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前人，为我们留下他们的历史，使我们知道，他们也曾经在这个世界喜怒哀乐生活过，使时下的我们不至于觉得活得孤独。
——摘自徐兴亚博客
接到采访徐兴亚先生的邀约时，我正在读他的历史著作《西海固史》。这本书我一共读过三遍。第一次阅读时，当在一九九五年，那时我正在《固原日报》当副刊编辑，由于“原州史话”栏目的缘故（该栏目最初的策划者和约稿人是张国长，我是后期接手），开始接触徐兴亚先生及他的手稿。他那时提供给我们的其实就是后来结集为《西海固史》的初稿部分，每期登载两三千字，送一期，登一期。记得稿件都是很原始的手写稿，抄在普通的方格稿纸上，笔力刚劲。因为过于零星，不成系统，故当初阅读时，并未引起太多共鸣。但读者的期待和关注却是非常热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固原人，读了上期等下期，有时报纸因故迟出，他们还会把电话打到编辑部来询问。一些人还因此买了很好的剪贴本，把稿件规整地剪贴成书的样子，以供闲时系统阅读。尽管如此，“原州史话”还是因故停载了，时间当在一九九六年前后，如此算来，报纸共刊出三十余期，行文至东汉初年。
这期间，就慢慢了解到徐先生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早期搞文学创作，且成绩不俗，被评论家誉为“西海固文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新时期的拓荒者。对于他突然转向搞史学研究，大家起初并不十分看好，认为只是一时兴起，或偶尔为之的“票友”行为。但没想到数年之后，即二茵茵二年，《西海固史》正式出版发行，这让许多人感觉迷惑且震惊，不相信此事是真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第二次较为系统地阅读了该书，当时虽有点浮光掠影，但它给人的震撼还是深刻的、清晰的。记得当时报纸发了消息，还发了他书前所附的探讨性文章《试探宁夏南史命题的提出》。作为中国西北首部地区性通史、宁夏南部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工程，徐先生默默耕耘写作、自费出版、自己组织开首发式、自己销售。问世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关注。据徐先生自己透露，《宁夏日报》发布的一条消息，还是他本人托一位朋友帮助发表的，稿件也是他自己所写。尽管如此，社会各界和读者的反响却是空前热烈，短时期内，一千五百本书售出，定价四十元的一千本平装本售罄。竟在固原各阶层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西海固史》热。多年来，人们还在议论评说这本书。一本史学著作如此长久占据人们话题的事件，这在固原似乎还是第一次。
一晃近十年过去了，又一次重新阅读它，自是有种别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是它那丰富而多彩的内容，其次是它质朴、扎实、准确而不失优美流畅的文笔。放下《西海固史》，徐兴亚先生的形象竟一下子布满了脑际，这个倔强而执著的人，他似乎要透过白纸黑字而从我眼前的书中跳出来——他的华发、他的步态，以及他那冷静而坚定的目光……
作为一部地方通史，《西海固史》融古今史书编写之体例，详细叙述了自传说时期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的数千年历史，内容涉及地理、建置、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人物、教育状况、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被专家誉为“中国西北第一部地区性通史”，是一本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空白的“严谨、厚重之作”。再加之大量珍贵的历史及文物照片和明白通畅的叙述方式，使该书不仅好读、耐读，且具有了其他同类史书所没有的强大冲击力。特别在今天再提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该书以研究、总结西海固贫困地区在历史、人文、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根源和原因为目的，是时代的需要，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和现实观照。
接到采访任务之后，我仔细阅读了多位专家对它的中肯评价，也走访了多位与徐兴亚相知甚深的亲朋好友，之后便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平心而论，徐兴亚并不具备成为一个撰写地方史者的先决条件，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专业培训，他的文凭至今是“高中”，他的履历也极为简单——除两年“上山下乡”的插队生涯外，他基本上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固原城，从原州区文化馆退休时的身份为研究馆员。
那么，《西海固史》的诞生，是偶然、必然？是“前定”，还是一个人明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孜孜以求所结出的“繁花硕果”？
或许，这一切的一切，只有等我们走入他的内心深处，才能找到准确答案。
那个冥冥之中的“前定”
徐兴亚先生的家在固原城一个名叫小南寺巷的小巷子里。小巷东西走向，隐在城中，如果不是有人特意指点，要找到它还真得费点时间。这是一条迄今还保留着老城某些民居特色的小巷。走进巷口，一条不太规整的土路会把它和周边的环境截然区分开来，巷子两边皆为民居，有新修的砖楼，新盖的瓦房，也有早年间留下来的老式庭院。很显然，这条小巷已有些年头了。徐先生的家就在小巷中间的一座坐南向北的院子里。院子里有花园、石狮、照壁，还有一间颜色古旧、式样别致的清代上房。绕过照壁，一眼就能看见紧傍院子的那段固原古城内墙，徐先生说这就是目前仅存的汉代高平第一城的遗迹——这似乎是一种暗示，看见那段荒草萋萋依然高大的残墙，我无端地觉得住在这样的一座院子里，就应该和固原的历史多多少少发生一些什么。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朴素的习惯，觉得要在短时间内采访并熟知一个人，必得从他的家传渊源和生长环境入手，我觉得只有这样，或许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个人某种特殊的成长“轨迹”，或曰“依据”。
