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有别于以前的社会体制，一般不会轻易诉诸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性国家机器，不会轻易让自己成为人民抨击的靶子。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宣传往往更像是和风细雨，在不知不觉中点点滴滴地渗透、消融在人们的生活中。伊格尔顿认为，学校、家庭、教会、媒体等“如今在社会控制的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资产阶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将会诉诸直接的暴力；但在这样做时，它也冒着遭受完全丧失意识形态可信性的危险。总的来说，更可取的是让权力便利地处于无形状态，散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作为风俗、习惯、自发的行为而‘被接纳’。一旦权力裸露出它的手，就可能成为政治论争的对象”（特·伊格尔顿，2002b：259）。在美国政府采用的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传媒的新闻报道对公众的影响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它强烈地影响，并左右着公众对越战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正是加拿大著名传媒学家麦克卢汉大谈信息地球村的时代，但事实显示，大量电子通信手段带来的并不都是事件的透明，因为此类手段“与其说是澄清了事实，不如说更多地带来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说法”（H？lbling： 126）。由于普通公众并没有能力去证实传媒报道的真伪，更不要说去发现“真相”，面对各种相互矛盾的报道，他们只能依赖自己的感觉：要么相信，要么不信。现代传媒理论家让？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提供的交流是没有回应、不能沟通的交流：“权力属于这样一些人：他们可以发送信息，但人们又无法给予回应。权力以这种方式发送信息、处理事务，而人们又不能给予回应，权力就得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打破交流，实施垄断：社会因而失去平衡。相反，做出回应，就能打破权力关系，在敌对互惠的基础上，恢复象征性交流的循环。传媒领域也是如此：在那里，讲话进行的方式，使得人们没有可能给予回应。”（Baudrillard： 208）传媒在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同时，剥夺了他们对这些信息发表意见的机会；传媒给公众提供了解世界的渠道的同时，也粗暴地限制了他们了解世界的视角。由于传媒多由政府机构控制，传媒报道的事件也因此打上了权力话语的烙印。传媒让公众看到的世界以牺牲世界的丰富性为代价，因而限制公众只能如此看、如此听、如此想。
美国政府正是利用传媒的这一特点，通过传媒“塑造”公众对越战的态度，限制公众对越战的想象，使其按政府希望的那样想象越战。依赖报刊电视新闻获得外界信息的普通公众其实生活在一种虚拟现实中，他们只能通过传媒提供的信息对发生在遥远之地的事件进行想象。由于公众是通过传媒这一中介了解世界，传媒的视角往往主宰了他们的视角，或替他们选择了视角。因此，公众通过传媒了解的世界只是一些人眼中的世界，这一世界很难说就是客观、或比较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从未客观存在过，是书写创造了历史。越战的书写由传媒执笔，而传媒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操纵，一方面又受到记者和编辑自身意识形态的局限，历史便成为了政府希望公众了解的历史，成为那个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这也解释了为何每当有新政权问鼎，便会招集人员重新修史。对此，哈斯福德在《短刑犯》里清醒地指出：“战争中，真理是第一个伤兵。记者比士兵更有威力。士兵只能消灭敌人。但真正有用的是我们写的东西，我们拍的照片。历史可能是用血和铁写成，但它是用墨水印刷。”（Hasford： 61-62）据说，近两个世纪以前的拿破仑就已深刻认识到传媒的作用：“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麦克卢汉：40）也正是意识到传媒的重要性，“杜鲁门曾宣称海军陆战队有一支可以与斯大林相媲美的宣传队伍”（Hasford： 61）。
