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样”是什么样？一般人认为，因为女性与男性生理上有差异，导致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不同：女人应该温柔体贴，应该重感情重家庭，应该安静平和；男人天生则应该刚强进取，事业心强，应该主动，应该刚毅等。
而事实上，这种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由夫权制文化造成的，而非由男女生理差异造成的。举个例子就会明白。太平洋有一个岛国，在这个国家里，男人要温柔善良，他们的天职是在家看孩子，女人要刚毅进取，她们的天职是在外边种田、经商、打仗。真是好笑，我们认为天经地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另一种文化里则是恰恰相反。
波伏瓦所著的《第二性》的第2卷以这本书中最著名的一句引言开始；“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逐渐成就的。”
波伏瓦说，女性从小就被教以适当的行为方式：怎样像淑女一样做事，怎样像一个女人一样表现，怎样履行女性的职责--满足男性性欲的需要并且照看孩子。波伏瓦自身作为一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生活中的那一个时期，我把身体的基本功能与下流联系在一起；然后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体是粗俗而令人讨厌的：它必须被隐藏起来；让遮盖在衣服下的身体被人看见，或者裸体…完全是不正当的行为。特定的服装和姿势都被当作是轻率的、好出风头的举动，是该受到谴责的。这些禁令的主要对象就是女性；一个真正的“女士”不应该露太多的胸、不能穿短裙、不能染头发、不能烫头发、不能化妆、不能仰躺在沙发上、不能在地铁通道里吻她的丈夫。如果她违反了这些规则，她就“不是一个女士”。
回忆有关个人自由的真正假设，包括对身体的认知，个人正是通过她的身体在体验着世界。从这一点来看，男孩和女孩在学习世界的过程中是没有区别的。正如波伏瓦所说的，“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的身体首先是一种主观放射，是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儿童是通过眼睛和手，而不是通过性器官去认识世界的。”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起性别的区别开始明显的呢？波伏瓦把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解释，波伏瓦认为这种区别是在个体逃避自由以及使自己按照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态度成为客体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断奶与自我认知的同时发生，标志着个人开始确认自我。通过在镜子中观察自我形象以及模仿父母，孩子们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但他只能以投射的形式遇到自己。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到：
“当儿童进一步成长时，他以两种方式反对他最初受到的遗弃。他试图否认这种分离：他冲到母亲的怀里，寻找她那宜人的温暖，要求她给以抚爱。他还试图用别人的赞许，去进行自我确认。在他看来，大人如神仙一般，因为他们有力量赋予他存在。他感受到他们注视的魔力，这注视，使他一会儿变成小天使，一会儿又变成小怪物。他的这两种防卫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相互补充和渗透。他的诱惑企图一旦成功，自我确认感便会通过亲吻和抚爱在肉体上得到证实：这完全是一种儿童在母亲怀抱里、在她慈爱目光下所体验到的单方面的被动幸福感。在三四岁以前，女孩子与男孩子的态度没有差别，他们都想永远保持断乳以前的那种幸福状态；他们都有诱惑和炫耀的行为发生：男孩子像他们的姐妹一样，也想讨大人们的喜欢，逗他们发笑，被他们夸奖。
“否认痛苦比超越痛苦更令人愉快，在整体的中心失去自我，比让别的有意识的自我弄得发呆来得更彻底：肉体结合比任凭别人注视所产生的异化更为深刻。诱惑和炫耀，同在母亲怀抱里的单纯放纵相比，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不容易达到的阶段。大人注视所产生的魔力是变幻无常的。孩子假装自己被人看不见了，父母也来玩这个游戏，假装真的看不见他，边找边笑。但他们突然说：“行了，你让我们玩得够心烦了，其实你还是看得见的呀！”孩子说了一句机灵话，父母被逗笑了；可是当他再说这句话时，父母却耸耸肩膀。这个世界和卡夫卡的世界一样，变幻不定且难以预料，每走一步，都会摔跟头，所以许多孩子害怕长大。如果父母不再把他们抱在膝上，或不再让他们睡在大人的床上，他们就会感到绝望。这种肉体挫折使他们会越来越感到，处在孤独凄凉和被人遗弃的境地是非常残忍的--人们面对这一情况永远不会无动于衷。 正是在这个阶段，小女孩第一次显得是个拥有特权的人。第二次“断乳”使母亲的身体从孩子的搂抱中撤了出来，和第一次相比，这一次不那么残忍，过程也比较缓慢。但尤其是男孩子，却一点点地失去了以往所常有的亲吻和爱抚。至于小女孩，则继续得到好言安抚，她可以紧靠在母亲的裙边，父亲则把她抱在膝上，梳弄着她的头发。她穿的衣服可爱漂亮，她的眼泪和任性受到宽容的对待，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的表情和撒娇让大人们感到快活--身体的接触和令人愉快的目光在保护着她，使她免受孤独之苦。相比之下，小男孩连撒娇的权利也没有，他努力进行诱惑，他弄姿作态的举动，只会惹人生气。人们对他说：“男子汉不需要别人吻自己……男子汉不需要拿镜子照自己……”
而随着孩子向成年人转化，对于女孩自身的生殖器，她的母亲和保姆们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值得敬畏和敏感的地方。她们不让她去注意那个除了覆盖物什么也看不见的、不能握在手里的神秘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性器官。她并未体会到这种欠缺是一种缺陷；她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十分健全的。但是，她又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与男孩子并不相同，而且她认为种种因素足以使这种差别演变成一种劣等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男孩的优势体现在他的阴茎上。但是，萨莉？J．肖尔茨在所著《波伏瓦》一书中，研究指出：