确切地说，徐先生祖籍应为湖北黄陂，他的祖上因为什么来到固原定居史无可考，他自己本人也说不大清楚。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祖父曾是一位地方名士。后来，我很快就在当地志书中查到了：徐步升，字云阶，生于书香之家，好学强记，博览广识。光绪二十九年，入京会试，中副举，候选州判。此后，从政任教，曾创办五原书院（即固原中学的前身），并任山长（相当于校长），编修《民国固原县志》，为总纂。他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曾以《上大总统西北边务条陈》为题上书北京政府，陈说西北边境利弊，提出颇有见地的国防策略，在地方各界名动一时。后来，在得知北京政府拟修筑陇海铁路时，他立即代表以固原为中心的周边几个州县议会，撰写了洋洋五千言的《上交通部书》，陈述缘由，纵论意义。如此算来，他老人家应该是历史上关心固原铁路建设的第一人了。老人家还擅诗文，有《原州八咏》及《固原震灾行》等作品为人称颂，一生洒脱自如，为人旷达。相传夫人谢世时，他“皓首执绋”，传为美谈。
徐兴亚的父亲徐颐也是一位民国时在固原有影响的文人，他曾一度以教书为生，业余写作，其代表作《韩练成事略》《满江红·塞外感怀》等文章诗赋被当地志书收录，文采斐然。
对于这两位从未谋面的祖、父辈亲人，徐兴亚自是非常钦慕，他想，自己后来鬼使神差入了写作的道儿，并孜孜以求于地方史志研究，或许和自己祖上的这点基因血脉是有一些关联的。
与文字结缘
其实，徐兴亚与文字结缘还是从文学创作开始的。
徐兴亚从小就生活在固原城里。自打记事起，他就和业已寡居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而曾经辉煌一时的先人，留给他的，除一大堆触摸不到的名头，就是一个人人都不待见的高成分。家道中落，境遇凄冷。小小年纪时，徐兴亚就知道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慰藉自己，这使他与同龄人相比自是多了一些敏感、倔强、内敛。
他记得，那时固原城还没有被破坏，店铺街坊还残存着古老的印记，走在不大规整的街面上，有时小贩的一声悠长叫卖也能把人带入一种昔年的遐想中。那时，固原城高大的砖包城墙像一道规整的屏蔽，黄昏饭罢，一些大人到城墙上散步，他则约了同龄的孩子到上面玩耍、做游戏。城外有河，有树，有人家，还有一群群像云彩一样起起落落的乌鸦。站在高大整齐的城墙上，方圆地界上的一切尽收眼底，而黄昏时雄壮的山城图景则使幼年的徐兴亚竟有了一种奇怪的思古幽情，就像突然间在脑际产生的美妙幻觉。
其实，真正让徐兴亚感兴趣的地方还是固原县图书馆。这是一个令徐兴亚流连忘返的地方。它先坐落在南关口，后搬迁至小南寺巷东口对面，离家仅百米而已。在这里，徐兴亚很早就读到了一些大家熟悉的中外名著，如中国古典小说、西方文学名著，以及俄罗斯、苏联文学作品等，当然，这种不经意间的阅读，很快就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十九岁，徐兴亚高中毕业，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二十一岁时，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离家百里之外的寨科公社插队落户。两年之后插队结束。这两年结结实实的农村生活，除了给予他肉体上的磨炼之外，还使他零距离地与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邂逅，如花儿、民间故事等等，这为他后来曾一度献身民间文学集成打下了坚实伏笔。
二十三岁时，徐兴亚参加工作，成了固原县河川中学的一名代课教师。早年间埋藏在心底的那颗文学的种子开始悄悄萌动——他试着向当地的报刊投稿了。这正应了那句千年不变的老话：“文学生于困窘。”
一九七二年，他的小说处女作《山里的孩子》在宁夏日报发表，引得上上下下一片好评。同年七月，他被县文教局调到县教研组，再次成为了山城固原的一分子。
由于爱好文学的缘故，后来自己要求调进县文化馆，成了一名专事群众文化（主要组织群众业余创作）的文化馆干部。这期间，徐兴亚发表了一批很受好评的散文、小说，同时也撰写了一些反映地方文化特色的写实作品。如他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雨舞台》，表现的就是著名秦腔老艺人丁醒民的独特生活，在《六盘山》杂志连载后，当地读者很是喜爱，评价甚高。也许是曾经有过数年教师生涯锤炼的缘故吧，一段时期，他非常热衷于儿童文学创作，其中一些作品还在诸如《巨人》等大型儿童文学刊物发表，同时，他创作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先后三次在宁夏文学艺术评奖中获奖。
一边写作，一边做与地方文化有关的研究工作。那时，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刚刚开始，各地文化机构相机而动，在民间文学的各个领域积极开展工作。当然了，这项工作最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身上。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四年间，他一共主持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全国民间文学三项集成固原县资料本：《固原民间故事》《固原民间谚语》《六盘山花儿两千首》等，得到该领域多位专家好评，其中《六盘山花儿两千首》，获得过自治区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奖励。他还创办过一本名叫《六盘虎啸》的大型灯谜刊物，在同行业界口碑极佳。并独自主编过数本群众文化内部刊物《南飞雁》《农村俱乐部》《迎春》《春联集锦》《春官词》等。
直到这时，他应该是初步完成了《西海固史》写作之前扎实的文字修炼。
性格决定命运