越战期间，美国各届政府都曾试图对传媒施加压力。战争初期，美国政府担心，如果美国公众了解到真正的越南局势，会反对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尽管美国声称实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禁止对新闻进行审查，但如果不进行审查，政府就很难控制一些富有活力、富有思想的年轻记者对越战进行报道。30 因此，肯尼迪政府竭力压制传媒全面报道越战，指示美国驻西贡使馆不要把新闻记者带到“可能引起令人不快的故事”的事发地点（Karnow， 1997： 312）。肯尼迪甚至试图把屡屡制造麻烦的记者哈伯斯塔姆从《纽约时报》调走，因为“他的故事让国内人民对美国越南政策的明智性产生怀疑”（D。 Anderson： 67），虽然与此同时，肯尼迪清楚地意识到，哈伯斯塔姆的报道能让他比从将军和大使们那里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同样，“约翰逊政府对电视新闻施加了巨大压力，禁止播放有关美军在越南村庄放火、南越部队杀害或折磨犯人、美军士兵在战斗里受伤、以及反战和反征兵示威等新闻”（Archer： 55-56）。196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晚间报道了一条美军士兵毁坏越南村庄的新闻。第二天一大清早，该公司负责人还在睡梦中时，就被林顿？约翰逊的电话吵醒，受到指责（Cappini： 140）。尼克松同样试图对传媒施加压力。第一个勇敢报道美莱事件的记者西蒙？赫什曾直言不讳地说：“理查德？尼克松对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任何记者。”（D。 Anderson： 75）
为了控制新闻报道，除了以总统为代表的政府进行直接干预外，政府和军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为了帮助美国人获得“事实真相”，1966至1968年间任约翰逊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瓦特？W？罗斯托成立一个“心理战略委员会”，自任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向传媒发布对政府有利的战争新闻。同样，美国军方在越南也有一个类似的新闻中心。该中心每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但除了一些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外，并没有任何有实质内容的信息。这个新闻发布会被记者称为“五点钟疯话”（Herr： 99）。他们感叹，永远无法从官方的新闻发言人那里听到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消息。美国军方还会命令士兵与传媒配合。当传媒需要报道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时31，军方就会组织士兵描述南越士兵如何有能力，如何能在没有美军直接参战的情况下独立应对北越。上级军官还下达命令：“告诉他们（美军士兵），如果他们说了任何南越政府军的坏话，他们就等着瞧吧，看自己是如何从这里一脚被踢到河内的。”（J。 Webb： 133）
新闻界有一名名言：“报纸没有发表的事件，就没有发生过”（Herr： 222）。美国政府和军方深知这一名言的含义，因此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手段控制报刊上的新闻报道。越南美莱村发生的大屠杀事件最突出地体现了上述名言的内涵。1968年3月16日，一美军连队闯入据说屡屡帮助北越共产党的美莱村，四小时内，枪杀了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共计504人。32 但美国传媒直到1969年9月才报道了这一震惊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事件。此前，美国人一直以为自己与纳粹和日本人有着本质区别，绝不会犯下任何滥杀无辜的暴行。如果不是传媒最终报道了该事件，对美国公众来说，美莱事件就相当于根本没有发生过。
美莱事件披露过程的曲折生动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新闻传媒的审查和操纵。美莱屠杀正在进行的过程中，美军飞行员休？C？汤普森从空中看到美军士兵的屠杀行为，十分震惊，但又无力阻止。他所能做的只是降落直升机，营救了附近的几名村民。这也是整个美莱事件中美国人对越南人表现出的唯一同情和帮助。事后，他马上向上级军官反映了此事，但却被压制下去。另一名不在该连的士兵罗恩？莱德诺尔后来听一些来自该连队的士兵说起此事，经仔细询问，确认确实发生过美莱事件。他回国后，于1969年3月29日向美国国会、白宫、及其他30来名有影响力的议员写信，要求他们调查此事。调查进行缓慢。莱德诺尔担心美国政府会把此事压制下去，便试图寻求传媒报道该事件。但当时美国没有一家传媒愿意报道此事。该事件首先是在英国和德国的议会上讨论，当地报刊又予以报道后，才逐渐出现在美国的传媒上。这一系列的曲折说明了美国传媒在报道越南战争上的基本立场，也说明了政府和军队对新闻的操纵。
美国越战叙事作品同样反映了政府和军方对新闻的压制。在哈斯福德的小说《短刑犯》里，军队记者“笑客”也有同样的遭遇。他在稿中披露说，美军士兵用一梭蜂窝子弹打死北越整整一个班，但该新闻却遭到了封杀。军方断言蜂窝子弹事件一定是出自“笑客”的想象，因为“日内瓦条约上把它定为‘不人道’的武器，而美国战斗人员是不可能不人道的”（Hasford： 58）。军方判断一条新闻不是根据它是否真的发生过，而是根据是否应该发生过。美莱事件是如此，“蜂窝子弹事件”是如此，许多被封杀的事件也是如此。因此，越战期间，士兵难以从美军直接控制出版的《星条旗报》上获取任何有价值、实质性新闻。
