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回答你，我不知道
那月光铺成的道路尽头
是什么在等待我们
那海和天空之间，星星消失的地方
连时间也没有确切的命运
———杨炼《瞬间》
1989年注定是多事之秋，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清晰地向我们显示了它深远的意味。
有人说，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就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理想主义思潮，在经历了最耀眼的灿烂之后，开始为现实主义腾挪出表演的舞台。
北京在春夏之交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西方诸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在此时陷入了低潮，出现了几乎让人不知所措的“倒春寒”。前一年的“抢购风”不见了，但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低迷未见得比“抢购风”好到哪里去。这一年夏末的8月和9月，全国零售市场甚至出现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而就在一年前，8月和9月的同比增长还高达38 。6%和35%。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破财消灾”；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门店在清查中被关，其创始人黄光裕东躲西藏；而在民间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大量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用广州商界人士的话来说，这年的市场是“消费降温，市场疲软，商品积压，资金短缺，生意难做”。
这个危机阶段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天。
不过，举国萧条中，依然有亮点。
1988年1月，第一次全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我国“房改”的整体构想，勾勒出了我国政府新的城镇住房政策的轮廓，宣布将“房改”正式纳入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计划，分期分批推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大幕徐徐拉开。从实际情况来看，现代意义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启动应该始于1989年。当时，基本上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所建项目也大都为关联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自用住宅，只有极少量商品房和外销公寓。
1989年2月15日，北京首次公开出售商品房，揭开了住房商品化的大幕。北京市房地产交易所门未开，已有上千人等候。这里有住房困难户，有些属于观望者。这次出售商品房350套，每平方米最高2000元，且都是黄金地段，还不一抢而光？没有。上千人光顾，350套商品房，仅有250套房被登记预定。人们还是嫌贵。如今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人们肯定没有料到若干年后房价会涨到什么程度。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进入的不仅仅是一扇门，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关住房的新的历史时期。
1989年6月，天津川府新村、无锡沁园新村、济南燕子山———建设部第一批三个“城市住宅小区试点”一建成，就成了房地产业内关注的焦点，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三个小区成为那个阶段中国住宅建设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镇住宅建设投资达2600亿元，是前31年的4 。6倍，投入使用的住宅面积是前31年的1 。8倍。这一时期是住宅建设“量”的猛增阶段，在解决住宅“欠债”问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住宅规划、设计和施工偏于粗放、住宅质量不高的情况。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
1986年，建设部决定在全国搞几个住宅小区试点工程，目的是通过试点小区的规划建设，带动全国城镇住宅小区事业的发展，为今后住宅建设向舒适、科学、方便等方面发展探索新路。建设部还将天津、无锡、济南三个试点小区列为“七五”国家重大技术开发50个项目之一。试点小区办公室的专家们可谓用心良苦，三个试点城市分别代表了北方、南方及南北方过渡地区三种气候特点，建设规模总计50万平方米。这是一次大规模、多目标的科学实验。
三个小区分别从1986年、1987年开始建设，1989年全部竣工。从小在天津川府新村长大的大学生小强说，他小时候感觉川府新村那种花园式的绿化，比现在天津很多居民区都要好。那时候住川府新村，感觉很有面子。这里可能是天津最早有社区概念的地方，比如小区四周有围墙、有院门，楼与楼之间错落有致，不是那种横平竖直的排列，看上去很新颖。房型本身也很有设计感，60平方米就可以有个三居室，比较适应当年人们的需求。小区的中央地带有个小型广场，也算是“川府”的中心区，居民休息时会聚集在那儿。当时广场上就有很多运动器械，还有在那儿练武术的。广场上有一处室内的活动中心，类似于现在住宅小区的会馆。这些在天津基本上都属于首创。
1989年8月18日，建设部作出了《关于表彰无锡、济南、天津三个优秀实验住宅小区的决定》，授予这三个实验住宅小区技术开发部级奖。8月22日至26日，建设部在济南召开了全国城市住宅小区建设现场会，这是日后被房地产业内人士公认的一次重要会议。建设部领导和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建委主任，以及部分城市市长共500余人到会，总结交流了三个实验住宅小区的建设经验。各地代表都表示受益很大，纷纷要求参加“试点”。