“性格决定命运”。文章写到这里，笔下忽然蹦出这样一句话。这句话用在徐兴亚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在短暂的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过：“老徐这人性子直，爱较真，只要是他认准的理，非弄出个子丑寅卯来不可。”
他率真、率性，敢于冒险，这在熟悉他的人中几乎达成了共识。
在采访中，有三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一件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张易公社的贫穷落后全自治区出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固原县张易公社党委举行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果断、毅然决定十三个大队普遍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一九八茵年，“包产到户”仅一年，奇迹出现了。张易公社基本甩掉戴在头上十四年吃回销粮的帽子。而这时，自治区各级党政部门和媒体对“包产到户”仍在激烈争论中，“县上领导在争论，争得面红耳赤；地区领导在争论，争得拍案而起；自治区领导在争论，争得夜不能寐。党委部门在争论，行政部门在争论，业务主管部门在争论，宣传部门在争论，党的喉舌——《宁夏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一上班就争论，一时人人说张易。”（引自徐兴亚著报告文学《张起生活的风帆——张易纪行》）。那时，还在固原县文化馆工作的徐兴亚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就是宁夏农村改革将要来临的报春讯息。于是，他独自徒步深入张易村村队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访，一个月之后，一篇题为《扬起生活的风帆》的报告文学就诞生了。这应该是宁夏直接反映农村改革的发轫之作。但是，由于宁夏当时对农村改革开放的态度，他的报告文学并未公开发表，仅仅登载在自己主编的固原县文化馆出版的一份名叫《南飞雁》的铅印内部刊物上。尽管如此，他的敢为天下先的大胆举动还是得到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一九九八年，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篇文章的价值和重要性，他本人也因此获得宁夏改革开放、搞活成就报告文学奖。于是在事隔八年之后将它收入当时由宁夏文联主编的一本报告文学集里。
另一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六年，那时，汹涌澎湃的商品经济大潮已席卷了全中国，各行各业都在经受着它的巨大冲击。这时，敢于冒险和喜欢接受新鲜事物的徐兴亚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亲自“下海”到潮头搏击一番。
他选择了开书店。刚开始时，他雇了店员，因当时所租的店面还没落实，便在闹市街头摆了个地摊，铺开一大片塑料布，把刚刚调来的新书按类别一堆一堆摊开，这情形颇有些像街头小贩的分堆售菜。后来他就在靠近人民会堂的一侧租了一间门面，取名为“良友书店”。良友书店后来真正成为了固原读书人的良师益友。因为这个书店里的书，并不像正规书店那样刻板，也不像一些伪书店那样哗众取宠，它所有摆在货架上的书，都是最新、也最受读者欢迎的热点书，能满足各个阶层读者群的购书需求。
由于经营理念新，书籍新，进货快，作为民营书店一枝独秀，不久它就占有了固原市场的很大份额，当时固原新华书店社科书籍经营也似乎受到威胁。
第三件事发生在二茵茵五年，徐兴亚又干了应该是全国罕有的事儿，创立地方志书官方与民间联合编纂的模式。一九九三年，自徐兴亚任副总纂的新编《固原县志》编修告竣出版后，人员调动，仅有一名新来的主任看守，他不懂方志编修，十余年来，上级三令五申让固原县（二茵茵五年改设为原州区）续编《固原县志》和始编《固原县年鉴》，因人力和经费原因，两项均不能启动。二茵茵四年，徐兴亚长子在北京注册了民间研究机构“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徐兴亚当即抓住这个文化商机，代表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与原州区史志办公室签订合作协议，成立原州年鉴编辑部，编修创刊号《原州年鉴（2005）》，开《原州年鉴》编纂先河。共同编纂和筹措经费，出版《原州年鉴（2005）》，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书稿编写和向社会筹措部分经费，徐兴亚承担了书稿的主要设计和编写工作。同时，精心设计篇目结构，精心筹划前期运作宣传，如印制宣传彩页，宣传年鉴的作用和价值，设计筹划彩色插页，让固原的书画名家的作品有偿进入官方志书。这种模式，省人省力省钱，出书快，质量高，政府史志编写部门压力小，不用调人组建庞大的写作班子，经费筹措也能掌握主动权。
二茵茵六年六月，《原州年鉴（2005）》如期由方志出版社出版。二茵茵七年六月，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年鉴编校质量检查评比活动”中获得一等奖。二茵一茵年十一月，《原州年鉴（2005）》又荣获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国地方志协会联合颁发的“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届年鉴评奖二等奖”，因官方合作者的诚信原因，合作结束。至今，原州区未有年鉴编成出版。
十年砥砺
一九八三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也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蓬蓬勃勃，应势而起，固原县委、政府决定启动新编《固原县志》编修工作。县志办负责人张贤邀请徐兴亚加盟协助。
