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李鸿章。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堂上争执不下，乱作一团。李鸿章表示，不能够承担割地的责任，更何况连日本人要的赔款现在都无法凑齐。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等人也说，宁可多赔款，也不可割地一寸。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情形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就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中日议和开始后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无果而终。
3月4日，光绪帝正式发出了全权诏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3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使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驿馆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左右未及反应之时，照定李鸿章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当场昏厥过去。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后不久，李鸿章就苏醒过来。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面对此景表现得异常镇定，还不忘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所幸的是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坐收渔翁之利。
李鸿章遇刺的第二天，清政府给李鸿章来电，除慰问伤势之外，还指示应趁“彼正理曲之时，李鸿章据理与争，或不至终秘不与。”当时，如果李鸿章就势回国，再怂恿列强进行干涉，也许《马关条约》的内容就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可是被列强与日本欺负得没脾气的清政府压根儿没有想过可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只是担心如果不及早结束谈判，在华日军将会继续制造事端，危及京师安全。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峰回路转。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14.晚清帝国的最大悬案
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病入膏肓的慈禧太后命太监把她抬到瀛台，抬到被她囚禁了10年之久的光绪皇帝床前。病体沉重的光绪皇帝和病体更加沉重的慈禧太后沉默无语地对视着，在沉默的目光中维新派领袖向保守派首领做最后的抗争——只要能比她活得更长，就有机会实施慈禧太后所反对的维新主张。
然而就在这一天，清廷突然宣布光绪皇帝于当日酉时“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时隔不到20小时，慈禧皇太后也于次日未时“崩于中南海之仪鸾殿”。对于74岁的慈禧之死，人们尚无异议，但对于38岁的光绪竟死于慈禧之前，则众说纷纭。历史之谜就这样留给了后人：是不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的一生，都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之下。他从5岁就开始当上了一国之君，但是实权却握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手里。光绪皇帝即位15年后，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光绪皇帝终于有了亲政的机会。那时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强邻日本打败，饱受列强欺凌。年轻的皇帝血气方刚，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毅然采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从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皇帝宣布变法，颁布数十道改革诏令，力图使中国强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虽然“撤帘归政”，但慈禧太后依然控制着政令，掌握着对大臣的任免权。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惟恐大权当真落到光绪皇帝手里，并且嫉妒仇视光绪皇帝的变法图强主张，她利用强大的保守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在菜市口将谭嗣同等6位维新志士斩杀示众，通缉康有为和梁启超，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同时下诏书宣称，她“经皇帝再三恳请训政，从明日起坐殿办事。”从此，光绪皇帝失去了政治权力，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为了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联络，慈禧太后命令将围墙加修成双层。水中岛屿瀛台通往勤政殿的桥铺成活动式桥面，随用随铺，桥端设有慈禧太后亲信太监的监视房。同时，支持光绪皇帝变法的珍妃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光绪身为皇帝，为了与他所爱的珍妃见一面，不得不在深夜由心腹太监冒死拉船偷渡。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匆忙中还不忘把珍妃投入井中淹死，足可见慈禧太后是多么仇视与维新沾边的人。光绪皇帝在囚禁他的瀛台凄凉地度过了10年。他的健康每况日下，逐渐心力憔悴，终于在1906年病情恶化。
为什么光绪皇帝恰巧先慈禧太后一日死亡呢？有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时，深怕自己死后，光绪重新当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以绝后患。还有一种说法则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进药毒死的。因为戊戌变法时，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怕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遂先与庆亲王勾结，准备废光绪立庆亲王之子，怕事不成，乃下此毒手。第三种说法是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的朱金甫同志从馆藏的光绪脉案中考证出，光绪是由于长期患多系统的慢性消耗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并非他人毒毙。有些学者不同意第三种说法，认为仅仅根据脉案、药方尚难揭破内幕。因为在皇太后慈禧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太医的脉案可以受命“捏造”；在当时，给光绪帝治病的主持者是慈禧太后的得力亲信庆亲王，名医屈桂庭就是在庆亲王授意下由袁世凯推荐进宫的。
