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以前我没有这样问过，现在我却要问我自己。而且这样的“为什么”还可以问许多：为什么校园里师生相逢，往往是学生先招呼老师，而不是老师先招呼学生（而且有时学生招呼老师，老师还爱理不理的）？为什么上课前学生毕恭毕敬地向老师鞠躬：“老师好！”而老师往往只是敷衍地说声“同学们好”甚至只是“嗯”一声？为什么学生到医院看望老师不过是“应有礼貌”，而如果老师到医院看望病中的学生就成了难能可贵的“事迹”？为什么老师去家访时，学生总会为老师搬来椅子，而学生来到办公室很少享受“请坐”的“待遇”？为什么学生违反了校纪被处分是“理所当然”，而老师犯了错误接受班规惩罚就成了“品德高尚”……一切都源于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师生是不平等的。
对教育现象的反思
她给教育者留下什么“遗产”——
一位曾经对生活充满希望的青春少女，一位由我们的教育一手培养起来的共青团员、三好学生，竟然“没有勇气和毅力继续前进”而选择了死亡，而且我们的教育者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她死后才震惊不己──这，难道不令人感到一种德育的危机吗？
万炮齐轰假教育——
种种假教育现象已经从令人触目惊心到让人见惯不惊了。
我当然知道，就作假而言，最严重的弄虚作假并不在学校。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虚假之风时，要让学校成为世外桃源，恐怕只能是幻想。我想到秦晖先生有句名言：“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应该说，比起社会，学校还算是相对比较洁净的。
但我还是为我经历过的种种假教育而恶心！因为作为班主任，我常常不得不昧着良心亲自去作假，甚至指导学生弄虚作假，最后，我和我的学生都成为假教育的助纣为虐者！
对于社会上的假而言，我是旁观者；而对于教育上的假，我却是操作者。看别人作假是气愤的，但当自己也不得不作假时，这种痛苦是难以言说且无以复加的！
还是说我亲历的一件往事吧——
很久很久以前，我任教的学校要迎接上级的一次大规模检查。这次检查决定学校的地位与荣誉，所以，学校上上下下都极为重视。这种“重视”的具体表现便是认认真真地作假。
学校已经从提前拿到手中的纷繁复杂的检查项目表中，发现有一项是检查学校各班是否开设了“健康教育课”。本来，在激烈的应试教育背景下，这种课多半是不会开设的——不光我校，其他学校也是如此；但现在检查项目中居然有这门课！如果检查团发现我校没有开这门课，会扣许多分。怎么办？于是，学校决定马上“开设”健康教育课。
政教处火速召开班主任会，要求各班主任回到教室里，立刻把教室墙壁上课表中的“自习”改成“健康教育课”（当然，实际上是重新贴出经过修改的课表）。
可是，这次检查团是非常“认真”的：人家不但看课表，还要随机抽查学生，让学生说说健康教育课的内容。这样一来，简单的改课表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教导处又召集班主任开会，要求我们在班上找五名成绩最好（当然，记性也是最好）的学生突击背诵健康教育教材上的内容，主任特别强调：“这几天，这些学生各科的作业都不必做，他们惟一的作业就是背健康教育内容。一定要滚瓜烂熟！”
但人家是随机抽查呀！如何能保证抽到的学生恰好是有准备的学生呢？
这好办——指鹿为马！反正检查团也不认识学生，如果抽到没有准备的张三，班主任就叫有准备的李四去。这不就行了？
我们都齐声称妙！我回到班上，按学校要求指定了五位学生，要求他们像背唐诗宋词一样背诵“佝偻病的起因”等等。
然而，正当我们陶醉在“下有对策”的喜悦中时，突然又听说人家这次要来“真格的”——不但抽查学生，而且还要看被抽查者的学生证，对着照片验证学生！
这下我傻眼了！然而，有人献计：“到时候利用时间差来个调包计！”
如何“调包”？且看迎接检查那一天我的绝妙表演（当然，每一位班主任都是这样表演的，而导演则是我们英明的领导）——检查团成员在学校办公室按各班名单划定抽查对象后，班主任们便拿着抽查学生的名单回教室叫人。回到教室，我按名单叫了五位抽查学生，再叫出已经将健康知识倒背如流的五位学生。十位学生来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开始拿出学生证并按我的吩咐小心翼翼的撕下照片，贴在另一张学生证上！
不知各位看官看明白没有——张三是被抽查者，但他把自己的照片从学生证上撕下来贴到了李四的学生证上；李四不是被抽查者，但他是准备者，于是他的学生证上贴上了张三的照片，然后以张三的名义去接受抽查！
从我拿到名单回到班上，到我领着学生回到学校办公室，前后不过几分钟，但这几分钟，我和学校所有的班主任一样，向检查团表演一个张冠李戴的魔术！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所谓“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检查团就这样被我们轻而易举的糊弄了——就像当年送鸡毛信的海娃糊弄日本鬼子！