接手县志写作任务之后，徐兴亚便一头扎了下去，开始熟悉并掌握县志写作的相关知识和写作要求。他开始熟悉的第一项工作是对一大堆无序材料的归纳取舍，因为对于一本志书而言，它涉及到了包括一个地方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在内的方方面面，还有其内部各有特色的机理衔接，这样，它就对修志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高标准要求。它要求修志者不但要有广博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还要有严谨而认真的科学态度，以及条分缕析的逻辑思辨能力。其次，对一个地方历史、地理、文化特色、风俗习惯的熟知也是缺一不可。解决好了这些，语言文字关当然更是每一位志书写作者必修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的精要在于，它既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但也有自己独有的技巧特色。一般而言，志书对文字的要求并不在修辞与文采，而在于准确、科学、简洁。小说有小说的谋篇布局，志书有志书的格式体例，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同时，还要根据全国各地已出版的县志和学习方志理论。
经过一段时期的修炼，徐兴亚逐渐掌握了这门功课的内中三昧。而这种修炼几乎花去了他近十年的光阴。
一九九二年，新编《固原县志》终于付梓出版，张贤任总纂，徐兴亚与谢东同为副总纂。在这部煌煌百余万字的志书中，徐兴亚承担并独立完成了其中十三个专业志的编撰任务，内容涵盖了畜牧、林业、水利、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文物、人物等等，字数占总志书整个写作任务的三分之一强。而在修志的过程中，他有许多独特的感悟和体会被记录了下来，其中部分经过整理加工作为论文发表，如《试论县志总纂的难点与重点》《试探黄土高原区域县志水利志的编写》等等。
新编《固原县志》出版后，专家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各界赞赏有加，同时，它还于当年先后分获宁夏和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可以说，这十年县志的写作，锤炼了他各个方面的能力，也为他后来顺理成章进入《西海固史》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一大堆地方史料的整理归纳，他发现，固原是个魅力十足的地方，且不说这个边地古城在历朝历代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就它“史不断代”的完整性也使他禁不住热血沸腾。于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念头开始在他的意识深处悄悄萌动——
十年耕耘
匆匆忙忙之间，时间就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九九二年，新编县志的编纂任务结束，徐兴亚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人生的原点，虽然人在书店，但心却又在商海以外开始游弋——毕竟经商赚钱不是自己人生的最终目标。恰在此时，《固原日报》改版扩版，副刊编辑张国长热情邀约，希望他给改版后的《固原日报》写点东西，而这与他此前的一些想法竟不谋而合——之前，也就是在他编纂《固原县志》的过程中，有一个想法，县志限于体例，专业设志，最终以条目反映内容，科学性自不待言，可是把历史切得太碎，对于普通读者缺乏可读性。而固原历史悠久、丰富、灿烂、独特，能不能把固原历史用“历史”的视角整理反映撰写出来，介绍给固原人民，让固原人民知道家乡数千年的煌煌历史。就这样，经过半年多的初步构想，写法的定夺，内容的确定，开始进入撰写。
徐兴亚说，无畏源于无知。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历史知识根底浅薄，专业修炼空白，以为只是写文章而已。没有想到自己陷入了一个学问的泥淖，不要说固原数千年的历史资料的搜寻、鉴别、耙梳、研究、考证、如何利用，仅历史知识、学术规范就是两座大山，阻拦着他，必须翻过去，才能有资格给固原历史立传。他没有想到会耗去他十年的生命。写作之初他还是朦胧的，不自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边学习边充实的过程中，那种为西海固写史的目标才开始逐渐疏朗、明晰。而这种目标的确立，又为他后来数年如一日埋头写作增加了巨大的自信与动力。
他一边应对连载，一边大量地像海绵吸水一般补课，充实自己。
十年后，书稿终于杀青，为了向出版社说明自己有可能、有资格、有能力撰写《西海固史》，他对自己的写作环境、条件、过程进行了理性的梳理。
他梳理的办法类似于一项浩大工程中的各项指数评估。
客观方面——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的研究禁区不断被打破，极左思潮得到了彻底的清算、纠正，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捷报频传，成果颇丰。从全国范围看，历史研究已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围，而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的表述形式。其次，一大批有关宁夏史志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炉，对宁夏历史的基本脉络、重要朝代、主要历史事件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客观可信的表述，达成了某种共识。与此同时，除《固原县志》之外，西海固其他县份的地方志也相继问世，这一切都为《西海固史》的写作从政治基础、学术支持、资料的积累等诸方面提供了切实保障。尤为重要的是，西海固考古界取得的丰硕成果，从另一个侧面对现有的历史史料与典籍进行了多角度的印证、补充，也使西海固原有的历史更加扎实，更加丰富。
