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上任，李丽红就担当了在黄海饭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同声翻译的重任。那是她第一次登台，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上台面对众多来宾，她用老师的“秘诀”不断安慰自己：把听众当做“葫芦头”，这样她反而平静下来，调动起情绪将记者每项提问都转译得准确到位，把老总回答的每个问题表述得言简意赅，博得全场客人的喝彩。
由于李丽红出色的表现，在公司的年会上，她领取了除副总之外的最高薪水和奖金。但好景不长，按照合同，外方老总任期已满该回国了。
此时李丽红也向公司递交了辞呈，她想换个环境，到外面闯荡一番。
偏爱做国际名车的“传话筒”
2002年5月间，日本一家制造商销往山东的汽车存在严重质量缺陷，导致多起交通事故。许多客户纷纷要求赔偿、退货，但该公司驻华办事处拒不承认他们的责任。无奈，客户当众挥锤砸烂了汽车，以示抗议，并扬言如不答应要求将火烧办事处大楼。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的势头。看到媒体有关报道后，李丽红觉得机会到了，她亲临现场察看，找到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经过缜密考虑，她连夜用日文起草了一份附有大量实拍照片的调查报告，通过互联网发给了该公司总裁。她在报告中陈述：暂且不谈汽车的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单从照片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贵公司驻华办事处人员一副蛮横的态度，他们不是维护你们的利益，而是砸你们的牌子。作为一家著名品牌公司的老总，你经营多少年的声誉是几辆车所能换来的吗？
事隔九小时，这家汽车公司从大阪派来了以总裁助理为首的工作组，受权全面调查处理此事。他们调查的第一个人就是李丽红。在征求她的意见时，李丽红操着流利的日语谈了三点看法：1．将汽车召回改换刹盘装置，向用户道歉。2．对受害者应予经济赔偿。3．撤换办事处负责人。日方人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矮小的山东女孩不但对他们的汽车非常了解，而且日语也讲得头头是道。于是，当即决定采纳她的建议并聘请她做此次事件新闻发布会的日方翻译。晚上她又去做受害者的说服工作，劝其接受调解。发布会上身为翻译兼发言人的李丽红以温和的语气、平静的声调、真诚的姿态受到各方的认可。一场几乎引起社会震动的事件平息了。对此，日方工作组十分满意。李丽红一炮打响，获得了15000元人民币的报酬。
经过观察，李丽红非常看好进口汽车销售市场。随着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个人买车的越来越多，“宝马”、“凯迪拉克”、“法拉利”、“保时捷”等世界名车已立足全国各大城市，而中低档进口车也遍布城乡。她想，凡是新车上市销售必定要开推介会，要开会就要有翻译，外商讲话离不开翻译，汽车的使用、保养、维护需要翻译，汽车的广告宣传同样需要翻译，这可是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她准备好了以前历次做翻译时的讲稿、图片、录像，到汽车外商销售中心一家家登门介绍，讲述自己的特长和意图，并辅之以往成功的案例来证明自己。这样的推销十分奏效，客商十有八九对此产生兴趣，纷纷签订合同。一些暂时不需要翻译的，也主动要求她留下电话以备以后需要时联系。
与此同时，针对进口汽车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李丽红也在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她曾自费到美国的“通用”和德国的“大众”汽车制造厂参观访问，以便更近距离地接触，掌握它们的性能及流行趋势。
香港首富李嘉诚有一句名言：做事不难做人难。做人就是讲究诚信，讲责任，讲道德，而这也是翻译职业者的生命线。有一次，有家法国汽车零配件厂商与国内某公司谈判购买业务，结果因为在留成比例上分歧较大，双方讨价还价僵持不下。担任法方首席翻译的李丽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虽受雇于老外，可从心里她不愿看到娘家人吃亏太大，但无论怎样她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原则——保守商业秘密。不想，第二天早晨，国内那家公司谈判代表敲开李丽红的房间，把一串高档住宅的钥匙递到她的手上，作为酬谢，请她探明法方所能接受的成交底价是多少。李丽红听了猛然一惊，这岂不是要我充当商业间谍吗？她忙把钥匙推了回去，又气又急地说，你们在害我呀！底价我不清楚，就是知道了我也不会讲。人家碰了一鼻子灰，怏怏而去。
