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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的后果，往往是血腥和暴力。
1927年的仲夏之夜，麇集在中南地区的各方势力都面临着抉择，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
7月23日，正当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决定将昔日盟友共产党扫地出门的时候，前来接替罗易的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又译成“罗米纳兹”）及其助手纽曼（也有称其为内门、诺曼、诺依曼的），万里迢迢来到武汉。
罗明纳兹到达武汉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中共中央“五人常委”的紧急会议，落实布哈林的指示，批判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对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中共的五位领袖没有一个明确表示同意的。大家太了解陈独秀的脾气了，这位倔强的前掌舵人不会接受批评，几天前传来的噩耗对他的打击太大了——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被蒋介石乱刃分尸。老年丧子之痛对陈独秀的打击，超过了他失去中共的领袖地位。现在批判陈独秀，确实有落井下石之嫌。
年轻气盛的罗明纳兹并不理会大家的沉默，声称“如果你们不召集，国际代表就直接召集”。
会议最终还是开了，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报告，研究了初步成型的暴动构想——既然要和国民党分手，总不能就这样悄无声息。
自从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事件之后，蔡和森、李立三向政治局提出“积极准备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准备以暴制暴，用这种方式给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画上一个鲜红的句号。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等人也酝酿过暴动的问题，但暴动如何搞，大家都不很清楚，好在有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作为参考。
至少在7月20日的时候，暴动的大致时间、地点、动用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敲定。五人常委将暴动地点选在九江至南昌的南浔路上，届时武汉总同盟举行工人大罢工，以响应共产党的军事暴动。
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纷纷前往九江，筹划暴动。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中共中央还决定增派一些暴动专家前往九江，其中包括一名苏联顾问，据说此人对城市暴动有着丰富经验。
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未来暴动所依仗的两支骨干力量——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也将进驻九江地区。北伐结束之后，按照计划下一部是东征讨蒋，叶挺的第十一军集中在德安一线，贺龙的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总部设在九江，准备沿长江两岸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
在暴动时间的选择上，脾气火暴的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他是五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达九江的，部队中的共产党骨干已经知道了暴动的消息，李立三担心迟则生变。
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明确反对马上暴动，理由是暴动准备工作仍未妥当，何时动手必须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敌军委化名“钱第筠”（“前敌军”的谐音），是给前敌委员会打前站的，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前委书记周恩来，他还没有到达九江，暴动自然不能轻易发动。
听了聂荣臻的话，李立三便有些不悦，言谈之中指责聂荣臻是“奴隶主义”、“胆小鬼”。其他中央委员也附和李立三的意见，主张事急从权，不必非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
聂荣臻对“胆小鬼”可以不在意，但“奴隶主义”这顶帽子却无论如何不肯戴的。他不能不表态：“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否则不能自由行动。”
李立三马上抓到把柄，因为在九江有好几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些人观点与自己相近，于是要聂荣臻服从中央委员。谁知聂荣臻并不买账，他反问道：“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其他人毕竟不是专负其责。李立三虽然指挥过安源大罢工，但周恩来指挥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李立三还是要买周恩来的账。
看来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暴动的时间了，大家都盼他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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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说“必须有中央命令”，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中共中央可能规定暴动的具体时间，也有可能将暴动的决策权交给前委自己决定。事实上，中共中央正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7月23日的武汉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已经从秘密渠道得悉了九江的分歧。
在南浔路一带暴动，得到了罗明纳兹的赞成。关于暴动具体时间，中共中央使用了“准备于必要时”六个字，由前委自己去便宜行事。关于暴动后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倾向于暴动后的部队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再次北伐。
作为前委书记，周恩来是必须去暴动现场指挥的。
周恩来是第二位赶到九江的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但他并没有过多停留，就动身赶去南昌，只留下聂荣臻等少数几人作为接应。