建设部遂决定扩大试点规模。在此后的十年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批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工作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进行了省级试点工作。至1999年，全国部级试点小区108个、省级试点小区420个，建筑面积约为8400万平方米，分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试点小区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继承和发展已竣工试点小区取得的经验，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按照建设部试点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通过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科学管理，实现了“造价不高水平高，标准不高质量好，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的目标。为进一步提高住宅功能质量、工程质量、环境质量和服务质量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工作一直到1999年才告结束，时间跨度之长，操纵难度之大，在我国建筑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经过数十万试点工作者逾十年的艰苦奋斗，试点工作总结出一系列成功经验，提出了“住宅布局合理化，设计多样化，施工科学化”、“一二十年不落后，三五十年不改造”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三大一小一多”的设计理念，即起居室大、卫生间大，卧室小，储藏空间多；提出了延续城市文脉、保护生态环境、组织空间系列、完善服务系统以及营造宜人景观等建设思想。试点小区，凝聚了人们对未来住房的希望和理想。合肥的琥珀山庄依据其高低起伏的地形，建筑布局随坡就势、错落有致。苏州的三元小区和常州的红梅新村，则巧妙借鉴园林艺术的特点，利用小桥流水，透出一派江南水乡的雅韵。
试点小区建设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而深远。建筑大师、时任建设部试点小区办公室主任的奚瑞林曾作过如下总结：“一批批规划设计好、功能全、质量高、环境美的试点小区落成，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对住宅产业现代化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使我国住宅小区建设从重视数量的发展进入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居住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和综合国力的体现，小区试点建设为我国走向高水平住宅打开了通道。”
这一年，旅游地产也开始在中国起步。
一个景点的落成成为一个对国家未来的美好祝愿。1989年11月22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微缩景区———由香港“中国旅行社”和深圳特区华侨城投资兴建的“锦绣中华”在深圳开幕。“锦绣中华”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深圳湾畔，占地30公顷。它依照我国的地理版图，将74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景点，进行微缩再创造，被人们誉为“一步迈进历史，一日畅游中国”。因此，“锦绣中华”自然就成了我国第一个旅游地产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1989年，万科刚刚进入房地产领域。开发第一个项目天景花园时，万科还是一个杂牌军。王石学的专业是给排水，勉强跟房地产沾点边，担任房地产经营部经理；副经理姚牧民出身戏剧艺术之家；擅长广告策划的冯佳担任项目开发部经理；销售部经理郭兆斌在深圳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统而言之，万科地产的班底基本上是一群“文科生”，后来加盟万科的核心骨干，也以“文科生”居多。
“文科生”们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浓郁，对盖房子是外行，“毫无经验”，就在卖房子上下足工夫。万科在房地产领域的第一个胜仗，就和一句广告语分不开。“天景花园，深圳住宅的明天。”这句王石亲自构思的广告语，简洁大气，对当时枯燥的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感染力。在没有第三方策划顾问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万科被动地完成了一次高成本下的自营自销，中国原始的较完善的第一次房地产营销由此而诞生。
天景花园的设计，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完整借用华侨城旅游区的规划概念，来规划住宅小区。也是中国较早的以概念规划方案与概念规划总体为基础进行公开招标。技术人员第一次与开发商走在一起，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对话，开发商介入项目的前期，对项目的定位和规划起着重要作用。
万科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市场调查研究，他们把深圳分隔为街区，一周一个街区，进行了全方位调研。
商品房开发在我国只有很短的历史，开发商在经营房地产的过程中都会经历由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万科一开始自然也是不熟悉，怎么办？那就必须向人学习。王石深谙此道。1989年初，为了把天景花园打造成为精品住宅区，万科派出物业考察团，冯佳任团长，一人发了2000块钱，到香港进行见习。这是中国较早的派到香港房地产的考察团。