谈判依然没有进展。
中午吃饭的时候，一脸冰霜的法方代表忽然坐到李丽红的身边，问，李小姐是中国人，懂中国的行情，又涉足商界多年，你说下一步该怎么办？李丽红站起微微欠身：“狭路相逢，不如让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法方代表琢磨着她的话，慢慢露出了笑容。
深夜，谈判协议总算达成了，中方接受法方的汽车配件报价，作为回报，法方同意协助中方将7000辆农用拖拉机配额转售非洲。晚宴上，国内谈判代表向李丽红敬酒，不胜感激地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让我看到除了钱以外一种美好的东西，那就是一颗中国人的心。
架起通向世界的语言桥梁
不久，李丽红突然萌生了开办一家翻译公司的念头，决心创建自己的品牌。说干就干，不久，在繁华的中山路旁一幢高层大楼上竖起了她的“环宇翻译中心”的牌子。
刚开始，中心的工作流程很简单，一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有不少客户不注意保密，将已经翻译好的文件四处传递，影响了中心的利益。
怎么才能堵住漏洞，使损失减少到最低呢？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分析，李丽红决定实行会员制，小单位每年会费400元，不超过1000字的文稿不交翻译费，超过者按字计价；大公司也是400元会费，但需依文论价。中心还向会员随时提供涉外政策及法律咨询，办理出国签证业务等。自实行会员制以来，不仅巩固了原先的老客户，而且吸引了沿海各地与外商有经贸关系的企业。
靠着良好的口碑和雄厚的实力，中心的会员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2万家。为及时有效地提供服务，她在几个重点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聘用了职员。她曾经为影星秦汉、美国NBA火箭队、指挥家小泽征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曼担任过翻译或翻译他们的作品。名气大了，可她始终把对客户负责视为己任，选择项目、工程论证、易货交易中没有足够把握绝不贸然介入。
一次，她给一家乡镇企业担任引进新西兰羊毛织机成套设备的合同翻译，晚上回家打开电脑，从网上半天也没查到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料，越查越疑心，最后她从该国警方网页上查出这是一伙打着别国旗号专门从事诈骗的犯罪分子。李丽红惊呆了，第二天款子将从银行汇出，损失无法估量。她立刻驱车几经周折找到这家企业的人员，避免了巨额损失。
2003年10月27日清晨，一位交往多年的西班牙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李丽红，西班牙教育电视台将承办“全球非英美国家电视翻译比赛”，但此前，需要选手先进行一次亚洲地区的选拔赛，获胜者方可赴马德里参加正式大赛。李丽红决定参赛。
12月7日亚洲地区选拔赛在澳门望洋山饭店进行。李丽红没有一点压力，她抱着与同行交流切磋的心态而来，因此发挥超常，几个回合下来轻松夺取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成为代表亚洲地区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参加世界大赛的三名选手之一。
在复赛中口语翻译比较特别，题目是用本国语言和英语分别演唱一段歌剧《茶花女》选曲。真是巧了，平常李丽红最爱唱的外国歌曲就是《饮酒歌》，可上台一紧张歌词给忘了，怎么办？时间一秒秒过去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向她投来，她急得几乎流下泪来。就在刚要放弃的时候，台下骤然响起潮水般鼓励的掌声，面对热情的观众她一下想起：啊朋友，快拿起酒杯共度今晚良辰美景……最后她不负众望，一举摘取了“全球非英美国家电视翻译比赛”女子本地语言类冠军，这是中国选手参赛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
近日，在翻译中心大楼内，笔者见到了刚刚回国的李丽红，采访中一向直爽的她谈起自己的成功时却非常谦虚：“也许在别人眼里我总交好运，一干就成，一做就行，实际上当时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她指着身后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座右铭：如果你想永远做个工人，那下班汽笛吹响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忘记手上的工作。如果你想继续前进，去开创一番事业，那汽笛仅仅是你开始思考的信号。她说如果我算成功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我走向领奖台的阶石。