主观方面——他认为，经过十年县志编纂的历练，自己无论从对固原历史的熟知、对资料的鉴别认识、对材料的详略取舍，以及归属的划分、难点与重点的掌控、概括与归纳能力等等，都有了质的提高，成为了他本人的优势所在。同时，县志编纂使他对相关专业有了全面涉猎，也为他从多角度观照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所谓史志不分家，是之谓也。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认识，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这项工作信心满满。
动笔之后，他便进入了创造的乐趣快感中，钩沉历史资料，破解历史遗留密码，寻找资料之间已经失去的关联，修复被历史自己打碎的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散落在古籍、文物中的本地历史的珍珠，精心串成一件美丽合体的衣裳。而在学习、阅读、研究、撰写中，一些有关宁夏历史的新见解、新思维、新思想，如电光火石，纷至沓来，这又使他的此次写作变成了一次美妙而令人流连忘返的神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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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之初，他就暗暗告诫自己，将来不能愧对历史，愧对读者，故谨慎从事，小心治学。无论从最初对历史资料的占有、鉴别、梳理、考证，到最后顺畅地落笔成文，他都是抱着一种虔诚甚至是敬畏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历史典籍能够保存下来的本地资料是十分宝贵的、难得的，故他在归属得当的前提下，尽量将其收入书中，既不失厚重，也能使读者更多地了解接触本地历史中的第一手资料。他采用工笔写法，从历史的细部入手，政治上不敢马虎，学术观点择善而从，吸收借鉴了《万历十五年》《世界通史》，及法国年鉴派的一些观点和表述方式，既有系统性，也便于读者阅读时的流利顺畅。
在撰写过程中，他要求自己尽可能全面地书写西海固，在多视角、多维度的书写中，尽量将西海固的历史放置于全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每个朝代都对其起始终结时间、建立灭亡原因、统治年代、历世、首都等稍作简要交代，这样，既讲清楚了人物与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确了西海固在全国历史中的位置，也便于读者在阅读时理清它们之间血肉相连的互动关系。一些共性的东西，如原始社会先民们的生活方式，和各朝代一些基本政治、经济策略、文化制度等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既是共有的也是独具的，因其关乎当时西海固人民真实的生活图景，故在书写时有必要作铺垫性交代，这样，既不显得突兀，也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从而产生历史的真实感。
西海固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撞融合之地，具有非常突出的代表性，对于研究西北，乃至整个中国历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过去一些学者称游牧民族为“外夷”，认为其野蛮、落后，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公然鄙视，甚至丑化，他觉得这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轻率、偏颇之举。为此，他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游牧民族的“入侵”从一定程度上说有其客观性、合理性袁它无疑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行的动力，作为历史学家，应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审视他们，书写他们。在这一点上，他非常赞同安定郡人皇甫规的“人权思想”，认为羌族人也是“一气所生”，是大自然的精灵，其基本的生存权应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摒弃以前学术界一些极左思维。如将所有武装暴动事件轻易地定为“起义”，过高或不恰当地赞誉，而不论该事件复杂的背景，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巨大负面作用。对一些背景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一些机智而客观的冷处理，这就牵涉到了一个角度和视野问题。如固原名臣董福祥，原先的历史将他搞得过于复杂，把本该说明的问题因为本人经历的纠结而掩盖了，甚至忽略了，但站在“固原兵”的角度，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样既尊重历史，也可使一些事实得以全面展示。作为民族地区的一部通史，反映和接触民族宗教问题在所难免，对此他慎之又慎。采取的办法是，争议问题暂且搁置，而对于一些有定论的事件或人物，则一定取之于权威典籍，除一些连接上下文的非实质性文字外，一般不作轻易更改。
从一九九三年到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岁末，徐兴亚一直沉浸在《西海固史》的深度写作中。他常常忘情于自己的这种书写和思考。如果当教师的妻子抽空来替他看店，他一整天都有可能坐在书桌前不挪地方。数年间，在那间阴暗的半地下室的店铺里，他时而踱步思考，时而正襟危坐，时而手不释卷，时而笔动如飞，即便是在调货往返途中的火车上，他也被历史难题苦苦纠缠，思维跳到另一个年代。他在商人和文人之间不停地转换着角色，卖书，读书，写书，乐此不疲。他仿佛沉迷于巨大的心事而自得其乐。