政府对传媒的操纵影响了公众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和表达意愿权，使得政府得以制订和实施可能违背公众利益的政策。越南战争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新闻报道最及时、最全面的战争。记者们的报道是否就真的摆脱了政府的控制，向国内公众提供了一幅战争的真实画卷呢？答案是否定的。“战争报道向来一片混乱，令人迷惑而且充满危险，是记者通过一个狭窄的视角捕捉的景观。”记者菲利普？奈特利如是说：“很多报道始于谣言，但经过报道后，很多人信以为真。后来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谣言。”（“战地记者：英雄时代终结？”）电视制片人彼特？戴维斯也认为：“战争时期，记者是美国政府的延伸。自二战以来，记者像电视明星一样，频繁地为政府制作宣传片。”（Davis： 98-99）除了美国政府的干预和控制外，传媒和公众自身也有很多因素导致越战的新闻报道仅仅沦落为政府的宣传片。
现代社会的人们一般都需通过传媒了解世界。现代社会里的传媒因此具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地位。传媒的工作人员“不仅是媒介，还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公众记忆的创建者”（Myers， 1988： 150）。越战期间，由于没有及时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战况，传媒成为人们批评的目标。他们指责传媒听凭政府的摆布，没有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从而导致公众对越战产生错误的想象。有人批评传媒“没有报道美国是如何首先在1950年支持法国，在1954年又支持吴庭艳政府而卷入战争。最后，好像战争突然出现在电视新闻上，猛地在《纽约时报》头版上全面冒出来”（J。 Wilson： 29）。对这一切，公众有些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记者罗伯特？希尔指出，美国新闻报道在50年代就开始对公众进行误导：“我们的传媒报道法国殖民主义的复苏时，好像那是一场法国为了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因为它是冷战，因为它是一场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战争，所以，它当然应该得到支持。”（Scheer： 118）由于早期新闻报道的铺垫，后来的政府和新闻可以更容易地让人们相信越南战争的正义性和崇高性。
越战新闻报道不及时、不准确，记者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有的记者并不到实际战场去获得第一手资料，而仅凭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做一些不痛不痒的报道。有的士兵因此对记者怨声载道：“我们打仗时他们不在，但战斗结束、开始清点伤亡人数时，他们就来了。”（Baker： 83）还有的士兵痛恨记者：“操那些记者。该死的吸血鬼，吸别人的血。像只红头鹭一样坐着，看着我们死，好写一篇新闻稿，然后回西贡与妓女庆祝稿件完成。”（James Webb： 133）报刊由于难以客观地反映战况，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有的士兵甚至说，“我们海军陆战队想打胜仗，而你们却在报纸上输掉了战争。”（Herr： 229）很多人相信记者除了从美化战争、鼓吹战争中获取个人利益外，没对战争作任何贡献。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新闻界虽然有各种缺陷，但总的来说倾向于附和、而不是引导公众的意见”（Karnow， 1997： 502）。34 多数记者渴望报道一场真实客观的越战。但作为普通人，新闻工作者同样难以摆脱社会的各种影响和偏见，对事物做出公正客观的判断和报道。在以言论自由为骄傲的美国社会里，各家传媒通常宣称自己不受政府控制。即使他们果真能不受政府控制独立运行（且不说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也会受到其拥有者和报道人视角的局限。传媒的拥有者、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因从小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在报道时也会不自觉地以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为出发点。普通美国人在接受报道时，往往也会更认同那些与他们潜意识一致的内容。