是的，无论环境怎么改变，无论外界干扰多大，即使面临生存困境也始终不言放弃，正是这种顽强的执著精神才使她对外语从热爱到精通再到今天取得累累硕果，成就了精彩人生！
我是贫困生
文/李岳
勤劳、善良、俭朴的普普通通的贫困生。
你见过贫困生吗？就是需要靠别人的捐赠求学的那群人。
我就是。
也许你想象中的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目光呆滞，形容憔悴。那么我告诉你，我身上的这套校服比任何人的都干净，站在人堆里很显眼，你看着会觉得舒服。只是我坐在这里写文章的时候，鞋子里还是湿的，只因为鞋底断了，天又下雨，没办法。
我刚生下来的时候，足有十斤重，爸妈很高兴，却不知道他们将要为这个十斤重的东西耗费多少心血。我只吃了三天奶，然后妈妈没奶喂我了。他们用米粉和奶粉硬是把我养活了，只是我经常生病，有时妈妈拿着奶瓶，爸爸拿着药瓶同时哄我。幸好我那时没有记忆。
然后我上了小学。如果不追溯到“奶瓶时期”的话，我的贫困史从那时就开始了。那时候，卖包子的阿姨是小朋友的偶像，然而我很少光顾，我自认为在期末得一个印着“特等奖”的笔记本更有价值。
幸好那时我一直是第一，这份荣耀让我的童年快乐加倍，而没有留下什么缺憾，除了没有包子吃。在知道什么叫巧克力派的时候，我上了初中，开始懂事，知道什么叫“耻辱”。一次朋友的家长当着我的面教训他：“你看他的鞋子打了补丁，学习还那么好，你穿adidas，为什么还考倒数第一？”我搞不清我该庆幸还是羞愧。
还有一次，与兄弟学校联谊，我仍然穿着那双有补丁的解放鞋上台接受捐款。主持人报着我们的名字，按照家庭贫困程度和学习成绩优劣的顺序，我们鱼贯而上。人们在鼓掌。可我感觉自己像被押解的犯人，耳根发热，手足无措，眼里只是一片闪光灯。我的脚趾头扭动着向后缩，像踩了蛇似的火辣辣地麻着。我知道那些记者们会以为我们是感动至此。等到主持人请我们下台时，我像撞了鬼一样往下逃。
同是那双鞋，我穿着它演老红军的时候，面对台下的闪光灯，我感到的是光荣，我不清楚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然而，快乐至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将它往好的方面想。这是班主任老师教我们的。她宽容而亲和，幽默而活泼，立志做我们的朋友，你可以想象我们多么爱戴她。但是……在“朋友老师”面前，有时你依然只是贫困生。那次，老师派我去拿作业本。走到门前我看见她的钱包规规矩矩地靠在那儿。红色的印着“欢迎做客”的小地毯上点缀着蓝色百元大钞的角。“老师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待我要将它捡起来时，手像被点穴似的忽然停在半空。我最近不是弄丢了同学交来的竞赛款吗？老师不是怀疑过是我自己挪用了吗？这是考验我吗？将家里钥匙给我，但我恐怕不会傻到在屋里作案。那么对于门外的“横财”呢？穷怕了的小孩子会不会贪财动心呢？用心良苦啊！我忘了后来的事，只记得我气冲冲地离开时将钱包踢到了一边也没发觉。很久以后，我的一篇小说里出现过这样的情节：一位贫困生拿着双崭新的“千层底”去感谢老师的帮助，敲门时却听见老师们在讨论他会不会偷钱，他放下鞋转身就走……你知道这不是没有来由的杜撰。
无论如何，我的初中时代很圆满，我顺利地考进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在我们那里，要走出穷山沟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两条路：打工和读书。前者充其量只能让家里的柴米油盐更丰盈一点，附带增加一点见过世面的优越感。所以我只有读书。
我拿回通知书的那晚，父母商量了很久。从那以后，父亲就整天沉默着抽烟，母亲整天红肿着眼睛。不幸我那时处在最叛逆的时期。我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生在达官显贵家做贵公子，而窝在这里整天挑牛粪。我处处与他们较劲，现在想来，我依然无法原谅自己的尖锐与幼稚。有一晚，我与爸爸吵了起来，他打了我一耳光，然后我冲着他说了一句：“不就是我不该考取了吗？你养不起我为什么不在我出生的时候把我掐死？”然后我义无反顾地玩起了离家出走的游戏。在后山的一个树洞里，爸爸把哭得睡着的我抱了回去。
我不知道我要为自己的选择庆幸还是懊悔。在城市里，我格格不入。星期天，同学们都出去玩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上铺的床板。我知道自己在变得孤僻。有本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描绘乡下贫困生，用的是表情木讷，瘦长毛多，背负着太多道义的沉重。我不知道自己离这些还有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