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俱乐部改变策略，将“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八字口号换成了“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的十四字口诀，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吸引了工人和家属的关注。
于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雷厉风行地办起来了。
·3·
安源的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
消费合作社的地址就设在工人补习学校内，刚成立的时候本钱不过百元，比普通的杂货铺多不了多少。原始股本由补习学校和工人共同凑集，工人可以任意入股，几个铜板不嫌少，几块光洋不嫌多。
经营什么商品赚钱呢？合作社最初的经营方针是以布匹为主，搭配少量日常生活用品。工人下井采煤最费衣服，布匹的销路应该不会错。既然办合作社的目的是通过实惠的商品把工人吸引到俱乐部进行政治启蒙，至于赚不赚钱却并没有放在经营者的心上。加之经商的经验不足，初期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营业计划，甚至没有统一的账簿，经营混乱，资金出现了周转不灵的情况，开办仅数月总经理就三易其人。
真正使合作社在经营上有起色的，还要归功于毛泽民。1922年下半年，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上任伊始，为了把合作社从不景气中解脱出来，毛泽民决定增加经营品种，从日杂用品、小百货到油盐酱醋米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兼卖进步书刊、识字课本，尤其是从长沙、汉口等大城市购回时尚商品，提高竞争力。同时规范经营，建立起正规的店规、簿记，定期向股东报告经营情况，让入股的工人尝到当股东、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为了扩充资本金，就要重新募股；要想扩大股东的规模，就必须给股东更大的经济收益，人们才愿意入股。毛泽民决定给股东们更大的实惠，规定股东从合作社中购买商品不仅比在其他商店便宜，而且也要比普通人购买的便宜，相当于股东可以享受到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
又可以分红，又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当股东？于是工人纷纷入股，不仅合作社的本钱越来越大，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合作社的采买人员也是股东，进货的时候格外卖力，腿勤嘴勤，货比三家。廉价灵活的销售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合作社的货不仅价格比其他商店便宜，顾客还可以拿本地土特产换货，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
合作社生意越做越火，安源的商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安源市消费的主体是路矿工人，工人都成了股东到合作社消费，直接影响到其他商店的经营。安源周边地区约有一千五百家商店，有米店、钱庄、杂货铺等等，商业繁荣，规模稍大的商户便联合起来与合作社抗衡，这些人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经验丰富，出手极为凶悍，企图一招就把合作社置于死地。
商人们开始囤积了大量资金，秘密派人抢购、套购合作社的廉价商品。他们打算将合作社的货物吸纳干净直至无生意可做之后，再将吸纳的货物加价倒卖，这就叫做“因风吹火、借力打力”。起初合作社的经销人员不知是计，甚至还为货物销售顺畅而高兴。但是，从近乎疯狂的销售量和一张张貌似顾客、似曾相识的面孔上，很快就察觉出不正常。
怎么办？卖还是不卖？
卖虽然能获些小利，但商品断档之后短时间供货不及，货物价格自然会被对手抬高，他们不仅能坐享其成赚到大钱，而且更增加与合作社打价格战的资本。不卖似乎又没什么道理，有东西不卖不仅会影响合作社的声誉，而且会给对方找到闹事的借口。
见此情景，毛泽民苦想对策。货物该卖还是要卖，但不能这么卖。怎么卖合适呢？毛泽民胸有成竹，如此这般吩咐下去，店员门依计而行。
第二天，每位前来购货的工人及其家属，手中都多了一张小牌牌，这是店员们连夜赶制并发放下去的购货卡，合作社凭牌供应现货（这也是共产党最早实行的定量票证供应，开计划经济的先河），限制无卡大宗供应，对手派来套购的人立刻傻了眼。
合作社货物卖出的速度立刻减缓下来，毛泽民又命人加快采购速度，加大采购数量，星夜运回安源以更低价格抛售。这样，商战对手既无法将合作社的商品买空，已经套购的商品又积压在手里，大蚀其本，欲哭无泪，只得败下阵来。
如此这般几个回合下来，合作社稳稳地站住了脚，自此无人敢再叫板，商业对手对外表木讷的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刮目相看。安源工人从商战中得到的实惠，这是光靠撒传单、耍嘴皮子所无法企及的。事后，毛泽民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
确实如此。安源工人从当合作社股东这件事上，初步尝到了当主人的滋味。工人们又不是受虐狂，能挺起胸膛当家做主，谁还愿意再当牛做马？
·4·
安源的一场商战，合作社旗开得胜，凸显了革命者的经商才能。
但这只是牛刀小试，志存高远的革命者在打赢商战之后，将要挑战更为强大的对手。
这个对手就是汉冶萍公司，号称当时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