考察团到了香港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偷”香港的房地产资料———公寓、工地、成熟的住宅小区，甚至楼书。。。 。。。名为物业考察团，实际上是考察香港的房地产营销。
这一考察团对于香港地产经验的汲取，又成就了大陆地区房地产行业开发的种种第一，譬如：1989年，天景花园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在工地导入了VI系统，成为第一个进行工地包装的楼盘。
万科售楼的另一个秘密武器是样板房。万科开发天景花园时，深圳房地产市场基本上被几大国有企业垄断，万科初涉房地产领域，便照葫芦画瓢。但万科眼界开阔，不光学习深特发、深房，也把香港经验付诸实践，其中一个最大胆的举动就是在工地现场建起了一套样板房，没想到这间中国最早的样板房，成为万科楼盘销售的法宝。即使到每个楼盘都做样板房的现在，万科的样板房依然是做得最有诱惑力的。
1989年7月22日，香港《文汇报》出现了一版的房地产广告———“天景花园”。
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第一天起，万科就将其品牌的真正力量集中到了小区物业管理上。
王石希望通过物业管理模式的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天景花园是作为涉外住宅设计出售的，每平方米4300港元，算是当时的“豪宅”，销售对象主要是香港人、深圳企业老总和私营老板等。
之前做过科教仪器生意的王石，深受索尼电器售后服务的影响。因此，天景花园的物业管理，就成了万科的第一块试验田。据王石回忆，此前，深圳市已有五六家物业管理公司，但效果一般。
需要成功的王石，在1990年8月交房前，向业主承诺：小区工程垃圾尽快清理，做到绿草如茵、地上不能见一片纸屑、小区内不能丢一辆自行车。而当时深圳很多楼盘交房时，大都未将建筑垃圾清理干净，而丢失自行车更是家常便饭。
万科对其项目的责任不仅是完成建设，而更多考虑业主的长期居住，例如专门推出的“老业主关怀计划”。在天景花园交房后，万科又投资300万为其建造了游泳池。在2001年，万科采取自己投资100万元、业主每户集资5000元的方式对小区建筑外立面、楼道内廊、庭院步道和绿化进行了整改。这些做法都得到了业主的认可和支持。
天景花园证明了物业管理对万科的意义。1989年和1990年，万科深圳的天景花园与旁边一条马路之隔的某个小区同时售楼，价位基本一样。到1996年时，旁边那个小区有居民要卖房子，在交易市场挂牌出售，一个开价6000元，一个开价6500元。牌子挂了几个月，也没有成交。也是1996年，有两个客户要买天景花园的房子，一个开价9500元，一个开价1.2万元。也是挂了几个月的牌子，却没有买成，因为那里没有卖房的。
天景花园，万科的处女作，获得了业主和业界的高度赞誉。
此后万科开发的几个项目也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深圳地块的竞争激烈无比，1991年万科被迫转战上海。然而让万科自己都没有意料到的是，上海首战告捷，城市花园、西郊花园的开发先后取得成功。万科由此重新制定了经营原则：全力发展大众城市住宅。随后，万科迅速在北京、天津、沈阳、深圳推出“万科城市花园”品牌系列，并因此最终确立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品牌的地位。
在这个不适合大干一番事业的阴郁季节，偏偏有人不甘平庸，执著于捕捉变化中的积极信号，寻找机会。
1989年，雄心勃勃的任志强，一直专心致志地忙着华远公司的第一个项目———西单华威大厦，甚至根本不去理会泡沫破灭后的一系列反应。然而，让任志强始料不及的是，国家发出“停缓建”的《通知》，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但任志强没有就此罢手，已经夷为平地的西单岂能让它天天晒日光浴？人不能被尿憋死。对房地产还不甚内行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拆出来的空地改建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也是我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引得全国许多城市都来考察、取经。1990年，有关部门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在困境中，任志强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把百花市场运作得风风火火，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年底，华远集团领导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集团总经理戴晓明被派去香港工作，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无论按照资历还是按照能力选拔，都应该由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却在西城区政府内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最终达成了一个只可意会的共识：任志强主持华远集团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任志强并不抱怨，他知道自己的分量，总经理这把交椅他不坐谁坐？五个月后，任志强如愿以偿，他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努力多年的任志强终于成为舵手，可以扬帆起航大干一场了。在他的率领下，到1992年，华远开发完成了华威大厦、西单大市政一期工程、月坛北小区、志强园小区等多个项目。在实战中，任志强积累了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地产发展商，在京城房地产界渐渐名声大振。
1989年，许荣茂将他的第一块房地产“实验田”选在了老家石狮，据说许荣茂出自当地颇有名望的许氏家族，回家乡投石问路也算是荣归故里。许荣茂投巨资兴建了振狮大酒店和振狮经济开发区，继而又投资兴建了占地6000亩的“闽南黄金海岸度假村”，成为石狮地区最大的内地房地产投资商。
作为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从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