终于，《西海固史》最后一个章节的书写结束了，当画上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句号时，他觉得“键盘最后的一声轻响击碎了一室的宁静”。蓦然回首，人生的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如果算上编撰县志时知识和技术上的准备时间，这本书已花去了他整整二十年的光阴。
书稿基本告竣，徐兴亚没有过多的时间享受快意。他很快雇来银行的一位小女孩在业余时间打印了自己的全部书稿，断断续续近一年。而打印的过程，就是修改的过程，有时发现一条新资料，就会牵动一个章节，甚至前后数章的关联。就这样，《西海固史》在不断地修改中完善，在完善中修改，直至投入印刷厂正式出版。
之后，他便背着这些书稿寻找将“她”嫁出去的“婆家”——出版社。
艰难辛酸的出书经历
但他没想到第一个找上门去的“婆家”并不待见他。
第一个“婆家”是宁夏人民出版社。那时，他有着一个朴素而真挚的愿望——他希望自己这部饱蘸心血的四十一万字的书稿，最好能在家乡的出版社出，因为“她”本身就是家乡的一部分啊。他把“她”郑重交给了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为了防止编辑不负责任的应付，徐兴亚还使了一点小心眼，留下后半部分的几处错误标点符号没有处理，似乎还留了几个自己已校对出来的错别字，试图以待验证编辑到底仔细看了没有。文史室也很快通知他，书稿已交相关人员，对方是一资深编辑。于是就等。一直等了差不多近一年，在他的无数次的催问下，直接寄来的有一份特邀编辑的“审读建议”的原件。书稿被不客气地否定。徐兴亚还是想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家乡出版。不服此判决的徐兴亚写了一封长达十四页的回信，有条不紊陈述了自己写作《西海固史》的经过和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归纳起来共有十条，分别为：《西海固史》成书的客观条件、成书的主观条件、固原县（即今原州区）历史的代表性问题、《西海固史》的内容、本书的编排体例、资料的共性与个性、史料的梳理与利用、学术观点、个人性著述、史与史话。对不负责任且学术水平有限的“审读建议”所提的三十多个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和批驳。虽再经努力，宁夏自费出书已是无望。
这期间，徐兴亚苦恼至极，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这部著作了，像一个挑剔的旁观者一样将它又仔仔细细“打量”了多遍。“打量”的结果是，它确实是独特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它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关注。她有出版问世的资格。
徐兴亚决定到甘肃去碰碰运气。运气确实在那里等着，这或许是又一个前定。一九九二年，徐兴亚到乌鲁木齐去参加一个西北片儿童文学作者会议。认识了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位儿童文学编辑汪晓军，还留有这位编辑的电话，到了兰州，在街头一打，居然就通了，对方当即答应帮忙。到了出版社，才知道他已升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汪副总编当即安排研究生出身的新锐编辑李树军担任责编。李树军的奶奶竟是宁夏西吉人。读罢书稿后，李激动地打电话给徐兴亚，说，太难得了，这应该是一本能够填补该领域研究空白的书，我们不但要出，而且还要出好，并说以精品在下年全国书市推出。后来，可能因不是甘肃的东西而作罢。二茵茵四年，李树军还主动联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田澍写审读意见，推荐《西海固史》参评中华优秀文化著作奖的评选。
于是，回转身，徐兴亚又开始为即将自费出版的新书筹措资金了。这时候，他想到了在当地媒体上发布广告，这也是多年商海打拼历练的结果。
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西海固地区历史资源得天独厚。本人积十数年心血，撰成史学著作《西海固史》，为西海固地区首部通史，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迄中华民国时期，力图全面、系统、生动地反映西海固地区历史，全书四十万字。该书为民族地区史，也是宁夏南部史（亦为宁夏历史半壁河山），应为一项地方文化建设工程。同时，对于宣传、介绍固原乃至于宁夏，都应是有裨益的。目前，该书已进入自费出版印刷阶段，作者有意向社会寻求赞助。一、拟请赞助者署名共同写序言一篇，赞助者为序言作者之一。我写书，您作序，成佳话。让我们共同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共同走入历史。赞助意向性标准：个人起点人民币一千元，单位企业两千元，本地区各县委、人民政府五千元。二、拍卖文稿。
给书做广告，寻求赞助，这是过去从来都没发生过的事情。因而广告一刊出，舆论哗然，说好有之，说歹有之，说千古奇谈有之，说坑蒙拐骗亦有之。总之，广告对《西海固史》的出版客观上起到了宣传和前期“预告”的作用，仅有固原民族师范高级教师固原本地人柴培科一人赞助一千元。曾联系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马启智写序，未果，马启智主席亲自指示“基层同志不易，精神感人”，将此书列为二茵茵一年自治区文化赞助项目，并拨付一万元专门经费。
甘肃省人民出版社审编室的一位负责人听说后感叹道：你这本书，从写书到出书，简直是个传奇，可以写入中国出版史了。
十年求证
二茵茵二年五月，《西海固史》终于出版发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国家图书馆也颁发了荣誉证书。值得一提的是，二茵茵四年，经由五位专家推荐，该书还参加了“首届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的评选活动，虽未获奖，却得到了这些重量级专家的一致赞赏与肯定。