在一定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熏陶的人们默许传媒存在种种不客观的报道。传媒学家麦克卢汉谈到这样一件事：“我有一位朋友试图在中学讲媒介的形态，他遇到的反应是异口同声的。学生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说法：报纸或任何其它公共传播媒介能用于卑鄙的目的。他们觉得这类似于污染空气和水源，而他们受雇于这些媒介的朋友和亲属是不可能堕落到这个地步的。”（马？麦克卢汉：261）而人们之所以忽略传媒可能被用于卑鄙目的，可能传达错误信息，是因为长期的意识形态熏陶使人们无法接受或不愿接受这一事实。对此，让？鲍德里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公众使得暴君得以存活，而不是暴君自己使他存活。”（Baudrillard： 214）从某种意义上说，越战期间，美国传媒就是这样一个因公众的默许，甚至要求，而得以存活的“暴君”。
越战期间，尤其是早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公众自身允许、甚至要求传媒对事实进行歪曲的报道。那时，普通公众难以想象、难以接受美军士兵可能在越南犯下暴行。1965年8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了美军士兵在越南毁坏村庄的新闻，遭到公众的广泛谴责。报道的当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被电话淹没了。观众极为愤怒，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居然能做这样的事，把我们的孩子描绘成杀人者。美国的孩子不会做出这样的事”（Cappini： 139）。美国公众不愿面对和承认他们潜意识知道或许是真实的事实，宁可相信自己认为应该是事实的事实。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齐泽克就此类现象做过一个精辟的论断：“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现实和行为被一种幻象和拜物教似的倒置引导。他们所忽略和误解的，并非现实，而是在建构他们的现实和真实社会行为的幻象。他们明明很清楚事物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但依然我行我素，仿佛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幻象是双重性的：它体现在对幻象的视而不见，而这样的幻象正在建构我们与现实之间真实、有效的关系。这一被忽略了的无意识幻象，可能正是被人称为意识形态幻想的事物。”（Zizek： 32-33）35 由于公众拒绝听到与他们的想象不一致的越战，从政治、社会、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考虑，传媒最后只好附和公众，迎合公众的口味。
美莱事件被披露后，人们很难马上面对这一现实。一些人们宁愿时间倒流，回到美莱事件被披露前的世界。他们试图把过错归罪于披露该事件的莱德诺尔身上，而不是真正地反思该事件。自从莱德诺尔向政府和传媒披露美莱事件后，军方的《星条旗报》每三个月就会登出他的一张照片，让所有士兵都记住他的样子。这样，他每到部队采访，士兵都会对他表示敌视。不仅是士兵，许多平民也对莱德诺尔颇有微词，因为莱德诺尔披露的美莱事件迫使他们走出幻象，承认美国政府宣扬的越战存在虚假性，迫使他们正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
在美莱事件被披露之前，美国传媒鲜有关于美军士兵暴行的报道。但此后，“忽然间，美国的每个记者都试图去寻找自己在越南目睹的残暴事件”（D。 Anderson： 61）。1965年美国第一批作战人员在岘港登陆时，就有记者随军采访。他当时目睹了一些美军士兵的残暴行为，但并没有报道。直到美莱事件爆发，该记者才把四年前的亲眼所见公诸于众。四年前他之所以没有报道，是因为那时美国社会普遍不可能相信此类暴行，“美国公众还没有作好准备，去理解来自越南的报道”（Salisbury： 121）。他们还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中。然而，1968年春节攻势后，纸再也包不住火，美国公众才不得不冷静下来，依依不舍地走出美丽的水晶幻象宫，开始面对和反思越战。同样，传媒和记者也在反思。反思过程中，记者们便发掘出数年前的故事，向读者和观众展示。
意识形态幻象不仅左右着公众的舆论，也左右着传媒选择的报道内容。所有的新闻都首先经过记者的筛选，又经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编辑的筛选。作为普通美国人，记者和传媒的各级工作人员也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一次会议上36，传媒学教授凯瑟琳？特纳发言认为：“作为人，我们不是客体，所以我们不可能客观；我们是主体，所以我们必然是主观的。语言不是中性的。人类机构的工作人员总是得不断做抉择，有时是无意识地抉择。”（D。 Anderson： 67-68）这无意识的抉择就包括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左右。他们像普通公众一样受到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乐于相信政府的言论。即使一些记者目睹到与他们想象不一致的事物，也抱着宁愿不相信的态度。在1962年1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肯尼迪总统美军是否参加了在越南的战斗，回答简洁无比：“没有”（No）。