1989年是许荣茂最重要的人生机遇。“这一年我转做房地产。以前做服装特别累，员工多，业务量大，但利润微薄。帮美国人做加工，等于为他人作嫁衣，成衣后贴上他们的标签，没有自己的品牌。这虽然也是实业，但缺少满足感。现在我们建起一幢幢雄伟壮丽的大厦，既能美化城市，改善人们的生活，又给自己带来事业成功的欣慰。”此后的20年里，许荣茂南征北战，不管房地产形势是高峰，还是低谷，他的事业总能蒸蒸日上。通过其1989年的商业行为就可以发现，许荣茂善于把握机会，眼光独到而敏锐。
他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的建筑企业在1989年发展得也不错。
1988年，东阳三建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当机立断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 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一系列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走出了幸运的一步。这真是应了老子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世间的事态是变化无常的。
逆流而上的还有叶立培。
叶立培1944年出生于上海，曾执过教鞭，当过数学教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捞天下”，第一个自由职业是做火车押送员。当时，跟着火车跑一趟能挣100多元，为了多挣点钱，叶立培不辞辛劳，最远从上海跑到新疆，而且一干就是5年。1978年，叶立培移居澳大利亚，做起杂货、纺织等跨国贸易。
1989年，在国外游刃有余的叶立培毅然回师国内，在深圳投资房地产。叶立培认为，中国人讲究“衣食住行”，“住”最为重要，整个地球上仅有15%的面积可供人居住，而这15%的面积除去高山、耕地、道路外，所余更是寥寥无几，有限的资源可令房屋增值。叶立培开始进军内地房地产市场。
1989年正是深圳房价开始滑坡的时候，叶立培大胆地在深圳进行了大手笔的房地产投资。1990年国家开始开发上海浦东，他又果断抓住机遇，开始把投资重点转向上海，成立了上海仲盛集团。
叶立培挺进上海地产业时，资金并不是很阔绰，当时只有1000多万元。他看中了虹口区古北被农田包围的一片荒地，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是上海当时最大的批租地块。他联盟几大银团总投资40亿港元，堪称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最大手笔的住宅投资项目，当时地产界惊呼为“疯狂计划”。最后楼盘均价为1300—1400美元/平方米，销出七成单位，其余三成成为仲盛物业的酒店式公寓，投资价值高达29 。8%。
1990年上海“西郊花园别墅”地块拍卖，当时应者寥寥，叶立培却以他独到的眼光以1500万美元拍得，然后靠海外银行融资建成88栋别墅，在上海地产界一炮打响。从此，叶立培通过不断发展仲盛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数10亿元，其全资拥有的控股公司和房地产项目公司遍布香港、上海、深圳、北京。
在公众眼中，叶立培的横空出世，是在2002年。这年10月，福布斯100位中国大陆富豪榜公布，之前从未上任何榜单的叶立培，一鸣惊人地出现在了第六的位置上，资产5.4亿美元，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财富黑马。
不过，未来挥斥方遒、纵横捭阖的“房地产大腕”们，当时大多还是涌动在房地产大潮中的普通一员，房地产舞台中央的聚光灯离他们还很遥远。
1989年，那时候连“顺驰”这个公司名称还没有冒出来呢。这一年孙宏斌26岁，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刚刚一年，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这个IT 精英，不会料到，一场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悄无声息地等候着他。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已转业到镇江电视台的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且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对于32岁的张宝全而言，他的导演梦可以开始了。
1989年，33岁张玉良刚刚从上海郊县调入市区，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干部。早日当上处长是他当时最大的愿望。
此时的张宝全、孙宏斌、张玉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久就会和房地产行业结缘，成为房地产商人，而且如日中天，闻名遐迩。
这样的人物故事还有很多。
35岁的广东顺德人杨国强，也是在1989年才正式踏上事业征程的第一个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24岁之前，杨国强的人生履历大致可以用五个字概括：农家穷小子。1978年，杨国强进了顺德北滘公社房管所任施工员，六年后升任区建筑队队长。
做了建筑工程公司经理的杨国强显然迅速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也有据可证：担任经理四年后，即1993年，杨国强和杨贰珠等拍档竟能出资3395万元，收购北滘建筑工程公司，正式开始了私营化运作。庙还是那座庙，方丈却变成了老板。由此我们不能不叹服杨国强的高明。
今天被人们尊敬地称为“财富双雄”的广州富力集团董事长李思廉、总裁张力，他们的财富故事也是在这一年埋下的伏笔。
1989年，35岁的张力辞去衣食无忧的公务员工作刚刚一年，初涉建筑装修。这是个不安分的人，在生意场上生龙活虎，勇于开拓，人送绰号“豹子头”。32岁的香港人李思廉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曾在证券金融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改做贸易，经常来内地联系货源，因此隔三差五往返广州。
