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我们前往参观的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华侨，名叫林锦仁，祖籍福建永春，在马来亚生长，后到新加坡做辣椒干生意，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7个公司的董事长，是无数优秀华人企业家中的一个。老人身体极佳，又非常健谈，一路上当起了我们的义务导游。他说在南洋，华人对孙中山先生是顶礼膜拜的，因为孙中山在海外奔走的过程，也就是他躬行“天下为公”、致力国民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一座熔炉，锤炼了海外华人的魂灵，铸就了锲而不舍、成就事业的华人精神。在晚晴园的院子里，唯一的一块石刻上，就是李光耀题写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室内的展厅里面，也有一块狂草匾额，上书“晚色多回韵，晴云越秀明”八个大字，颇为耐人寻味。晚晴园原是新加坡客商张永福的产业，是他特意买下给母亲安享晚年之用的一栋别墅，并取是名。1906年，他冒着激怒殖民地及清政府的危险，把别墅借给孙中山作为在东南亚革命活动的指挥中枢，不久便成为同盟会在东南亚的总部，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孙中山虽然再没有回到新加坡，但广大华侨一直对他敬仰有加，他也曾深情地说道：“华侨是革命之母。”1994年，晚晴园被列为国家古迹并定名为孙中山南洋纪念馆，2001年11月12日孙先生诞辰135周年纪念日对外开放。
从晚晴园出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从眼前的花团锦簇，联想到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奋斗历程。新加坡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华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3%。可以说，这个美丽富饶岛国的崛起，是与广大华人的艰苦努力分不开的。就在离晚晴园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区，名叫“牛车水”，那里满街都承载着华人辛酸的过去，记录着华人风雨沧桑的奋斗历程。20世纪上半叶，数不清的福建、广东难民，为躲战乱，或因饥荒，纷纷闯南洋，找活路。他们来到新加坡，大都是赶着牛车到马来亚提水来卖，以此赚几个血汗钱，晚上集中在这一带搭棚住宿。由于贫穷，他们每天只能拣拾那些洋人们不吃的肉骨头熬汤，加上些酸菜萝卜之类，用来充饥，还把这个汤称之为“肉骨茶”。久而久之，“牛车水”就成了这里的地名。“肉骨茶”也逐渐变成了一道风味菜肴，颇受华人喜爱。我在学校的食堂里就常买了吃，确实别有风味。那时华人妇女尤为悲惨，她们一般都终身不嫁，辛劳所得都积攒下来，寄回老家父母。其中有一位，终年辛劳，省吃俭用，直到老年病死时，竟从她的枕头里面翻出一大摞现钞，总计有8万多元。可怜老太太拉了一辈子的水，至死都没有用上一个钱。这就是无数华人旧时的血泪故事之一。后来新加坡实行城市改造，并打算将牛车水的矮旧房屋拆除，盖上新房，但遭到了广大华人的反对，政府便顺乎民意，干脆保持这里的独特风格。至今要吃到地道的中国风味，人们都知道要到牛车水。每到春节期间，这里便洋溢着浓烈的中国传统气氛，到处是红灯笼、红对联，舞龙舞狮，热闹非凡，成为新加坡一道靓丽的风景。
华人是海外最常用的称呼，其实就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枝枝叶叶。见到他们，我总是从心底里涌起亲切，涌起敬佩。人们不是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睿智的民族吗？这些在海外华人身上是得到了如此强烈的印证和鲜明的体现。想当年李光耀先生带着这群华夏子孙，团结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人们，励精图治，奋起创业，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还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富国之路；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华文化之精髓，还把东西方文化结合得如此巧妙，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创造性，还体现了与兄弟民族的包容性、先进性。在这里，各种族之间、各阶层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处得是如此和谐，如此相得益彰，真的令人叹为观止。
夜幕降临之时，林老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东海岸吃海鲜，恰好他老伴说有一桩生意要出差去吉隆坡，便与我们共进晚餐，饭后乘火车出发。我问她，怎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忙生意？她笑着说，反正闲着没事，多干点没啥。我突然想，他们这种对事业孜孜以求、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正是广大华人力量之源、崛起之魂吗？我曾听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在新加坡，开出租车的大都是第二职业，他们因为处于低收入阶层，为了活得更好些，从不怨天尤人，而是默默无闻地苦干。无数海外华人的业绩，不仅凝聚成了华人的旗帜，也给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华母体的子孙们以强烈的震撼和启示。
赞叹科学发展
新加坡确实是个富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不到400万人口的小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590亿新元（约900亿美元），人均GDP22000美元，货币供应量达332亿，外汇储备800亿美元。教育普及，就业充分，居者有其屋，生活无甚忧。真是世外桃源，人间盛境。探寻新加坡由穷变富的历程，我得到的只能是一句话，这就是：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
