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还有一位弟子名叫罗章龙，是毛泽东老乡兼好友。罗章龙在北大预科读的是德文，他向李大钊建议，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版的书籍充实馆藏。德国的古典哲学享誉世界，不仅有黑格尔、康德、尼采，而且有马克思。
李大钊不懂德文，经常请罗章龙介绍德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况，于是采纳了罗章龙的意见，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定购了大量图书，其中主要是马克思的著作，也有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马克思著作，在全国首屈一指，为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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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虽然没有选择经商作为终生职业，但他并没有排斥经商。
在成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前，毛泽东作为一个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当时社会颇为流行到国外（尤其是欧洲和日本）勤工俭学，以毛泽东的老家湖南为甚。勤工俭学需要大笔钱，仅路费一项就是一般家庭负担不起的，赴日本留学的初期费用大概是四百元，到欧洲的花费还要多些。当时政府也出台了些补助政策，江西赣州就曾给每个去日本留学的人补助三百六十元。但这只限于计划内的公费生，大部分想去留学的革命者与此无缘。
一些有实力的大户家族也鼓励子弟外出求学，以达到光宗耀祖和朝里有人好做官的目的。家族祠堂里通常都有公田，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用来资助本族的青年读书求取功名的，一些人也可以通过这种家族式的资助出国留学。
不论是各省公派还是家族委派，毕竟只能满足少数人的出国留学愿望，靠不上政府和家族的有志青年想出国留学，就需要自己想办法了。
毛泽东决定实施一项筹款计划，帮助湖南的革命者实现去欧洲留学的愿望。
1920年夏，已经结束在北京打工生涯的毛泽东来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了他的筹款打算。
陈独秀虽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但自己不善理财，手头无甚积蓄，只好介绍毛泽东去找章士钊。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游说相当成功，章士钊不仅自己出钱赞助，而且还找了沪杭一带的社会名流捐款，很快就筹集到了两万元钱。
毛泽东拿到这笔钱后，表现出经商的另一项优秀素质——诚信，他始终记着这笔钱和章士钊的人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1963年起，整整用了十年的时间偿还了这笔钱，每年初二都派秘书拿两千元自己的稿费给章家送去。还完了两万元的本金后，毛泽东仍然每年给章家送两千元作为“利息”，一直到章士钊去世。
成功筹款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又进行了新的尝试，与人合伙租赁下湖南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校传达室和教室办起一家书店，起名为“文化书社”，经营书刊零售业务。在北大红楼与李大钊相处的这段经历，不仅使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上大有裨益，而且为他第一次下海经商提供了知识和宝贵的人脉。
书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东有三个人：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毛泽东和易礼容负责经营，易礼容任前堂经理负责销售，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负责进货。在北大图书馆学到的知识终于派上了大用场，读者喜欢看什么？哪一种报刊销售对路？利润是多少？毛泽东都一清二楚。
文化书社最初资金只有五百元，为了谋取更多利润，毛泽东费了不少心思。
要想赚钱多，资金必须周转快；要想书刊卖得快，必须要符合读者的胃口。书社经营书籍、杂志、日报三个品种，卖报纸的本和利都不大，街头的报童便可为之，只能在杂志和书籍上多想办法。
毛泽东有意识地多进《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观点新颖、革命味十足的报刊。这类出版物在社会矛盾突出、思想激进的湖南长沙果然销路很好，给湖南知识分子耳目一新的感觉。
书社经营的书籍主要以西方的哲学名著为主，最多时品种达到二百二十一种之多。为了拿到更便宜的书，毛泽东决定与出版社直接挂钩，成为文化书社稳定供货商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大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家，毛泽东与他们分别签订了合同，保证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书刊。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动用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关系，由他们出具信用介绍，供货商免去了书社的抵押金。如此一来，书社的经营成本和风险都大大减低，流动资金也不用发愁了。
为了扩大书社的知名度，提高书籍的销售量，文化书社不惜花钱在长沙发行量最大的平面媒体上做广告。1920年11月7日和9日，长沙《大公报》连续刊登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示，公布了文化书社所有的书刊目录，重点推荐了《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以及《新青年》杂志等。
