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的“四一二”政变，预示着国共合作即将走到尽头。
共产党的骨干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等人，连同上海三百余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蒋介石杀害，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武汉政府也颜面尽失，汪精卫等要员被蒋介石通缉，执政资格不被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府。是可忍，孰不可忍？被人欺负到这个份儿上，如果不立即翻脸，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混？不发兵征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是做样子给人看。
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方向可供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选择：要么东征讨伐蒋介石，要么继续北伐中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武汉政府有些游移不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帮助武汉国民政府作出了继续北伐的选择。
长期活动在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牺牲了。他是被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抓去杀害的，与他一起同时被害的还有另外十九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北方组织的领导人在内。
李大钊堪称是沙场老将，多次涉险却能安之若素，总是能逢凶化吉。
在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就险些命丧当场。
在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学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大旗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部长，但政府当局似乎心存斯文一脉，并没有向学生开枪，在示威现场也没有杀死一个学生。此后这一条成了游戏规则，一直延续下来：当局对待学生示威者，可以殴打、驱散、逮捕、拘留乃至判刑，但不会要他们的命，至少在示威现场。
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打破了这一规则。
为了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北京的革命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然后从天安门游行到段祺瑞政府所在地请愿。示威者进行了精心的编组，青壮年走在队伍前面，并事先有意识地将旗杆都换成了比较粗大结实的木棍，为的是在游行中自卫。当时北京负责地面治安的巡警通常不配枪，他们用警棍，学生们吃过警棍的亏之后，都学聪明了。
没想到的是，当局这一次偷偷改变了策略，准备杀一儆百。段政府门前等待学生的，不是预料中的警棍和水龙头，而是段祺瑞卫队的机关枪、刺刀、铁棍和皮靴。随着一片弹雨，示威现场顿时一片狼藉，示威者当场被射杀二十六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一百九十九人，伤亡者大多是青年学生。
作为组织者，李大钊也在现场。他虽然没有被子弹、刺刀和铁棍取了性命，却也险些被溃退的人流踩死，浑身多处受伤。
这一天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本人和他的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事后学生们将段政府告上了法庭，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段”运动。当时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还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解放后曾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以纪念此次惨案中殒命的女学生刘和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下，段祺瑞政府轰然倒台，据说段祺瑞本人自感罪孽深重，从此吃斋念佛。
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绞杀革命，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革命者纷纷撤离。但李大钊没有走，因此才遭到张作霖的毒手。
·2·
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被捕的。
风声很紧，作为中共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李大钊已经预先有了准备，移住到使馆区，那里会比较安全。此前也有人劝过他，碰上没文化的张作霖张大帅，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风头为好，被李大钊一笑置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李大钊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师和领导李大钊，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藏匿之处。奉系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先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
一般描述李大钊被捕这段历史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军阀政府不顾国际公约、悍然闯入外国使馆区，强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写李大钊被捕的时候，闯入的军警“荷枪实弹”，“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这种说法主观意图是好的，揭露了军阀的凶残，烘托了李大钊的英勇，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是不能擅自进入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的，尤其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张作霖大帅虽然是个粗人，但为了抓几个人而公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量的。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必将引起各国列强的反对和干涉，如果走漏了风声，没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续一个都不能少。负责抓捕行动的京师警察厅以涉及国际公法为名，不敢擅自做主，请示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也不愿意担此骂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张作霖的脚下。
此时张作霖已经铁心反共。更兼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张作霖为求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国共两党机关，消灭其地下活动，这个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国军总部与驻华的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了外国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察厅呈签的公文上签字为凭，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联合行动，在1927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出动了军警三百余人，突然闯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等几个要害地区，搜查并抓捕（确切地说是绑架）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端，这些军警一律穿着便衣，并且不带武器。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灭火器具的消防队人员，主要是怕革命党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房间颇多，地形复杂，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引导，一时间也不会很快找到李大钊，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果然，在奸细的带领下，李大钊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抓住。李大钊身边就有一支小手枪，但他并没有使用。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像街头混混那样徒劳挣扎，因此他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
参加缉捕的消防人员派上了用场。一些秘密文件没有来得及销毁，事后这些文件成了“罪证”，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成《苏联阴谋文证》，大肆炒作。
就在抓捕李大钊的当天晚上，驻华外国使团领袖欧登纳发表了一份早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大意是说“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因此，此次使馆区的抓捕行动并未酿成外交事端。
在狱中，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各方对李大钊进行了营救，都没有奏效。有些受过李大钊恩惠的铁路工人甚至打算武装劫狱，不惜以性命相搏，也被李大钊婉言谢绝了——为了救自己的命，搭上别人的命，这不是李大钊的风格。
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特别法庭”判处绞刑的二十人，包括同时被捕的国民党北方党部负责人，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绞刑。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只需二十分钟。至于绞刑为何拖了如此长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延长李大钊临死前的痛苦，以说明刽子手如何残忍。
也有人认为执行时间的延长很有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的。绞刑刑具运到中国来的时间并不长，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执行中很可能发生机械故障。从常理判断，刽子手与李大钊个人之间并无私仇，延长痛苦对刽子手有何好处？况且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者说，职业杀人讲究干净利落，拖泥带水只能引起同行的耻笑。
李大钊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临刑前，他诅咒了这个社会，并预言黑暗的社会制度必将会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二十二年后，李大钊的诅咒应验了。
李大钊等人被绞死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每人给了一口棺材。给别人的棺材价值四十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七十元。为了让这些钱花得物超所值，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进行登报宣传，借以体现“政府很关心，家属情绪很稳定”。
这套“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戏骗不了任何人。卧床哀泣不起的李夫人情绪很不稳定，她决定不用政府提供的棺材。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梁漱溟，到现场查看了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材，发觉用的木材很薄，也不是什么结实的木料，也许根本不值七十块钱，于是请示李夫人同意，由生前好友募捐，重新装殓了李大钊。
李大钊在知识界人缘很好，募捐的钱很快到位。棺材铺掌柜听说要盛殓李大钊的遗体，特意挑选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以成本价卖给李家，以表示对革命者的敬意。
·3·
有一种死亡叫殉道。
李大钊殉道后，撇下缠着小脚的夫人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共产党领袖平生没有留下积蓄，工资收入大部分赞助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因此家属的赡养成了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