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备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爆炸后，日军立即兵分南北两路，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当时，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毫无防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张学良曾训令东北军不得抵抗，驻守部队并未作出激烈反击。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月，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中国同胞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发生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同是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这一工程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名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400余人，联合起来平沟拆坝。7月2日，日本警察镇压平沟的中国农民，双方对峙，后来日本武装警察增援，在日本军警保护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时，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杀，掀起朝鲜半岛大规模的排华活动，当地华侨死伤数百人。
（1991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曾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不抵抗”的决策完全是他一人所为，与蒋介石无关。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名声。）
“九一八”事变后，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工农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和各中间派别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求停止内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各地黄色工会亦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所谓黄色工会，它源自于1887年的法国，蒙索明市一个厂主为了阻止工人罢工，私下收买了工会。于是工人们便愤怒地砸碎了工会会所的玻璃窗，工会组织就以黄色纸裱褙挡风遮阳。从此，工人们就称其为见不得人的“黄色工会”。在旧中国，黄色工会主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破坏罢工，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响应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是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到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中。9月25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街头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和传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援下在东北各地蓬勃发展，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中共满洲省委是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10月至1936年1月在东北地区设立的最高领导机构。其间以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等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工农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1931年10月，赵一曼由党组织选派乘船离开上海前往东北。与她同行的是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的黄维新（即“老曹”）。临行前，她特地与郑家姐妹告别。赵一曼和黄维新途径大连前往沈阳，一路上他们假扮夫妻。到了沈阳，按照事先的约定，赵一曼与中共满洲省委常务委员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金伯阳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是一栋面阔六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
在金伯阳眼里，赵一曼中等身材，两道剑眉，俊朗的脸庞流露出坚毅、果敢的神情。金伯阳介绍赵一曼结识了英商启东烟草公司的青年工人赵兰芬、赵兰芳两姐妹，并住到了她们家里。组织上安排赵一曼做满洲省委的妇女委员，负责妇女工作，黄维新继续北行，去了哈尔滨。
赵一曼不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引导她走上革命之路、给予了她无限鼓励的大姐夫郑佑之，不幸被敌人杀害。1931年8月，川东特委负责人被捕，为考虑安全，组织决定撤销川东特委，成立江巴中心县委，领导重庆周围十县市的党组织。郑佑之任秘书长。由于敌人采用残酷镇压和收买叛徒两种手法，江巴中心县委成立不到一年，李家俊、杨仁杰、饶耿之等领导人又相继牺牲。郑佑之认为再这样下去，在重庆的党组织有被敌人完全吃掉的危险，随即决心回农村再创根据地，以保存实力。在走之前，他于12月21日去重庆桂花街五世同堂院内的交通站取情报，而交通站负责人袁世勋已于凌晨前被捕叛变，供出了郑佑之要来此取信件，于是敌人预先设下了埋伏。郑佑之被捕后，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出去，就在监狱里给党组织和李坤杰写了遗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1931年12月29日，敌人对郑佑之进行最后一次审讯。他们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再次对郑佑之进行诱降、劝降，依然遭到失败。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在重庆英勇就义，时年40岁。
1932年1月的一天，当时是启东烟草公司地下党负责人的孙星五接到上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信中让他找一个安全的地点接待中央派来的同志。2月下旬，孙星五在北市场皇寺东胡同浩然里的一间住宅中见到了赵一曼。当时沈阳很冷，赵一曼穿着棉袄。接头人介绍：“她叫李一超，你管她叫李姐吧，今后你就在她的领导下工作。”
为了便于工作，赵一曼用江海燕作假名，找了一份糊烟盒的差事，以此作为掩护。
启东烟草公司创办于1907年6月，原来叫英美烟草公司，是英国人经营的。1931年改称启东烟草公司，是沈阳卷烟厂的前身。厂里当时有1500多名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女工和童工。赵一曼进厂后不久，就发现有位女工，家庭生活困难，孩子又小，有病没钱治疗。她就把自己挣的工钱拿出来帮助这位女工。就这样，赵一曼很快就成了工人的知心朋友，工人都称她“江大姐”。在她的帮助下，赵兰芬、赵兰芳和一些工人姐妹进步很快。赵一曼先后来到进步工人、家属中开展工作。她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向工人及其家属、邻居宣传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号召人们进行抗日活动。赵一曼还举办了学习班教他们识字和算账，让工人们懂得必要的文化和科学知识。
启东烟草公司大量雇用童工，他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不仅工资待遇十分低，而且还经常受到监工的打骂。在赵一曼的领导下，工人要求减轻童工的劳动定额，保证童工的身体健康。他们采取了巧妙的斗争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在《盛京时报》发表了一篇《启东烟草公司童工生活剪影》的报道。报道发出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迫于厂内工人和外界社会的共同压力，烟厂老板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减轻了童工的劳动定额。通过这件事，厂内的工人大受鼓舞，工人运动得到开展。
为了进一步地开展抗日斗争，赵一曼还组织了一个“足球俱乐部”，表面上是进行体育活动，实际上为抗日活动作掩护，发展工人运动的骨干。为团结女工们进行斗争，赵一曼还派一个叫李妹的共产党员组织了“姐妹团”，使女工之间互相帮助团结起来。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不知什么时候，沈阳城里流传着这么一首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
赵一曼曾去“九一八”事件的发生地北大营看过。那里既是一个“国耻”的见证，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为维护民族尊严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她佩服一个人：王铁汉。
王铁汉跟赵一曼同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班，两年后，因家境贫寒弃学从军，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九一八”事变前王铁汉一直驻守在沈阳东山嘴子北大营，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他的团与另外两个团驻扎在东北军的军事基地北大营。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当时的第七旅是东北军的王牌旅，总兵力有9700多人。日本军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因弹药缴库而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拒绝执行上级的不抵抗命令，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王铁汉以他的“铁汉”雄风，在那个屈辱之夜，为捍卫民族尊严挺身而出、拔枪而起，率军给侵略者迎头一击。他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辱！中华民族不可欺！
虽然属于不同的阵营，但民族的自尊心是一样的，爱国的情怀是一样的，体内流淌的都是华夏子孙的热血。
1932年4月，据可靠情报，烟厂正在赶制一批高级香烟，是给关东军司令部特制的，提供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些高级军官。赵一曼指示“反日小组”成员，暗地里对这些香烟洒水进行破坏，结果这批烟酒很快就发霉长毛了。李妹领导的“姐妹团”还在包装香烟时放进一批写有反日口号的纸条。对此，关东军非常气愤，日本特务加强了对卷烟厂的监视。
赵一曼的另一个行动也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当时赵一曼组织“反日小组”成员在市区内散发反日传单，一些传单直接投到邮筒中，另一些利用黑夜散发，传单上写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日本人滚出东北”等革命标语。
正当工作初见成效时，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被敌人发现并破坏了。1931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搬到了哈尔滨。1932年夏天，赵一曼领导的满洲总工会也随着搬到哈尔滨。
新的革命工作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