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稳住和抓住华北敌军，毛泽东采取了“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方针，并令华北我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淮海战场对杜聿明集团“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提前入关，出敌不意。待敌人查明我军企图时，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欲逃无路，欲守不能，终于全部就歼。
灵活性。毛泽东统军作战是对付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装备就打什么仗，他没有一定之规。毛泽东在运用智谋方面不拘泥于书本，不拘泥于古人。敌变我变，随机应变，是毛泽东灵活用兵的重要方面。我军的三次反“围剿”作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第一次反“围剿”，敌人采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战术。张辉瓒趾高气扬，一路冒进。毛泽东当机立断，转移兵力，于龙冈设下天罗地网，一举全歼张辉瓒师9000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第二次反“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战法，毛泽东率兵由富田向东横扫，成功地在狭窄的间隙中“钻牛角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身后，最终“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敌人尽遣精锐部队30万，“长驱直入”，企图将我军压迫于狭小地域一口吃掉。面对敌人数量众多的精锐部队，我军先避敌锐气，退到根据地的后方，再从敌人的间隙当中绕到后面，使敌人扑了个空。等到敌人回过头来，我军则乘机歼灭其疲劳之一部。通过多次穿插，先后击溃敌3个师，歼灭10余个团，再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被毛泽东本人称之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是其灵活用兵的一个突出例子。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准备在泸州至宜宾间渡江北上。一渡赤水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川军云集川黔边境，沿江布防，敌薛岳部又从湖南赶来。毛泽东果断地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挥戈东指，二渡赤水，再下遵义，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正当蒋介石慌忙调集各路人马急急杀奔遵义之时，毛泽东却指挥红军突然西进，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在云、贵、川边境构筑封锁线。毛泽东乘敌部署尚未就绪，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兵临贵阳，逼得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东来“保驾”。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蒋介石的脉搏，利用他急于消灭红军的心理，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终于调出滇军。然后再次发挥我军机动灵活的特长，趁敌人云南兵力空虚之际，直逼昆明，吓得龙云急调民团云集城下，红军却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回师北上，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写下了长征史上神奇的英雄史诗。毛泽东率兵转战陕北也是他用兵机动灵活的范例。面对胡宗南20多万大军气势汹汹的进攻，毛泽东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让敌人背上了一个包袱，也助长了胡宗南的骄狂气焰。
此后他采取“蘑菇战术”，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指挥仅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兵团，牵着敌人的鼻子在陕北高原深谷之间作武装大“游行”，使敌陷于十分疲劳、十分饥饿的困境，打又打不赢，撤又撤不走，我军却时不时地抓住有利战机咬它一口，先后经“三战三捷”、沙家店、宜川等战役，歼灭了敌人十多个旅。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后曾惊叹：“这样攻心、攻谋，玩敌于掌上，为古今中外所未曾有。”
创造性。王明跟毛泽东都同样读马克思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就不是。要真正学好智谋，就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去运用。毛泽东是借鉴了古人的，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创造的。这种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的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军事上，像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任何的兵书上都是翻不着的。比方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主张持久战，这自古就是兵家大忌。孙子说：“兵贵胜，不贵久。”讲的是兵贵神速，没有讲要持久的。但毛泽东分析日本和中国的国情后提出，对日本侵略者要持久作战，把强大的敌人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此外，像农村包围城市，像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这些智谋的创造在历代的兵书战策上面是难得找到的。所以创造性是毛泽东军事智谋的一大特色。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商品经济的大潮风起云涌，出现了中华智谋发展的又一高峰，也是经济智谋发展的高峰。在过去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为了生存而争夺财富，绞尽脑汁，甚至流血牺牲；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为争夺市场，赢得顾客，同样要挖空心思，竭尽全力。难怪有人尖锐地说：“商场就是战场”，“经济竞争是不流血的战争。”在这不流血的战争之中，人们既是在斗勇斗胆，也是在斗智斗谋，斗术斗技，虽不似血与火、生与死的战场，但充满着优胜劣汰的对抗，在这种对抗过程中，有着许多精彩生动的场面。人们通过无数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渐总结出了制胜对手的种种妙招。无论在古代和现代，人类的经济活动都比政治活动、军事活动要广泛得多，人们实践中的体会和经验亦更加丰富。
在漫长的封闭的小农经济时代，经济领域中竞争的激烈程度，较之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来说，要小得多。因此，古时的军事智谋和政治智谋发展较快，而经济智谋的发展显得滞后。在现代社会中，经济领域中的竞争异常广泛而激烈，它猛烈地刺激着经济智谋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智谋就需要广泛借鉴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外交领域的智谋为自己所用。“商战”一词，就是从军事用语演化而来的，但它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与其相类似的军事用语的内容的界定，它既有与竞争对手较量中战而胜之之意，又有在商品交换中取悦消费者使之完成消费行为之意，也有在遇到困难时战而胜之的意思等等。
因此，经济领域中的许多智谋，在其他领域中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经济智谋的研究和总结。例如，上世纪60年代末，著名华裔企业家王安看到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一个一般产业工人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大约15000美元，而一位办公室职员使用的设备实际只有一台价值400美元的电动打字机。当时计算机还没有应用到普通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中去。对计算机应用来说，办公室是一个未开发的市场。王安意识到，制造字处理设备是占领这一市场的极好机会。当时，字处理设备市场的80％由IBM公司控制，它的规模是王安公司的225倍，传媒普遍认为，王安作出进军字处理设备市场的决定非常鲁莽。王安首先租用了IBM名为磁带电传打字机的字处理系统，为的是研究其性能和特点。两年后的1971年11月，他宣布制成1200型。这是王安公司进入字处理市场的第一种产品。报界认为，王安宣布制成1200型的兴趣集中在一家小公司居然敢于同IBM竞争，是一种不自量力的鲁莽行为。然而，在1972年至1975年三年间，IBM迟迟未能对王安公司的挑战作出有效反击，使王安公司能够从容地改进和发展字处理设备。接着，王安公司采取与1200型完全不同的方法研制新一代字处理机。1976年6月在纽约辛托皮坎贸易展览会上，王安公司展出了以阴极射线管为基础的字处理机，名为WPS，它比当时的字处理设备都优越得多。王安考虑到客户作出购买决定时，要求售方要先拿出这些设备在提高生产率和产生效益方面的定量数据，然后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于是王安公司大量搜集了这方面的数据，证明WPS具有令人信服的可行性。王安公司还开创了计算机制造商在电视上广告的先河，广告的主题是大卫和哥利亚，大卫是王安，哥利亚暗示IBM，内容是一位莽撞的青年打断了一家公司正要决定与哥利亚一起合作的董事会议。这位青年问董事们：“你们考虑过王安公司吗？”接着他信心十足地一一列举应该使用王安公司产品的理由，使正在开会的董事们从愤怒转为欣然接受。到1978年，王安公司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字处理设备制造商，并一直保持它的领先地位。
纵观中华智谋的发展史，是走过了一个“马鞍型”的：经过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发展期，春秋战国时候是一个高峰期，而此前是它的萌芽和成型期，之后是它的一个稳定发展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现在，又是两个高潮期。我们学习、研究智谋的发展史，对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和启迪今天的实践，是非常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