然而，检查团真的被我们糊弄了吗？我们焉知检查团不是心知肚明呢？说不定他们早就知道大家都在言戏，只是装作不知以表现他们的“认真”呢！
你骗我，我骗你，大家心照不宣，都自以为得意，同时又维护着冠冕堂皇的“认真”与“诚实”——这才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记得检查团走后，我回到班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同学们已经知道，李老师今天作假了，而且还教同学们作假！我很痛苦，但作为学校的一员，我不可能违背学校的统一指令——我一个人违背也是没有用的！但这也不能怪校长，如果我是校长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在所有迎接检查的学校都在作假的情况下，我们学校诚实，只会意味着学校种种切身利益的损失！据我所知，校长是非常痛苦的，但他也没有办法！甚至我们也不能怪教育局局长，因为局长也很无奈，他的上面还有厅长、市长；但我们能怪厅长、市长吗？好像也不能，因为他们也有许多违心和无奈！那么怪谁呢？我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怪谁！
但是，我现在只能对大家说：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面对的社会！我想，作为自认为心灵还比较诚实的人，如果我们不得不被逼迫着作假，我也希望在作假时，我们不是心安理得，而是内疚与痛苦，并在生活中尽量少作假。我还希望大家以后当了局长、厅长、部长，千万不要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所谓检查！千万不要弄虚作假！”
写到这里，我已经感到无语……
我想，有我这种经历和痛苦的老师肯定还有许多许多。希望每一个教育者都行动以来——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者”首先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决策者们，让我们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抵制种种教育上的弄虚作假——万炮齐轰假教育！
对教育理论的思考
关于对话的思考：
对话的三重境界——教学方式，师生关系，生存状态……教育，从爱心走向民主——充满爱心，尊重个性，追求自由，体现平等，重视法治，提倡宽容，讲究妥协，激发创造四、我的写作：从《教育漫笔》到《民主与教育》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知青农场填报的志愿虽然全是“师范学院中文系”，但我看重的并非“师范”而是“中文”。填“师范”，是因为当时我以为这两个字会让我这个小学教师子弟在录取时享受“加分”的照顾，使我早日离开农村；而“中文”则的的确确是我由衷喜爱的。从小学起便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发表”过大量“东风万里红旗飘”之类“诗歌”的我，自以为是“文学爱好者”，理应进“中文系”深造。但是，当时我很少会想到，那“动机不纯”的“师范”二字将决定我后来的人生走向，而“中文”则似乎永远不过是一个“文学梦”而已。
1．教育书信
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第一，我们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各自的看法、观点决不强加于对方；第二，通信是自由的，什么都可以谈，是否继续通信也完全由自己决定；第三，我们的通信是保密的，内容决不让第三者知道。”
2．教育手记
读到苏霍姆林斯基朴素亲切而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我感慨不已：没有令人敬畏的“理论框架”，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术语，通篇只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这样的文字，其实我也可以写呀！当然，我那时绝对没想过将来也要写什么教育“著作”，但用文字记录下自己青春的足迹，总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于是，我也试着以日记的形式写我的教育手记了。
