白菜花在风中摇曳，黄黄的，与河边的瓦舍、褐色的岩石、茅草，构成了我们的集体记忆。
1986年秋—1989年夏，县城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站台。街道只有一条南灵路，长度约三华里。北路到了供电大厦，水泥路面就没有了，再过去一华里，可以看见一个环形的山冈，隐没在山冈背面的有两栋楼房，傍晚时分，脚风琴从楼房吹出黄尘一样的琴声。那是我的学校—上饶师范上饶县分校。我们每个人都备有一双雨鞋，高筒的—南方的雨季稠密，有点暴虐，山冈、校园里的路，到处都是稠稠的黄泥浆，从草缝里爬出来，然后在某一处汇集成汤汤溪流。校园内部并没有绿化，也没有平整，教学楼在一个山包，宿舍楼在另一个山包，远远看上去，犹如两个相互瞭望的碉堡。我们并不打伞，用碗虚盖着头，飞奔地在碉堡之间来回。雨鞋把泥浆带到教室、宿舍和食堂，板结成泥块。食堂是用石棉瓦搭建的，我们一边排队打饭，雨水一边“嗒嗒嗒”地落在碗里。女生则打一把伞。
说县城是一个南方小镇，或许会更准确一些。说得更具体一些，有廖家、桥下和新建移民区三个居民区，人口不到两万。我的学校属于桥下村的范围。学校正处于建设期，天晴的时候，十几个村民挑着竹萁，端着锄头，有的手里还拿着雷管，围到工地闹事，说，土地是他们的，土方也要他们做。学校说，工程都包出去了，你要包土方找镇里。村民说，不包土方也可以，那你学校每个土方给我们两块钱。学校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驱散了村民。可警察一走，又有村民来了，都是一些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头抽着旱烟，坐在推土机下面，说，把我压死算了，没有地，死了还更好。
我们站在宿舍楼的走廊上，整个桥下村尽收眼底，尤其在夏秋时节，它是那样的恬静、安详。阳光涂在田野上，樟树突兀，甘蔗地油油的，洋溢着远古的气息。阡陌细细，弯曲，像一条条铅笔线。甘蔗成熟的季节，我们游过罗桥河，光着上身，匍匐过一片草滩，进入甘蔗地。这时黄昏落幕，炊烟薄薄，鸟雀低低地掠过田野，弧形的天空也像一摊散落的水银。我们先坐在田埂上饱食，嘴唇上黏着甘蔗皮灰，白白的一层，然后把甘蔗打成捆，偷到学校里，给同学们分享。晚饭后，女同学个个啃着甘蔗。我们的手臂和脸，被甘蔗叶划出一条条的血痕。当时并不痛，到了晚上，血痕开始慢慢地燃烧。有一段时间，全校只有一两个同学才敢去偷甘蔗，他们是四班的。听四班的人说，村民轮流在甘蔗地抓偷盗的人。村民躲在地里，端一把锄头，看见偷盗的人来了，一锄挖下去。有时还联络十几号村民，形成包围圈，个个手拿扁担，还边围边叫：“打死他。打死他。”胆大的同学说，偷甘蔗的乐趣就在这里，他们人多有什么用，看谁跑得快呀。
在我的相册里，还保存着一张读师范时的照片：站在罗桥河边的沙滩上，双手叉腰，光着上身，“排骨”嶙峋，晚霞浸染着河水。现在想来，照片上的这个人，无意之中成了当年县城的隐喻。县城并没有多少房子，房子一般在三层以下，唯一一栋六层的房子是供电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建筑物。全县城没有一栋带电梯的房子，也没广场。然而，我热爱它。学校以南是街道，以北是丘陵。我们对丘陵的偏爱远远超出了逛街的兴趣。可能当时我们没有钱，也没什么东西可买。假如哪个同学每个月有五块钱的生活费，已经是很富裕了，设想一下，一个有钱人的子女是不会来读师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