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0月25日深夜，赵一曼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叫白杨嘴的地方。
那年是一个平年（即阳历没有闰日或农历没有闰月的年份），是农历乙巳年（蛇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当年1月，日俄战争中驻守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不久，东京中国留学生开会，请朝廷立宪。俄国爆发“1905年革命”（亦被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一连串范围广泛，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不断发生——诸如恐怖袭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直接导致尼古拉二世政府于第二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与实行多党制。那年，写下赫赫有名的被称作“为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敲响了丧钟”的《革命军》一书的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年仅20岁。8月20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9月2日，清廷下诏废除延续了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不久后，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在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2月8日，留日学生、著名青年革命家陈天华投海自尽，以死抗议日本，唤醒同胞。
那是一个旧制度风雨飘摇，新思想正待蓬勃发展的年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是旧中国最黑暗的夜晚。
宜宾，位于四川盆地南边。它东临泸州市，南接云南省昭通地区，西靠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北连自贡市。面积13283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24.3平方公里。酒都宜宾具有2180多年的建城史，是长江上游开发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城市之一，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誉。那个时候，宜宾还叫做叙州府。虽然宜宾一向有“填不满的叙府”之美誉，但当时的宜宾仍然是一个受几千年封建思想统治的社会。赵一曼出生的地方是叙州城东边一个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思想都很闭塞的山区，离叙州城有120多里路。
不知宜宾的丹霞地貌是否造就了赵一曼热烈、倔犟的性格。神奇的丹霞地貌如同朝霞映着天空一般，鲜红一片。赵一曼出生的白杨嘴村其实并没有一棵杨树，有的只是翠羽丹霞，竹林掩映。在山区，每户人家相互离得比较远，白杨嘴村就拉拉杂杂地分为上、中、下三处，村子背靠丹壁青山，面向沟谷平川，村前还有一条河床布满了石头的小河。赵一曼家在中白杨嘴，是一个每年可收租70余担的富有人家。她父亲李鸿绪自学过中医，还花钱捐了个监生（这是当时富裕人家流行干的事情），母亲蓝明福慈祥贤惠，操持家务有条有理。李鸿绪夫妇共生有六女二子，赵一曼排行第七，是最小的女儿，她还有一个弟弟。生下来的时候，父亲给她取名淑端，因此又叫端女。大概是希望她将来贤淑端庄吧。后来她上学时又起了个学名叫坤泰，再后来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叫李一超或李淑宁。赵一曼则是她到东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时用的化名。
李家的房子建在高高的半山腰上，屋前屋后栽满了竹子和绿树。一条结实漂亮的青石板路顺着山势而上，通向屋子。很安静的院落。院子很大，正对坝场的是三间堂屋，堂屋的左右都是厢房。赵一曼就出生在东边的厢房里。站在坝场举目望去，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
一方面，赵一曼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吃穿不愁，母亲慈祥温柔，兄姐疼爱。从她会走路时起，母亲就让她随便到竹林、田野去玩，养成了无拘无束的性格。她经常从屋后的小道直接爬到山巅。但另一方面，父亲的古板守旧，又让她经常受到呵斥，并不快乐。当然，当时她还不知道封建礼教为何物。据说她小的时候，经常有人到家里来告状，每次告状都是因为她为别人打抱不平去打架。她性格倔犟，认死理，与别人打架时，也不管对方的个子多高多大，都不怕，一副与人拼命、从不肯让步的架势，直到对方服输她才罢休。
童年时的赵一曼就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五岁那年，按照当时的习惯，母亲准备好了缠足布和绣花尖尖鞋，要赵一曼缠足。赵一曼不肯，母亲叫来了大嫂。两人齐用力，才把赵一曼的脚缠上。可是，她们刚一走开，赵一曼便气愤地解开了缠足布，剪碎了尖尖鞋。这是她第一次反对缠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一曼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新的知识，了解社会。比如为什么小树会长高长大？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尤其是，为什么有的人生来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过优裕的生活，而很多人整天奔波劳累却吃不饱穿不暖？各种各样的问题挤在脑海里，要她去寻找答案。