作为政治权力上的死敌，慈禧太后的确有着必须让光绪皇帝先她而死的动机。所以后人不可避免地要猜测这巧合背后的真相，要相信正是慈禧太后害死了光绪皇帝。
20世纪30年代，埋葬光绪皇帝的陵墓被盗，据说被扔到宝床底下的尸身是光绪皇帝的遗体。20世纪80年代清理这座陵墓时检验了那具尸体的骨骼，却未见中毒成分。难道光绪皇帝是被慈禧太后气死的？这段公案的历史真相迄今仍然不得而知。
15.中国皇室的妃子革命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鄂尔德特·文绣，系满族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1922年11月10日入宫时不满14岁。
文绣初进宫时，溥仪对她十分眷恋，经常到她住的重华宫去聊天，像对一个妹妹一样关心她。文绣求知心切，溥仪给她请了专职的汉文和英文教员。然而文绣的得宠，燃起了皇后婉容的无名妒火。一次，文绣外出归来，在院子里吐了一口唾沫。凑巧，婉容正坐在旁边。婉容气恼地告诉了溥仪，溥仪偏信一方，训斥了文绣一通。
溥仪对文绣的态度如此大的转变，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初他关心文绣的学习和长进，并非希望她成为学问家，而是一种闲散时的消遣。实际上他需要的是俯首贴耳、惟命是听的豢养在御园中的囿鹿。可是，单纯的文绣在内心深处常常祈求一个跟皇妃极不相称的东西——自由。她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过普通的生活，但这种正常合理的要求在帝王之家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当他发觉文绣许多逾矩越轨的想法后，即生反感之心。因此在后妃之争中，他明显地偏袒婉容，文绣吃亏的时候多。
溥仪出宫探亲或游园，照理应该把皇后、皇妃同时带在身边，但这种出风头的事，多数落在婉容头上，文绣则被晾在一边。1925年之后的几年，在天津，婉容和文绣的疙瘩愈结愈紧，几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溥仪下榻在张彪的私人花园中的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里，他跟婉容住在二楼，而把文绣抛在楼下。溥仪厚此薄彼的做法不言而喻。
一个农历除夕的晚上，溥仪与婉容在寝宫嬉戏，这时，有太监奏报淑妃用剪刀捅自己的小腹，溥仪生气地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她！”如果说以前他待文绣只是感情上的差异，这时他对文绣已是恩断情绝了。溥仪也承认：“差不多我总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经常不到文绣所在的地方去。”
文绣郁郁寡欢，整日以泪洗面，多次自杀未遂。溥仪发现后，一面派太监严密监视文绣，一面允许她的胞妹——老庆王的孙媳文姗进宫开导她的胞姊。
文姗不断来访，给寂寞孤独的文绣带来了生机。她给姐姐带来许多好消息，使姐姐的眼界开阔了。文绣不再自寻烦恼，而是暗暗寻找逃脱囚笼的机会。姊妹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制定了周密的出宫计划。
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绣在中堂招呼开饭，太监有所怠慢。皇妃失宠，太监欺侮，本来不足为怪，但文绣仍很气恼，她高声骂道：“讨厌！”溥仪似闻弦外之音，恼羞成怒地传谕：“欺君之罪该死，朕将赐你死矣！”文绣操起一把剪刀，向喉咙刺去，却被眼急手快的太监夺下。文绣因此大哭大闹，溥仪无可奈何，便打发太监找文姗来劝解。下午3时左右，文姗向溥仪、婉容说：她姐姐日夜哭泣，劝说不灵，望允许她陪姐姐出外散散心。溥仪一时发了善心，当即同意。文绣、文姗只随带一名太监，乘溥仪的专车，直开往国民饭店。车在门前停稳，二人急忙奔赴37号房。当太监紧跟着进去时，文姗正色道：“你先回去吧，淑妃就留在这儿了！还要向法院控告皇上呢！”太监当下面如土色，不知所措，继而频频磕头乞求皇妃回宫。文绣态度坚决，从袖中出示三函，正告太监：“今日之事与你无关，你可拿着这几封信回去转告皇上！”这时，文绣聘请的律师张绍曾、张士骏和李洪岳走了进来。
文绣的行动，像一发重型炮弹，在清宫中炸开了。溥仪闻讯大惊失色，淑妃夜不归宿，是皇帝的奇耻大辱。他派出大批太监、随从，到国民饭店寻找。后又转到老庆王的府邸，搜索文姗的居室，均无所获。此时，文绣同文姗早已从后门另觅安全的居处了。
晚上，溥仪召集身边的遗老们开“御前会议”，以求善策。与会的老先生们无不义愤填膺，认为这是最见不得人的丑事，是“圣朝”不能容忍的，但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最后决定委派律师出面，与文绣的律师对话，以求和解，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会后，陈太傅在溥仪的授意下，令溥仪雇佣的法律顾问林廷琛等人承办此事。
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报载：“皇妃因不堪帝后的虐待，太监的威逼，自杀未遂，设计逃出，聘请律师离婚。”
在这其间，双方律师一直处于紧张的调解过程中。溥仪曾派代表见文绣的律师，企图说服他们：“溥仪与淑妃伉俪情深，绝无虐待之事，请不要误会。”律师们说：“现在事情已达到这个地步，妃子是决不回去的。如果溥仪先生还想和解，那只有承认她的完全自由，否则除了向法庭提出诉讼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溥仪无计可施，只得不再坚持“不许离异”一条，但提出为溥仪的身份起见，不许起诉，不许登报申明。文绣方面则除了坚持不回宫，还要求溥仪支付赡养金50万。
最后，经过双方律师两个月的磋商，终于签订了和解议案：一、自立约起，双方完全脱离关系；二、溥仪付给文绣5．5万元终身生活费；三、允许文绣带走常用衣物和用品；四、文绣返回母亲家居住永不再嫁；五、双方互不损害名誉；六、文绣撤回要求法院调解的诉状，今后不得再提出诉讼。
这是数千年来皇帝宫中破天荒的一次妃子革命。文绣利用中华民国的法律、资产阶级的人权和人道，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她说：“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文绣与溥仪脱离关系后，并没有回到北平的母亲家去。她用那笔经律师、中间人和家人层层克扣后极少的赡养费办了一所小学，把整个身心的爱献给了孩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当教师的妃子。
文绣终身未再嫁，自此后过了20多年的平民生活，1950年因病去世。后来溥仪感叹万分：“现在想起来，文绣早年和我离了婚，到后来才没有成为婉容第二。我认为这不但是她的一个胜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生活的起点。”
16.慈禧墓如何被盗
1928年，兵荒马乱，土匪蜂起，军阀横行，歹人四出。在端午节前几天，遵化当地的一股土匪马福田、王绍义等密谋盗陵。这个消息传到了驻蓟县马仲桥一带的国民革命军12军军长孙殿英的耳朵里，他派出一团人连夜出击。在清东陵陵墙外的马兰峪镇上，两军相遇，短兵相接，经过一场鏖战，马福田部被击溃西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