在场的记者却没有一人对此提出疑问。这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听到与之不同的答案，总统一个最简单的回答便足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记者在选择新闻报道及其视角时，往往也会无意识地选择那些与自己想象一致，与整个美国文化氛围一致的事件与视角。他们可能并没有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但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爱国之情，使他们在无意识中采取了维护美国文化、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立场。参加过1982年英阿马岛之战报道的英国记者马科斯？黑斯廷坦言：“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国家处于战时还能保持中立。”（王亚南：92）这种爱国之情同样左右着美国的新闻记者，使他们只看到了自己希望看到的事实。
领导和决策层的立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报道的立场。大部分记者对他们能报道什么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在越南的记者把报道寄回美国国内的编辑部后，会被国内编辑改写。当同一篇报道再发回越南时，在越南的记者会发现自己的报道已面目全非，“纽约方面会把所有事情全部重写，这是新闻杂志的工作方式”（D。 Anderson： 63）。有时，记者写出了自认为比官方宣传反映更多真相的稿件，也只能忍痛割爱，因为新闻机构不会发这类稿子，“他们想要的是科默大使的新闻”（Herr： 219），而对非官方、没有出处的新闻不感兴趣。37 著名记者哈伯斯塔姆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越战期间的主编大多经历了二战（D。 Anderson： 66）。他的观点得到了电视制片人爱德华？福希的回应：“电视新闻的语调由新闻主管确定，而他们的态度则在二战中形成。”（Fouhy： 91）二战时期，人们通常认为能相信将军们和官方对战情的通报。所以，他们自然以为，越战期间也同样可以信任来自官方的报道，却没有意识到越战与二战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因而对哈伯斯塔姆这样的记者发回的、没有官方出处的稿件感到极度“不安”（D。 Anderson： 66）。他们只好发表不会让自己不安的新闻，让新闻服从了自己潜意识里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他们的美好愿望则又源于从小受到的意识形态教育，其新闻往往也在无意之间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利益。
同时，传媒本身的局限也使其报道的越战与真实的越战产生一定距离。1965至1975年间，有上万条越战新闻在电视台播出。然而，记者默里？弗罗姆森认为，虽然电视播放了大量新闻，但仅通过电视新闻仍得不到战争的全面印象，因为电视新闻只能报道一些片断事件（Salisbury： 87）。针对电视报道的局限性，大卫？哈伯斯塔姆指出，电视在报道这类内容广泛的问题时，“就如同报道奥运会”，最后，“人们发现问题的复杂性被压缩掉了，本来需要5分钟才能解释清楚的问题被放到了1分钟的报道之中”（“战地记者：英雄时代终结？”）。因此，记者的新闻报道不但没有让观众对战争有更清晰的了解，反而迷惑了人们的视线，加深了对战争的误解。一项调查显示，“有一半的美国人不知道越南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Salisbury： 107）。
鲍德里亚指出，传媒受到双重影响：“（传媒）是权力的策略，旨在蒙蔽大众，灌输自己的真理。或者，它们是大众实施诡计的战略领域，大众否定现实，拒绝承认真相。现在，传媒只不过是个绝妙的工具，破坏事实与真相，破坏所有历史或政治的真相。我们沉迷于传媒，已离不开它，出现这一现象不是因为渴求文化、交流和信息，而是因为真相和虚假被颠倒错乱，因为在传媒的操作过程中意义被摧毁”（Baudrillard： 217）。一方面是政府对传媒施加压力和限制，一方面是公众利用传媒自欺欺人，再加上传媒自身的一些局限，公众很难通过新闻报道了解到真实的越战。有人因而感叹道：“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报纸，但我不知道圣诞节轰炸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你读到那样的事情发生，你不知道是不是该真正相信它。”（Emerson： 178）虽然有新闻报道，但真相、事实依然遥远，公众依然只能去想象越战。恰如黑尔所言：“正如传统的火力不能赢得这场战争，传统的新闻报道也同样不能表现它。”（Herr： 218）公众要相对客观地了解越战，必须解构传统的新闻报道。一些具有革新精神的记者采用新新闻体撰写稿件，为人们更客观地了解越战提供了一条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