发展是要遵循其规律的，违背规律的盲目瞎闯，必然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新加坡的迷人之处，首先就在于审时度势，准确定位。1965年独立后，从客观条件看，新加坡人口少、劳动力资源和国内消费资源都有限；土地面积小，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同时又极端缺乏科技和资本，基础设施落后。但她却处在马六甲海峡的尖端位置，是主要海运航线的交通口，是东南亚各国的心腹要地。究竟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发展之路？政府的决策是八个字：扬长避短，以小搏大。他们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一方面集中资金办大事，大规模建设裕廊工业园，另一方面努力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炼油、交通运输等第二产业，仅用4—5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打下了经济国际化的基础。而到了80年代中期，当中国等周边国家改革开放活跃，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时，新加坡又及时转型，仅用五六年时间，就迅速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转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一夜之间，服装、家具等制造业不见了，而电子、精密仪器以及金融业、物流业遍地兴起，国际性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进入新世纪后，新加坡又注意分析亚洲新兴经济和新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新的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即在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致力于发展国外经济，“张开第二经济翅膀”，走海外发展之路，打造未来的国际型经济模式。这种既冷静思考又富有远见的战略，紧紧地把住了新加坡的脉搏，积极稳妥地引导着这艘航船，始终朝着胜利的彼岸前进。由此，我又想到了成都武侯祠前的那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崇尚精英治国，努力培养、吸引和用好人才，是新加坡建设和发展的“杀手锏”。为了培养人才，他们可说是不惜血本，愿花重金。一个典型的做法，是政府从初中阶段起，就开始物色优秀的学生，每年选出200名，集中主要教学资源进行教育，称为“天才班”。政府还为优秀大学生出国留学设立了许多奖学金，如“李光耀奖学金”“武装部队奖学金”“财政部奖学金”等等，选送了大批“天才”出国深造，然后再回国效力。在此基础上，政府通过严格的考试和招聘制度网罗最杰出的人才，并通过给予优厚报酬来确保他们维持廉洁与高效。据说在现政府中，部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享受过政府奖学金的，其中包括现任总理吴作栋和副总理李显龙。在吸引人才方面，新加坡更是高招迭出。每年都要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到世界各地进行宣传，以“工资高、税收低”的优惠政策，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其引才的工作做得异常周到细致，只要看准了一个，就会不遗余力，力促成功。光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实行的“人才招聘计划”，一次就引进了700多名留学欧、美、澳洲等地的中国留学毕业生，全是博士以上学位。我每每想到这些，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为了及时引导人民跟上世界潮流，做到人人成才，人人不落后于世界发展趋势，新加坡政府还十分注重语言上的跟进。六七十年代，李光耀先生号召国民大学英语，使国民的素质跟上了与欧美的经济接轨；现在又认为21世纪是中国崛起的时代，必须学好中文，以便于与中国做生意。他还很少有地在电视上用不太流畅的华语接受记者的采访，宣布了每年要输送200名优秀学生到清华、北大留学的政策。
新加坡的经济是高效的经济。政府有很强的经济实力，以财政部为投资主体的淡马锡控股公司几乎涵盖了所有命脉企业；经济政策前瞻性强，对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具有有效干预；经济政策可以对应国际经济形式的灵活程度；加上低福利、低税收，很少受社会福利体制的拖累。同时也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从收入上看，10%的家庭月收入2万元左右，而约20%的家庭月收入仅在1000—2000元左右。那么如何处理好这个社会矛盾，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政府采取了很多办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公积金和组屋两个方面。政府规定，凡有工作的公民，必须强制上缴月工资20%的公积金，同时政府给予补助相同的金额，一起存入银行。公积金的80%可供本人买房、买股票、交大学学费等，8%用于养老，12%用于医疗储蓄账户。这个制度既鼓励人们积极工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低收入者；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降低了所得税率，形成了社会良性循环。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新加坡政府从60年代后期起，就致力于为公民提供住房（新加坡称之为“组屋”），目前已累积建造了80余万套。购买组屋必须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后来提高至8000元），每个家庭一生可购两次。这样就照顾了中、低收入者，通过房贴实行转移支付，缩小财富差距。因此，现在在新加坡看不到穷人，再穷也有一套住房，这就是公积金与组屋结合给中低收入者带来的好处。通俗地说，是政府用老百姓的钱，统一为老百姓办事。正因为有这些亲民、利民的政策，新加坡尽管也还存在不少社会问题，尽管还有3.5%的失业率，但人民是安居乐业的，社会是稳定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丽富饶的新加坡，必将沿着既定的轨道，顺利实现新的转型，健康阔步地向前迈进！
2004年6月15日作于南洋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