好在她父亲也是个重视知识的人。八岁那年，她父亲李鸿绪在家里立了私学。一位先生教七八个学生，就像一只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村里不重视读书的人就取笑，把它叫做“鸡婆学堂”。
赵一曼很聪明，老师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她很快就背了下来，虽然那些字她还不认识。但是，时间长了，她的好动的本性又冒出来了，课堂上经常开小差，搞小动作。最讨厌的是，老师总爱搜学生们的抽屉。有时翻出一盒正在吃桑叶的春蚕，有时又找出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这激发了她的逆反心理，便索性跟老师玩起恶作剧来，一会儿从抽屉里放出一只蝴蝶，一会儿从书包里拿出一只蜻蜓。有一次她甚至把一只小青蛙放进了老师的衣领里，吓了老师一跳。有一次，她书包里竟传出知了嘹亮的“歌声”。老师回转身，严厉地问道：“谁在玩知了？”虽然没人做声，但知了依然嘹亮的“歌声”还是把答案告诉了老师。老师气得发抖，挥着教鞭，对赵一曼说：“太不像话了，罚你明天早上背诵《增广贤文》，背不下来别想吃饭！”
老师满以为第二天可以好好教训一下赵一曼了。一上课，老师就拿起教鞭叫赵一曼站起来背《增广贤文》。小伙伴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可是她站起来，不慌不忙背诵了一遍。老师把教鞭放下，叹了口气，说：“还是要把心思放在读书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或许是老师的督促起了作用，她对读书还真的渐渐喜欢起来。除了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那些文章，她还偷偷到父亲的书房里，偷出一些“好玩”的书来看。她喜欢读唐诗宋词，觉得它们比那些内容枯燥的《三字经》之类好读多了。有一次，她正在父亲的书堆里翻着，被父亲撞了个正着。不过父亲并没有责骂她。哪个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聪明好学呢。这时她父亲身体已经不是很好，老是咳嗽，自己配了草药，让母亲煎给他喝，书房里便经常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味道。这时，父亲伸出枯瘦的老手，摸了摸赵一曼的小脑袋，感慨地说：“端女，你身为女孩子，却有着男孩子的性格和志向啊！”
两年后，她父亲李鸿绪去世了，大哥李席儒当家后，不再让她上学了，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将来还不是洗衣做饭带孩子。同时叮嘱母亲严加管教她，说，不然，照这样野下去，将来怕是没人敢要了。等等这些，都让赵一曼感到屈辱。她第一次意识到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平等的，即使在自己这样的富裕人家。不久，母亲又要她裹脚。母亲把她叫到跟前，说：“端女，你已经十岁了，再不裹脚，人家都要笑话你了。”
赵一曼说：“妈，我不缠足，缠足有什么好，你看你，两只小脚，只有三四寸长，走起路来颤巍巍的，不但走不快，还容易摔倒。”的确，她不止一次看到母亲摔倒在地。村里那些贫穷人家的女人，到地里干活还要带上一只专用的“锄凳”，不然根本干不了活。小一曼不明白，这不跟一个人自断手足差不多吗？这时候，她已经间接地接触到了一些外面的知识。她想，人家外面人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中国，他们的女人肯定是不缠足的，而我们缠了足，就是敌人赶来，跑也跑不快的，更别说转身杀敌了。
母亲叹了口气，说：“有什么办法？女孩子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千百年来我们女人就是这么过来的，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啊！”
赵一曼说：“我不缠！”
母亲说：“不裹也得裹！缠足虽然很痛，可将来可以嫁个好婆家，能过上幸福生活。”
赵一曼说：“那我就不嫁人！”
母亲不做声。到了夜里，赵一曼忽然被惊醒，母亲和大嫂还有女佣人王妈几个人合力把她按倒在床上，不由分说地把她的脚裹了起来。一层层的裹脚布，把她的两只脚勒得很痛。但赵一曼还是找到了剪刀，把裹脚布剪开。第二天，母亲进门，见白色的裹脚布扔了一地，气得浑身哆嗦，她从来没打过赵一曼，这次却狠狠打了她一顿。消息在村子里传开，大家都笑话起来。这是村子里没有过的事情。家族的长辈们都来训斥她，叫她母亲好好管教她。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母亲一次次地逼她裹脚，她一次次地奋起反抗，最后干脆以绝食来抗议，不吃饭，也不喝水。母亲慌了手脚，只好叫赵一曼的大哥来管教她。自从父亲死后，大哥李席儒就成了家长。可她的这个大哥，不但没有父亲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受了影响，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忍无可忍中，她再次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头也懒得抬，说：“不行，我没钱供你！”这时见屋内一片狼藉，他板着脸大声喝道：“你裹不裹脚？”“不裹！ ”“你到底裹不裹？”“我就是不裹！”小一曼的话刚一出口，大哥的巴掌已经打过来了。一曼被打倒在地，嘴角流出了鲜血，可她仍然倔强地爬起来，更坚定地冲着恼羞成怒的大哥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裹脚！”大哥果真野蛮地抡起拳头继续挥打起来，站在一旁的母亲看不下去，还是拼着力气把大哥拉开。大哥稍一用力，母亲就摔在地上。母亲默默爬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大哥的拳头。
就这样，赵一曼在和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保留下一双大脚，争得了用健康的双脚走路的自由。日后她要用这双脚去丈量东北的白山黑水，丈量抗日革命的道路。
所以说，一个人的叛逆性，应该是从小就表现出来的。问题是，很多人的这一宝贵的个性，在小时候就被完全抹杀掉了。这样的人，将来又怎能担当起改革社会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