这五位专家分别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清史》编委会第一副主任，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曾景忠，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少将；研究员兰书臣；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吕建福；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澍。
五位专家的评语大意如下。
马大正：《西海固史》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该书的严谨之处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其学术性。西海固地区的历史特性使其在西北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本书研究能立足宏观、着力微观、立论公允、言之有据、行文清晰、富有启迪，完成了一部学术性区域史的预期目标，也是同一研究领域的首部，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二是其创新性。本书采用通史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并配以图例。在体裁体例上具有创新，在实际上也使本书融学术性与可读性为一体。三是其实践性。在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下，研究、总结以西海固为典型代表的西部贫困地区在历史、人文、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根源和原因，是时代的需要，本书可视为是西部大开发中文化开发、建设，在历史学方面的一项积极的实践。
曾景忠：《西海固史》是中国地域史研究的一项出色成果。《西海固史》首次专门对自远古至近代固原地区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并将固原地区的历史发展置于整个秦陇地区和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研讨，故而从地域史研究的角度看，此书不仅对西海固地区的通史研究具有开创性，而且对完整的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的历史研究，作了深入的补充、开拓和丰富。此书亦为全面的中国通史增添了西部的墨彩，应视为中国地域史研究中的优秀学术成果。他还指出，书前文论首提“宁夏南部史、北部史”的概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妨展开争鸣。
兰书臣：《西海固史》是一部积累年之功的学术力作。作者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掌握比较全面系统，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思路清晰、逻辑性强、重点突出、注意配图、文字精通、生动优美、可读性强。特别是作者作为一名民间史学工作者，用心且致力于地方史研究，治学严谨，实属不易。
吕建福：《西海固史》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作为一部地方通史性著作，从“宁夏南部史”角度出发，把西海固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来观照，有其独到之处，也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填补了宁夏区通史的不足和西海固地区史的空白，而且开创了西部省区地域通史研究的先例。同时指出不足：征引史料多不标出处，书中均用“固原”之名，唯独书名另标“西海固”。又微观研究有余，宏观把握稍逊，地域史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本地域特点的理论概括以及与邻近区域关系的研究也显薄弱，有些具体问题明代如“土达”的族属以及满四起义的性质的认识等还值得商榷。但瑕不掩瑜，无伤大雅。它仍不失为中国地方史花园中一朵绚丽的奇葩。
田澍：《西海固史》是国内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作为系统研究西海固史第一人，解决了面临的两大难题：材料和体例。就材料而言，区域史特别是西北区域史的资料零乱，残缺不全；正史中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皆难以移植到区域史的写作中来。面对这两类难题，徐兴亚融古今史书编写之体例，根据西海固地区的历史内容，因时而变，详细叙述了自传说时期至一九四九年之间西海固的历史变迁，内容涉及历史地理、人物、事件、建置、军事、文化、经济、教育、社会状况、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标题独具匠心，具有现代气息，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首次提出“宁夏南部史”的概念，令人耳目一新，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把宁夏史笼统视为西夏史的偏见，为研究宁夏史乃至西北史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填补了有关研究的空白。
专家的评价，既是对《西海固史》的评价，更是对宁夏南部历史地位的评价。
责任编辑李树军接到出版后的《西海固史》时来信写道：“书出版后，我很满意，也很放心，原来我担心正文插图与混乱，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一个人能写这么严肃的史学著作，留存后世，则此生无憾矣。祝福你取得的成就。”
专家之外，徐兴亚更看重的还是普通读者对《西海固史》的态度。自从儿子帮助他在宁夏新闻网开了博客之后，人们对《西海固史》的持续关注就没有停止过。
有读者曾在他的博客中留言：此书出版后，为家乡固原人民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诗人屈文焜在博客中留言：西海固因《西海固史》而更厚重。