我当年的每一篇手记大多是这样一些真实而琐碎的故事：那堂自己感觉很好的语文课《小麻雀》，我和学生在春天原野上的一次次“疯狂”，我与一位陷入“早恋”而深感苦恼的学生的谈心……在写这样的手记时，我没有一点“写文章”的感觉，只觉得是在用笔挽住每一天平凡而纯真的日子，是在记录我生命的流程。
我曾长期跟踪记载我与一个后进生每一天的“亲密接触”。与顽童打交道，几乎每天都有“故事”，而故事跌宕起伏的发展，恰好反映出他在一次次曲折反复中不断进步。我每天晚上在灯下记录这些“可读性”很强的故事，从中感受到了教育的全部酸甜苦辣。这个过程也是考验我教育耐心和毅力的过程，更是我探索、积累转化后进生的规律和经验的过程。
教后记：如《我教〈荷塘月色〉》《我教〈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文章。
写作的过程，就是我们反思、审视、总结、提炼、升华自己的教育实践的过程。
3．教育论文
1985年寒假第一天，我带着学生来到了大渡河畔。我们在河岸的沙滩上斗鸡、摔跤、用薄薄的鹅卵石比赛“扔水漂”……除夕那天我回到了母亲家，心里还充盈着与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欢乐。想到三年来教育赋予我的激情与喜悦，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使我赶紧拿出笔，任激情在纸上燃烧！伴着窗外响起的阵阵迎接牛年的爆竹声，我不停地写呀写，直到傍晚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的时候，5000多字的《教育漫笔》终于划上最后一个句号。那时，我不知道这篇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算不算“论文”，更不敢相信后来在我偷偷地把它投寄到北京刚刚创刊的《班主任》杂志后居然能被连载！
我的这些所谓“论文”都不是纯理论的演绎或推导，而是源于我对教育的切肤之感，所以它们也可以说不像“论文”：没有煞费苦心地“构建”什么理论框架，也没有玩弄文字游戏似的拼凑这样“原则”那样“性”，更没有借时髦的“理论”和晦涩的名词来进行学术包装，我只是让心灵的泉水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我想，即使是教育论文，也应该涌动着真诚的情感和诗的激情；因为真正的教育本身就燃烧着真诚的情感和诗的激情。
4．社会随笔
有《从谭嗣同到胡耀邦》、《面对张志新同志的遗像》等。
5．教育专著
第一本专著《青春期悄悄话——给中学生的100封信》
1997年的暑假，我从成都玉林中学调到成都石室中学，在搬家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又看到了那一捆尘封的教育手记。翻开我19年来所写的一本本教育手记，我自己都禁不住被自己感动了：那一页页发黄的文字，化作一张张老照片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分别多年的学生们正跑着跳着向我拥来，他们调皮的笑声萦绕在我的耳畔……正是在那怦然心动的一刻，我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我一定要把我和我学生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分享这教育的幸福与美！
教育与文学共进，思想与激情同飞。我又陆续出版了《走进心灵》、《从批判走向建设》、《教育是心灵的》、《花开的声音》、《风中芦苇在思索》、《与梦飞翔》、《E网情深》、《李镇西与语文民主教育》、《教有所思》等著作。手捧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李镇西教育文丛》，我有一种丰收的喜悦：教育和文学给了我双重的回报——文学为我的教育事业插上了翅膀，同时，教育正在圆我的文学梦。
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秋天，我暂时告别了成都石室中学，来到美丽的苏州大学攻读教育哲学博士。在明亮的图书馆里，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聆听卢梭，聆听裴斯泰洛齐；在高大的银杏树下，我披着金色的落叶与马克思对话，与杜威对话……大师们思想的潮水越过遥远的时空一泻千里滚滚而来，拍打着我的心岸。于是，《民主与教育》在我胸中开始孕育……写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它必然伴随着实践、阅读与思考。它与实践相随，与阅读同行，与思考为伴。实践是它的源泉，阅读是它的基础，思考是它的灵魂。任何一位教育者都应该同时又是一位思考者。而教师的写作，便是教育思考的很重要的途径。写作的过程，就是我们反思、审视、总结、提炼、升华自己的教育实践的过程。
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