俩人性格反差很大，张力性格外向率直，而李思廉内敛含蓄，但两人有着一个最大的一致，就是喜欢踏实认真地做事，厌烦装腔作势的空谈。
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张力和李思廉第一次谋面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交谈甚欢、相见恨晚。不过，两个人开始在房地产领域的合作那是四年后的事情。
中国房地产业刚刚起步，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离不开高等院校的培养。1989年，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家教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批准在高校设立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当时，业内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
然而，九年后———1998年，教育部颁布新专业目录时取消了该专业，并分别将其并入工商管理和工程管理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被撤销后，后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一些，但是真正从一个学科建设上还没有大范围地放开。
再过十年后———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建业住宅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出席第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时，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要求恢复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的议案。
与住房保障、房价这些热门话题相比，胡葆森的这份议案虽不那么抢眼，但却被专业人士称之为“恰到火候”的建议。因为人才断层已威胁到房地产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
恢复房地产学科的提议并非无源之水。胡葆森认为，教育部1998年的撤并，没能全面体现房地产这一学科的时代特征。如工程管理专业一般以特定工程为对象，开设土木工程的课程较多，一旦加入维护、运营、销售等功能，其知识就显得捉襟见肘；而工商管理专业则缺乏建筑学、项目施工、工程预算、金融地产、物业管理等专业课，只适用于通用的企业管理。因此学科撤并后，整个教学体系就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节奏产生了不适应。
这位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忧心忡忡地表示：“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21 。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18 。42%。如果没有一个学科去支撑，这种快速扩张带来的人力掣肘，就会成为今后房地产行业的最大阻力。”
针对教育界“重新划分房地产学科不科学，而且在欧美都没先例”的担心，胡葆森也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议案中提到，全球40至50个大专院校都设置了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香港大学等名牌大学。
从表面看，胡葆森的建议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却反映了房地产专业人才的严重断层。
“对这个建议我举双手赞成。”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刘洪玉表示。他认为，房地产融合了建筑知识、城市规划、经济学、管理学、房地产法规等诸多方面，出于它的公共性和特殊性，有必要促成其形成一个复合型的新学科，而目前房地产专业人才一般师从工程管理和工商管理专业，与行业的主流方向有一定距离。
在上海城开集团总经理倪建达看来，房地产行业在2000年后发展迅速，除专业人才奇缺外，高级职业经理人的招募更是千金难求。如果专门设出这一学科，我们最缺的项目经理、企划总监、营销总监、规划设计师，就可以不完全依赖企业“土生土长”的培养，毕竟“学院派”的系统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广州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也对越来越严重的人才短缺发出感叹：“我一只手有‘财’，另一只手却没‘才’，现在恒大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安营扎寨，如果有更合适的人，我们的开发线路一定能拓展得更宽。由于目前房地产行业人才稀缺，有些房地产公司只好直接通过猎头‘挖角’，高管跳槽成了家常便饭，造成行业新一轮的人才恶性竞争。”
1989年
● 6月，深圳市政府批准实施《深圳经济特区居屋发展纲要》。《纲要》的主导思想就是建立后来被概括为“双轨三类多价制”的住房供求和保障体系。
● 7月，上海市公布《新建商品房屋注册登记暂行规定》。
● 8月，我国第一家房地产交易所———深圳市房屋交易所正式成立。
● 11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关于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中几个涉及政策性问题的原则意见》。
● 11月，深圳将过去的土地使用权证与房屋所有权证合一发放为《房地产证》。这是全国首次实行房、地统一登记、两证合一，标志着深圳顺利完成了从土地、房屋分离登记发证到房地合一登记发证的重大改革。
● 11月，国家土地管理局发布了《土地登记规则》。该《规则》指出土地登记是依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登记。
● 12月，全国人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