在经营理念上，毛泽东也大胆突破。按照当时的行业规矩，一般不公布营业状况以防被竞争者利用，尤其是财务状况更被视作核心机密。毛泽东却主张将社务情况彻底公开，财务管理公开透明，他还亲自撰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务报告，详细向各位股东汇报经营情况。
在谈到书社的经营思路时，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激刺和旧思想的反面激刺，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也是促进书刊销售的客观原因之一。
毛泽东还公布了文化书社的畅销书刊排行榜：排在前面的有《杜威五大讲演》、《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晨报小说》第一集、《试验伦理学》、《白话书信》等，杂志销售量前三名分别是《新青年》、《劳动界》、《新生活》。
经营书社一举数得，不仅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而且还能赚取客观的利润，还充当了秘密联络机关作用，党团机关有事联系、来信来访，很多都是通过文化书社。中共“一大”结束之后，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文化书社停留，专门与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聊了很长时间。
在长沙办文化书社证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经商才能。但经商成功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毛泽东决定物色一个人来代替自己经商，自己投身于更为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看中的，正是在老家务农、外表看上去老实忠厚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长子的毛泽东离开家乡之后，家中的事情主要由毛泽民料理。
在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的春节，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同大弟弟毛泽民谈起家庭、国家、个人发展的话题，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之后走向社会参加革命：“咱们的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这种毁家纾难的情怀非一般人可比。毛泽东此举甚得人心，后来湖南军阀何键派人抄毛泽东的老家，掘毛家祖坟，当地乡亲们自发起来保护，以报毛家之恩。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眼力和判断。在经商理财方面，大弟弟毛泽民的才能并不逊于哥哥毛泽东，尤其是在经营印刷、出版发行方面。
出道后不久，毛泽民便在商道上大显身手。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出版发行部门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指望印刷发行党的书刊、文件、传单，实现盈利很困难。毛泽民接手发行部经理之后，决定扭转亏损的局面。
毛泽民发现，以前的中共中央发行部之所以赚不着钱，是因为印刷和发行量上不去，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发行部只负责发行《向导》一种刊物，这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每月从党费中拨六七十元作为发行费用。这笔钱首先要用于做广告，当时《向导》杂志每月要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三家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上投放广告，以扩大影响。起初这些钱还够用，但后来广告费用每月上涨到七十二元，这些经费就连广告费都不敷使用。发行部工作人员每月十几元养家糊口的工资，只能由中央另行开支，其余经费一概自理。
毛泽民决定扩大发行网点，增加发行品种，摊薄发行成本以扩大利润。不仅要在国内经济发达的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设立直销网点，而且还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设代售处。不仅发行《向导》杂志，而且兼卖《中国青年》、《红旗》、《红旗报》、《实话》等报刊和政治类畅销书。
实行这个计划需要一笔启动资金投入。毛泽民曾经向陈独秀求援，请他帮忙先垫付一些资金。陈独秀回答很干脆：扩大经营的事情我不反对，但中共中央没钱可垫，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想办法。
毛泽民没有办法，只好向同乡、熟人、亲戚、朋友借贷，答应盈利之后连本带息地归还。好在计划实施顺利，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财源滚滚。规模经营初见成效，卖得最好的书是《共产主义A．B．C》，半年之内销售达三万余册，订单滚滚而来供不应求，书尚未发出就收到一千八百多元的预订费。《向导》杂志在国内的销量很快也达到了八万份。
毛泽民不仅很快连本带利还清了跟别人借的钱，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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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金钱而言，单凭某个人的经济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每个共产主义者个人也尽可能地在经济上负担一些开支。在北京上学的外省学生节衣缩食，将自己享受的公费助学金拿出一部分来作为活动经费。一些文笔好的学生将自己在报刊上投稿的稿费也捐献出来。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背景下，办教育也是个不错的生财之道，以知识换钱，知识分子可以用己之长，还可以传播革命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