离开九江前，周恩来叮嘱聂荣臻一定设法把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第二十五师也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参加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
说起来也可怜，暴动的前敌军委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可用，通常要靠人工传递消息。周恩来与聂荣臻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二十五师的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按照预定的计划，参加暴动的军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南昌。
九江是武汉通往南昌的必经之途，叶挺、贺龙要去南昌，必先过九江。
贺龙是来到九江之后，才得知了共产党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而此时的他连中共党员都不是。按照原定计划，贺龙是不应该这么早就知道南昌暴动的。
是谁这么早就向贺龙通报消息的呢？
此人正是前不久宣布退出国民政府委员和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是中共“三大”至“五大”的中央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贺龙刚刚到达九江，谭平山便给贺龙引见了九江市的工农代表。代表们向贺龙控诉了国民党新军阀如何压迫工农运动，希望贺龙主持正义。贺龙果然表达了对工农运动的支持态度，加之贺龙部早有周逸群等共产党在工作，谭平山决定将南昌暴动的事提前告之贺龙。
谭平山的这一举动不仅越俎代庖，而且是一种冒险行为。策反贺龙并非谭平山的职责，贺龙如果翻脸，不仅南昌暴动将胎死腹中，九江的共产党要员顷刻之间就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
但谭平山的冒险成功了，贺龙很爽快地表示拥护暴动，而且态度坚决。
关于贺龙的传说很多，其中流传最多、影响最广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向来都是由政府统购统销，属于垄断行业，利润很高，因此走私食盐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流行的行当。干这一行需要胆大心细，年轻的贺龙就是贩私盐大军中的一员，他曾经带领一帮道上的兄弟用菜刀砍了盐税局，夺了里边的钱和枪，并以此拉起了队伍。
这个故事说明了贺龙的两个特点：一是出身不正规，没有靠山；二是力量弱小，容易被吃掉。后来他虽然被收编，却始终被当成另类受到排挤。直到1926年，贺龙都被纳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了，还有人惦记着把他吃掉，幸亏贺龙警惕性高才躲过一劫。
而贺龙的上司就没这么幸运了——曾经担任北伐军左翼总指挥的袁祖铭和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都是被唐生智设计捕杀的，这给贺龙又一次敲响了警钟。贺龙不仅失去了建制，而且政府连续六个月都没有下拨军饷，士兵吃饭的钱都成了问题。武汉政府答应补发给他半年的军饷，但实际上只发了半个月就没有了下文。
欠饷是诱发兵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足够的军饷，贺龙几乎为手下兵变所害。
那是第二次北伐之前，贺龙的部队集结在汉口正准备坐火车进入河南，但士兵因没有领到军饷而拒绝登车，有些下级军官威胁士兵：“师长如果再不发军饷，咱们就不上火车。若是哪个上火车，就向他开火！”
贺龙亲自赶来平息“闹饷”事件，把全团士兵集合训话，当场下令处决带头闹事的军官。不料却引起了士兵的骚乱，队伍中突然有人向贺龙开枪射击，把贺龙训话时所站的桌子腿都打断了，贺龙的帽子也被打飞。贺龙跑到附近第八军的驻地才得以脱身，他手下第一团第四连连长拉走全连人马。后来还是贺龙作出让步，设法筹措了几十箱银元，给每位士兵发了两块银元，这才平息了闹饷事件。
第二次北伐胜利之后，贺龙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编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序列。从河南开封返回武汉途中，贺龙的部队险些遭了蒋介石埋伏，因此贺龙深恨蒋介石。回到武昌后，贺龙在军部召开军官秘密会议，明确表态要打倒蒋介石。此时第二十军号称有五个团，每个团有兵力都在两千人以上，加上直属队，兵力不下一万八千人。
贺龙实力的急剧扩大，离不开共产党的援助，为他补充兵员和武器。贺龙曾感慨地说：“我带兵多年，从无哪个给我补充队伍和武器。现在不同了，有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群众愿意到我这里来。”
共产党派周逸群去做贺龙的工作。根据周逸群的报告，贺龙的部下还没拿定主意是否跟共产党走，所幸的是他的部下江湖气十分浓厚，“莫不视贺龙为神人”，贺龙本人的态度决定第二十军的走向。
谭平山为了表示对贺龙的信任，索性将铺盖卷也搬到贺龙的军部。恽代英、吴明等也都住在贺龙的军部，表示亲密无间。
非共产党员贺龙，对待暴动的态度甚至比共产党还积极。
丛林生活的法则告诉他，要想不被仇家搞掉，就要先把仇家搞掉。若干年后，贺龙在江西八一南昌纪念馆曾经透露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早在1927年6月下旬，他从河南回武汉的时候就打算与叶挺联手发动兵变，搞掉汪精卫。当时有两个机会：一是利用召开北伐阵亡将士追悼会的时候，二是利用二方面军新军长就职典礼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汪精卫最后决裂，这个计划最后才没有实施。
因此，当谭平山告诉贺龙即将暴动的消息，贺龙不仅没有感到惊奇，反倒有些兴奋。
就在这当口，二方面军指挥部来了一个通知，总指挥张发奎请贺龙和叶挺一起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顺便做短期避暑休养。就在两人犹豫去还是不去的时候（周逸群给中共中央报告中说“贺、叶又不敢去”），又一个消息传来，使他们下定了抗命不遵的决心。
前来传递消息的是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高、廖两人都是共产党员，而叶剑英此时还未加入共产党，却是共产党的同情者。
廖、高、叶三人从庐山悄悄溜到九江，与叶挺、贺龙在四军军部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碰头。
在漂泊到湖心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说出自己的担忧：贺龙、叶挺如果上庐山开会，恐怕凶多吉少，有可能被张发奎诱捕。此外，九江也不是久留之地，周围有国民党三个军的兵力集结，一旦情况突变，叶贺所部将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
经叶剑英这么一说，贺龙和叶挺决定不仅不上庐山，而且部队也不到德安集中，而是乘火车迅速向南昌方向集中。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先后抵达南昌。
纸，眼看就包不住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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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下午4时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