波伏瓦反对传统精神分析学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观点。她认为，男孩对阴茎的骄傲是由周围人对他生殖器的崇拜所带来的。他的这种骄傲是别人教的。这说明，对阴茎的嫉妒不是女性成长过程中本质的组成部分。她之所以嫉妒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力量和威望的阴茎，是因为这是她和男孩之间惟一重要的区别，而且他人对其赋予了如此多的重要性。
而对于这种由于表面上的生理差异而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又是以何种方式予以弥补的呢？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继续解释道：
“小女孩非常关注自己体内发生的一切，在她的心目中，她从一开始就不如男性那么透明，更深地陷于生命的朦胧神秘之中。因为有一个可以看到他自己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大胆表明主观态度。而那个他把自身投射进去的客体，则变成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象征。他测量自己的阴茎有多长，和小伙伴们比赛谁尿得更远。后来，勃起和射精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理由。但是，小女孩身上的任何部位都不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化身。要弥补这个缺憾，把自己看成第二自我，就需要给她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应当注意，“布娃娃”这个词，在法语也有包扎受伤的手指的意思。一个被包扎的手指，和其他手指是有明显区别的，孩子既觉得它有趣，又为它感到自豪，在对它说话时表明了认同过程的迹象。但是，这个带有人面的小雕像，或者没有人的面孔的谷穗甚至一片水头，对女孩子来说，也极其令人满意地取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玩物：阴茎。 这中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是通过阴茎寻找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的，而小女孩则在溺爱、打扮她的布娃娃，就像她梦想自己被溺爱和打扮那样。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奇妙的布娃娃。通过赞美与责备，透过形象与言辞，她懂得了美与丑这两个词的含义；她很快就明白，要讨人喜欢，她就必须“美丽如画”。她想让自己如画一般美丽，她穿着花哨，对着镜子琢磨不已，和公主仙女比来比去。”
事实上，尽管有这些补偿，她在接受自己的命运时仍不无遗憾。她在成长时仍妒忌男孩子的活力。而随着身体的发育，月经、乳房成长、性冲动等生理现象，所有这些都加强了她的自身性别特性。尤其在夫权制的社会，觉得温柔的女人好管理，又觉得提倡女人为家庭牺牲对男人很有利，于是便说温柔贤淑是女人的天性，久而久之，女人们也居然认为，自己天生该做压抑生命活力、贞静贤淑、善良温顺、心中只有老公孩子而没有自己的女人---淑女。淑女们兢兢业业地围着孩子自己的男人转，孩子不听话，男人又拈野花，加上经济上拮据又愁生计，内忧外患，女人们进了四十岁的生命凋零期。 为什么要做男人们喜欢的、为了男人牺牲一切又毫无怨言的淑女？
为什么要为男人牺牲？
为什么牺牲了又没怨言？
越来越多的女人对此提出质疑。事实上，新一代女人已很少有人自主地牺牲自己的快乐去做男人眼中的淑女了，她们要做女人词典而非男人词典里的女人，也就是真女人而非淑女。而这一点也是本书所提倡的，也是这个社会，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所应鼓励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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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该学说已经产生一个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中，其影响渗透到医学和整个社会科学中，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以及文学和艺术影响尤为强烈。所以西方学者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比作哥白尼发现太阳系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一词的拉丁文existential，意为存在、生存、实存。存在主义哲学论述的不是抽象的意识、概念、本质的传统哲学，而是注重存在，注重人生。但也不是指人的现实存在，而是指精神的存在，把那种人的心理意识（往往是焦虑、绝望、恐惧等低觉的，病态的心理意识）同社会存在与个人的现实存在对立起来，把它当作唯一的真实的存在。
二次大战后，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战友据重要地位，确立了基督教存在主义。一些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宣传，扩大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以西蒙娜？魏尔、加布尔埃尔？马赛尔为代表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以让保尔？萨特、阿尔贝？加缪、德？博瓦尔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它又称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或简称为存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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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波伏瓦：西蒙？波娃(1908——1986)，女，又译西蒙娜德波伏瓦、西蒙娜德波芙瓦，二十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德女性之一，存在主义学者、文学家，19岁时，她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西蒙？波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称她为“法国和全世界的最杰出作家”；法国现任总统希拉克则在一次讲演中说：“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