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年初，美国作家艾格妮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途经香港，她和萧红是在30年代经鲁迅介绍认识的。当端木蕻良和萧红得知史沫特莱到达香港的消息以后，立刻就约见了她。史沫特莱在香港小住一个月，香港文化界的朋友特地在思豪酒店设了一个茶会欢迎她，当日就是萧红做主席。史沫特莱住在当时的香港会督(即大主教)英国人Bishop Hall(他的中国名字叫何鸣华)的家里。史沫特莱在香港逗留期间，曾热情地跑到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家里去探望。她看到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居室只有一间房子，相当狭小。虽然萧红和端木蕻良结合以后已经非常节制吸烟喝酒了，身体也略微比以前有所好转，但由于香港位处南方又紧靠海洋，潮湿的空气不利于萧红的肺病，结核菌容易繁殖。于是史沫特莱就把萧红接到她所居住的玫瑰园，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和写作空间。哪怕是暂时的也好。
萧红在玫瑰园继续创作，不久就完成了她的《马伯乐》的后半部第九章。端木蕻良说：萧红创作的态度常常带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香港，当生活等各方面的条件稳定下来以后，萧红就开始思索开拓新的创作题材，她想来想去都不满意。这时，端木蕻良想到萧红走南闯北经历了社会的种种层面，就建议她写自己——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道路和内心的历程。萧红觉得很有启发，可是她又觉得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半封建社会里，一个女性的生活本来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创作范围相对狭窄。因此萧红最后决定在故事里把这个“主人公”写成是男的，而且扩展成为一个战乱时期左右摇摆的自私自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个人自卑自贱又自高自大，胆小怕事又虚伪夸张到极点。从国家到家人，什么都远不如他自己和钱财重要。对他来说，所谓原则道德都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的。萧红的笔触第一次变得那么尖刻、那么嘲讽，那么毫不留情地把这个人的多重性格揭示出来。显然萧红的风格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关于人物的名字，端木蕻良又向萧红提议说，主人公一定要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就好像鲁迅的“阿Q”。萧红便和端木蕻良一起为小说里的“主人公”起名字，最后萧红接受了端木蕻良的命名，这个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就变成了“马伯乐”，英文翻译音同“万宝路”香烟，“伯乐”也可译成响亮的“保罗”。中文又是马又是伯乐，到底是马还是伯乐？细想一下十分有趣。萧红感到很满意。其实端木蕻良在创作过程中一向对书名甚至哪怕是一个短篇的题目都很重视的。随便举例就有《初吻》、《红夜》、《远方的风沙》等。另外萧红的《呼兰河传》也是端木蕻良帮助确定的书名，原来的书名可能是《呼兰河的女儿》。由于端木蕻良记得他曾经读过一本外国文学作品，书名是《尼罗河传》，听上去很有气魄，就建议萧红改《呼兰河的女儿》为《呼兰河传》。端木蕻良承认萧红和他结婚以后在写作风格上有一定的改变，因为他们常常在写作过程当中一起讨论有关的问题，相互提醒，相互补充。
端木蕻良那段时间的身体也很不好，他的风湿病发作了，但他仍旧抱病创作他的《大时代》。《大时代》是在1941年发表的，看得出来那原本是一部相当规模的长篇，可惜一共只有完成了三个章节，又成了“半部书”。这三个章节倒别有趣味，描写的是东北阔少丁宁(原《科尔沁旗草原》的主人公)进关以后变成一个花花公子的形象。一个原本雄心勃勃想做当代英雄的丁宁却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只能充当一个时代的零余人，其实这也是这一人物性格顺应逻辑发展的结果。《大时代》完全可以作为《科尔沁旗草原》的续篇，它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东北富家子弟因日本入侵而流亡关内以后的那副虚无颓废的模样。而且从这部小说里看到，端木在40年代小说创作主题的转向，即从直接反映抗战主题转为更注重挖掘、表现具有个性的人物内心世界。
在端木蕻良和萧红埋头创作之际，史沫特莱注意到时事的险恶，因为她当时是从中国大陆的抗战前线过来的，又和香港官方及美国和欧洲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因此对整个战局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她建议端木蕻良和萧红及早离开香港，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而且还安排他们和新加坡的朋友见面。端木蕻良和萧红也认为离开香港是上策，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萧红的病情就发生了变化。
