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收获》杂志于一九五七年创刊，在这之前有半年多的酝酿、筹备。您作为当时重要的知情人，请谈谈为什么当时要创办这么一个杂志？当时哪些人发挥了主要作用？
刘：出《收获》是我提议的。我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会议上建议，出一个大型的刊物。因为当时所有的刊物都是千篇一律，上海的叫《上海文学》，北京的叫《北京文学》，都叫《××文学》。我觉得文学杂志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我说样式也不要千篇一律。我主张出一个像以前三十年代郑振铎、章靳以他们办的《文学季刊》那样的一个刊物。后来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就同意了。刊物还属于中国作家协会，但放在上海。
蔡：您当时在中国作协的身份是什么？邵荃麟呢？
刘：我是党组副书记。邵荃麟是书记。
蔡：为什么由靳以来担任主编？
刘：放在上海，还归中国作协领导。放在上海，就自然是巴金、靳以来主编。这好像是中宣部的意见，没有多少酝酿。
蔡：我在一些文章中看到，一九五六年春天靳以到北京开作协的会议，一些三十年代读过靳以创办的刊物的老朋友提议他办个类似的杂志。后来，靳以同意了，连刊名都想好了。您知道这些情况吗？
刘：是中宣部决定的。大型刊物都是由中宣部决定创办的。
蔡：请您谈谈您和《收获》的交往和关系。
刘：我和《收获》没有太大关系。当时具体事情由靳以管，巴金当时主要还在写文章。靳以为了刊物的事情经常奔跑于上海、北京之间。每一期都拿来给我们看一看。
蔡：靳以办刊物很投入。
刘：对。靳以以前就办过刊物。三十年代在北京就办过《文学季刊》，没办多久就停了。后来到上海和巴金办了《文季月刊》，纪念《文学季刊》。所以他一直在做编辑工作。
蔡：应该说，靳以是很有办刊经验的。
刘：对。那时候全国就这么一份大型刊物，由巴金、靳以主编。
蔡：您个人和靳以的交情不错，请您谈谈对靳以的印象。起初《收获》决定由靳以一个人办。后来靳以找巴金，拉他一块儿当主编，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老搭档。您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刘：当时就是决定巴金、靳以两个人一起办刊，不过巴金不管事，具体工作都是靳以做。就是说，我当时是为了改变千篇一律的局面，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这样有局限性，是地方性的，不是全国性的。当时全国性的，一个是《人民文学》，另一个就是《收获》。我当时是想，三十年代在鲁迅的支持之下，刊物各有各的特色，有大的，有小的，有散文，有小说，进步的刊物都是鲁迅支持的。鲁迅在这一方面，发展革命文学、进步文学，提携青年作家的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学》就是大开本。后来黎烈文出了个散文刊物《中流》（兼容多种文体，但侧重杂文与随笔），黄源办《译文》，这些都是鲁迅支持的。
蔡：请谈谈巴金对《收获》的贡献。
刘：靳以很热心，但很快就去世了。他去世后，就是巴金主编。他贡献当然很大，到现在都一直是巴金主编。
蔡：除了巴金外，靳以之后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编辑，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刘：靳以去世后，巴金主编，但具体工作是孔罗荪帮助巴金做的。《收获》虽然属北京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刊物，可是我们也不太管。当时上海作家协会是作为北京中国作家协会的分会，也出了好几个刊物，有《萌芽》、《上海文学》、《收获》。用地名作为刊物名有局限性。孔罗荪负责的时候就不太往北京送了。靳以是比较热心的。
蔡：酝酿这个刊物的时候，周而复是否也参与过？在周而复的《前进——悼念靳以同志》一文中提到：曾倡议办一个大型的刊物。一九五六年再次提起，得到巴金、靳以的赞同。这些情况您知道吗？这个过程，您能回忆一下吗？
刘：几个人怎么能酝酿出一个刊物呢？周而复是当时统战部长，他和这个不沾边。是中央决定的，当时强调党的领导。
蔡：邵荃麟对创办《收获》有直接关系吗？
刘：他对办刊兴趣不大。他主要是个学者。另外，他经常生病，经常在外地疗养院。如有事情他都委托我办。开始周扬是作家协会书记，邵荃麟和我都是副书记。谈创办《收获》的时候，邵荃麟和我都是副书记。靳以去世之前关于《收获》的问题都是找我。
蔡：您和靳以的关系比较好？
刘：不是关系的问题，是组织的问题。我是党组副书记，他很尊重党的干部。我们俩关系也很好。我在认识巴金之前就认识靳以。靳以和郑振铎办《文学季刊》的时候就认识他了，老朋友了。他办《文学季刊》的时候，我还是个青年。我为什么提议办《收获》，就是我对《文学季刊》的大刊物的装帧非常之喜欢。《文学季刊》的时候，我就到过三座门大街十四号那个编辑部去拜访，认识了靳以。后来是有一回，靳以拉着我去吃饭，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广州小饭馆，一进去，巴金就在那儿坐着等着。这样以后，我们三个人就形成了很好的朋友关系，那时我才二十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