旅美学者张佐堂在博客留言：兴亚老师是我的文学前辈，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听我姨夫冯维魁先生提起您、袁希俊先生和王金根先生。后来我先后有幸认识了三位。再后来读到您的《西海固史》时，心中充满了尊敬与感激。我虽然“流”学番邦，但对自己的故乡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兴亚老师为故乡立传是功德之举。我确信，等拜金浮尘过后，真金子总会放光的。
还有一位固原本地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在其内部出版的诗话著作《固原春秋》前言中写道：“原州区徐兴亚同志在二茵茵二年出版了他的历史著作《西海固史》，他以顽强的毅力，十年积史成书，编纂出西海固第一部好史书，内容全面翔实，体例新颖，图文并茂，章节醒目，大胆创新，实物佐证多，符合人民主宰历史，符合历史唯物观，很值得庆幸。”并作诗《喜贺徐兴亚同志《西海固史》首发问世》二首：
（一）
读罢“南史”喜欲狂，
中原文化闪金光。
“河有波澜史有笔”，
人间正道话沧桑。
（二）
清贫乐道十余年，
洋洋史书四十万。
盛世弘扬古文化，
一部春秋千古传。
（注：“河有波澜史有笔，世间多少未成书”（古人赞太史公语）。“南史”：宁南一部史书。）
当然这其中也有媒体的功劳。在采访中，徐先生半开玩笑地说，有意思的是，隔几年总有人会把我和《西海固史》揪出来“翻炒”一下，您是第四位了。
我上网查了一下，较全面的报道有：一九九七年《宁夏广播电视报》以一个整版而作的长篇通讯《徐兴亚：穷尽十年写就《西海固史》》；二茵茵九年《固原日报》记者刘国龙、王玺所写的题为《一个民间史学者十年著一书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报道。据说二茵一茵年《宁夏日报》一位记者还采访了他，但因文章写成后他没有通过，故算是一篇未经面世的新闻作品了。
还有一些事同样激励着仍在写作中的徐兴亚，那就是远在外地的西海固籍读者，经常或写信，或托人求购《西海固史》。这样的故事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上演一次。如在上月，一个远在广州工作的银北人，求购《西海固史》，并让他在固原的亲戚登门购买，让顺车捎到广州，说邮寄就弄坏了。这是一个十分爱书的人。每念及此，徐兴亚总是十分感慨。他说：《西海固史》出版后，我常怀忐忑之心，担心读者会很快忘记它。我用十年时间边写作边求证，但看到这些，我就踏实了，这说明它还活着，活在读者心中。仅此一点，我也就非常知足了。
二茵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我和徐兴亚先生坐在他家的书房里。书房在临街的一栋小二层楼上。透过书房的窗玻璃，那段残存的固原古城内墙就像一座小小山包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窗外花香隐隐，不时有杏子黄熟的味道自邻家的院子飘来，这使得我们的谈话很有些特别的感觉。
那么艰难的十年跋涉，能够支撑你的动力是什么？
我想主要应该是宁夏南部历史的魅力，她像一块神奇的磁铁，吸引着我。我的一位外地来固原任教的中学理科教师（后来是大学教授），读了《西海固史》后说，我觉得在固原生活工作了四十余年，值。
你觉得自己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认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可以不懂变懂，不知道就可以知道，知道的少就可以知道的多，肤浅就可以深刻，疑问就可以解开。
为什么书名叫《西海固史》？是之前想好的吗？
最早定名为《宁夏南史》，因责任编辑考虑到有歧义，后来就改用现在的这个名字了。取巧，“西海固”吸引眼球。其实《西海固史》的名字挺好，一是它名气大，全国都知道；二是因为自己的底气不足，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宽容度。
宁夏有南史，必然有北史，这样的划分妥当吗？
我在撰写固原地区历史的过程中，感到宁夏南部的历史与宁夏北部的历史差异性非常大，历史走向有着不同的轨迹，自然地理状况的截然不同是最基本的原因。因此，提出了宁夏南史的概念，自然就相应产生了宁夏北史的概念。个人认为，把这两条线索分别理清楚了，宁夏的整个历史才有可能搞清。至今，在宁夏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关注。
你撰写了这么厚重的一部史学著作，对历史有什么认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数千年一直重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重中央轻地方似乎是一个传统。在历史研究中，亦是如此。我想，如果把全国各个地方或区域的历史搞一搞，力所能及地搞清楚，再写中国历史，我相信中国的历史将是一种全新的面貌，一些搞不清楚的问题或许就会找到答案。我们对中国历史将会有新的认识，而惠及当代中国。
从你的经历可以解读当今社会的一种倾向，即唯文凭论，对此你有何思考？
没有文凭，也可以干事儿，当然困难会大一些，阻力会大一些，但只要学习、勤奋、坚持，就会有所成，这或许可称为“启功现象”。启功先生曾有一篇三字短文，我非常喜欢：“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虽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在启功仙逝之际，除了缅怀他的道德文章，不妨也思考一下，如何给私学一席之地，给私相授受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留下一条进入科教文卫等专业领域的通道。
《西海固史》之后，你还有什么打算？
正在着手写一部关于宁夏南部历史地理的书，年底可以杀青。
徐兴亚最后说，一部史慰藉平生，《西海固史》会是我偶然来到人世，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丝痕迹。西海固历史资源得天独厚，撰写《西海固史》的机遇只会降临到几个人的头上，而我有幸成为第一个，我是庆幸的，用唯心论者的话说，可能要感谢上天的安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