那时，位于香港郊区的玛丽医院正在对肺病试行一种空气疗法，据说很有效。史沫特莱利用自己的关系为萧红安排到那里去治疗，还设法减免了萧红的住院费。萧红听了很高兴，她真希望能够根治一下自己的老毛病，于是就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在这一年的11月中旬，自己前往那里去打针，走在半路上她突然想到端木蕻良还在《时代批评》社等她呢，就打了个电话告诉端木蕻良自己已经从九龙过海了，现在到医院去，一个小时就到他那儿去。看上去，她走路还是健康的，心情也是愉快的，不料一进医院，打完了空气针，她感到从未有的疲倦，她身上所有的疾病都显露出来，因而不得不长住医院了。端木蕻良和萧红的写作收入，在平时是可以维持生活的，但一住医院就入不敷出，相当紧张了。好在他们的朋友周鲸文保证，萧红的一切医疗开支由他来负责。
玛丽医院靠着大海，环境倒是非常宜人的。医院为了让病人呼吸到新鲜空气就把病床安放在一个宽大的平台上(骑楼)，虽然上面有遮阳遮雨的顶，但病人仍旧好像是露宿在外面。萧红不习惯这种医疗方法，入院以后病情没有丝毫转机，她的心情便开始烦躁起来，不想再住在医院里了。有一天午夜，海上正刮着十二级的台风，住在九龙的端木蕻良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告知萧红病危，当时所有船只已经停航，端木蕻良心急火燎等待急救轮渡。整个码头上只有他一个人，好不容易出了高价找到渡船，赶到医院，发现萧红正安详地入睡。听到端木蕻良的脚步，她睁开眼睛吃了一惊说：“外面这么大的台风，你怎么来了？！”原来是医院的电话打错了。端木蕻良虚惊一场，不过看到萧红安然无恙，他还是很高兴的，只是在心里开始怀疑起这所医院治疗的效果。那天萧红看到端木蕻良来看她也很高兴，并且再次提出“回家”的要求。不久端木蕻良就把萧红接回家了。
周鲸文在11月下旬的某一日，接到端木蕻良打给他的电话。周鲸文得知萧红出院的消息非常焦急，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可以少付些医疗费而高兴，反而更为萧红的健康担心。第二天周鲸文就和夫人一起过海到九龙去看望萧红和端木蕻良，他说：当他看到端木蕻良和萧红“住一间二百尺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时，心里不由感到很寒酸。其实这样的条件对端木蕻良和萧红这对文人来说，已经是不错的了。不知周鲸文是否还注意到，由于萧红病重，端木蕻良这个“大孩子”那时候已经不得不“长大”了。他开始学会体贴萧红，有时，他从九龙过海到香港办事，朋友们拉他去喝茶，他总是说：“出来很久了，家中只有萧红，要早点回去。”但是萧红的病并没有因为端木蕻良的细心照料而好转，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常常白天也睡不安宁。为了让萧红舒服一些，端木蕻良就请在《时代文学》担任编务工作而来九龙上班的袁大顿，一起把萧红的卧榻南移又北转，甚至像摆动小孩摇篮一样，把她的床摆来摆去。一次，柳亚子前来看望萧红，恰巧适逢端木蕻良在轻轻摇动萧红的病榻，又给萧红端药侍茶，聊天解闷，柳亚子十分感动，他即兴挥毫作诗——《赠蕻良一首并呈萧红女士》：谔谔曹郎奠万华，
温馨更爱女郎花。
文坛驰骋联双璧，
病榻殷勤伺一茶。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端木蕻良和萧红仍旧没有停止他们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萧红完成了她的最后一篇小说《小城三月》，发表在1941年7月1日出版的《时代文学》上，小说当中还有两幅插图，一幅署名“金永霓”，一幅署名“京平”，都是端木蕻良的笔名。一幅画的是哈尔滨的马车夫在大雪中奔跑；一幅画的是翠姨、松花江对岸的景色和近处的啤酒桶。端木蕻良没有去过哈尔滨，对哈尔滨不熟悉，萧红就给他出主意。端木蕻良按照萧红的意图创作了这两幅插图，连专门学过画画的萧红也很满意，她高兴地在画上加题《小城三月》和签名。这是端木蕻良惟一的一次为文艺作品画插图，署名“金永霓”是从楚辞“虹霓纷其朝霞兮！”而来的，抒发一种向往的心情。
这一年的11月1日，《时代文学》第五、第六期合刊上刊登了一幅端木蕻良的指画——鲁迅头像，这幅“指画”的创作起因是那天当端木蕻良裁纸准备画画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割破，慌忙间想到民间偏方——以墨止血，于是就把墨蘸到手指上。看着蘸墨的手指，端木蕻良突然灵机一动，联想到清代有名的指画家高其佩，他是端木蕻良的同乡，端木蕻良看过他的作品，印象深刻。于是端木蕻良便欣然用手指画了一幅鲁迅头像。端木蕻良主编《时代文学》的同时，常常也自己设计装帧封面和内页，他曾经很有兴趣地在《时代文学》目录的上面，亲笔绘制了一大组世界著名的作家名人的头像。这些头像共有十七幅，按发表次序是：鲁迅、高尔基、萧伯纳、托尔斯泰、茅盾、左拉、果戈理、伯林斯基、恩格斯、歌德、海涅、普希金、华盛顿、欧文、马克·吐温、契诃夫、肖洛霍夫。当时在香港这个孤岛上要找这些人的相片是很困难的，有的是根据《世界文库》扉页上指甲大小的画像，用放大镜放大临摹的。第一幅画的是鲁迅，虽然手头资料很多，端木蕻良画了几次总不满意，因为他想要画出鲁迅悲悯的眼神。于是就写信给许广平索取鲁迅的照片，但是收到照片的时候，因《时代文学》提前发刊，已经采用了端木蕻良先前的画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