安源路矿当局有个错觉，以为工人俱乐部就是一个普通的娱乐场所，或者说是一个工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因此就像当初欢迎办工人补习学校一样，对工人俱乐部也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他们肤浅地认为，所谓“俱乐”的意思不过就是大家凑在一起找乐子。安源市面上不乏赌场、妓院、鸦片馆等公共“俱乐”场所，相比之下，工人俱乐部的娱乐内容不涉及黄、赌、毒，或许更健康。
不久，这些受过西方文化系统熏陶的人就发现自己错了，不是一般的错，而是大错特错，并且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
有关俱乐部最初的警讯是从远在湖北的汉阳铁厂传过来的。1922年7月，也就是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两个月之后，汉阳铁厂的工人闹起了罢工，原因之一就是厂方解散工人俱乐部。
汉阳铁厂的罢工以资方的妥协而告终，这使得路矿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安源工人俱乐部。由共产党掌控的俱乐部并不只是一般的消遣娱乐场所，工人们绝对不会因为关闭一个赌场、妓院或烟馆而罢工，那些地方只能是给人们以感官刺激的“小乐”，而工人俱乐部带给工人的是“大乐”，是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激发了工人们对幸福的渴求，略显简单的股份制让他们初步体会到了做人的基本权利。李立三老师经常给大家讲“剩余价值”，工人们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受穷的命，也不是老板养活了工人——那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恰恰相反，是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工头、官吏等各式各样的吸血鬼。
此外，廉价而又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安源煤矿工人直接感觉到挣的钱太少，而且用于消费和休息的时间也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怎样才能改变现状？每个有头脑的工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不满情绪在安源悄悄酝酿和传播。路矿当局似乎也察觉到这种不满，不得不派常务副矿长舒楚生到工人俱乐部视察工作，以示对工人生活的关心；同时放出风去，要给俱乐部补充津贴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优厚的条件意在笼络、收买和安抚俱乐部。
但出乎当局意料的是，意想之中贫困户拉着矿主的手，感激涕零地说出一大套话的情况并未出现。相反，舒副矿长代表组织的访贫问苦，却变成了示弱的表现，给工人的印象是资本家自觉理亏，如果没做亏心事，平素高高在上的副矿长为什么对身份卑微的“炭古佬”如此谦卑？如果工人俱乐部不是代表如此众多的工人，矿方怎么会去讨好俱乐部？
路矿当局刚一出手，就在舆论战中输了一招。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决定打蛇随棍上，不再给当局出手的机会。他理直气壮地代表工人提出一系列要求，主要是发放清付积欠工人的工资，态度强硬地声言，如果矿方不同意就发动罢工。矿方认为俱乐部开出的价码太高，实在不能答应条件。李立三于是将矿方的答复广为宣传，果然激起了矿工们更大的不满。
俱乐部决定将罢工的威胁付诸行动。为了赢得这场罢工，中共湘区党委秘密派遣两大高手前来助阵：一位是曾经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并先期来安源考察过的毛泽东委员；另一位是在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担任要职的政治新秀刘少奇，他们到安源与李立三一同推敲了罢工的总体计划和每一个细节。之后毛泽东返回湘区党委汇报，刘少奇则专门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工人罢工。
要想罢工取胜，最大的顾虑就是人心不齐。此时工人俱乐部正式登记在册的会员有七百余人，不及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人能否发挥骨干作用？如果罢工人数达不到相对多数，那么倒霉的将是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轻则会被矿方开除，重则蹲监狱，工人俱乐部从此在安源再无立身之地，共产党在安源的付出将付诸东流。
罢工之后，矿区和市区的社会秩序问题也让人担忧。罢工期间工人拿不到工资，生活无着落，会不会发生打砸抢烧的群体恶性事件？如果发生这类问题，当局武力镇压就有了充足的口实，罢工就会失去社会舆论的同情。
这两点都取决于工人的态度。于是俱乐部邀集各方工人代表紧急磋商，讲清利害关系，工人代表摩拳擦掌，爽快答应服从俱乐部的号令，保证约束自己所部齐心协力参加罢工，其间保证工友们的举止更加文明，为了防止有害群之马乘机捣乱，所有工人都待在自己的工棚之内，无俱乐部的号令不外出。
维持局面少不了安源当地帮会势力的协助，如果他们趁机闹事，账都要算在罢工头上。安源素有“小上海”之称，帮会组织比较多，力量最强就属洪帮，安源市内的大赌场、妓院、鸦片烟馆基本上都受洪帮控制。
李立三决定亲自出马，约请当地最有势力的洪帮首领一聚。
按照江湖规矩，李立三带上礼物与洪帮首领见面。对方对李立三老师也是久闻大名，知道他是位文化人，又是俱乐部主任，手下兄弟数百人，所以也不敢小觑。双方交代了几句场面上的话之后，李立三直奔主题，言明矿上的工人兄弟实在活不下去了，要讨口饭吃，罢工实非得已，还请贵帮多加担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