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已注意到，在美国，大学体制多样化的程度相对比较高，包含了高等教育中精英的和大众的形式。美国社会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非常多，所以美国并不缺乏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在许多研究领域中成绩显著。为了在快速增长的知识经济时代保持领先优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美国，采用多元化的模式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这已不足为奇。例如在英国，工党政府领导着一个越来越“大众化”的大学系统，并承诺在2010年以前让50%的30岁以内的年轻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并由此受益。为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工党还呼吁要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多样化。这似乎是要为雇主吸纳各种人才开辟通道，同时在公共经费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巩固国家的科研基础，并集中各种资源用于那些关乎国家经济竞争和创新的领域的科学研究项目。
但是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体制趋同的倾向都比多样化的倾向更明显。如果多样化加剧，大学就必须同时面对教学和研究、精英和大众等方面的挑战。如同要将盘子固定在一根木棍上，为了防止盘子掉下来就需要不停地转动木棍，要关照到英国大学不断发展的各种功能，就不能采用前面提到的具有机构多元化的效益的一些方式。
其中一个原因，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就是大学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决策者们普遍认为，这就是促进体制多样化的最好途径。各种机构会竞相寻求附加经费，还经常利用评价工具（如教学质量评估或学术论文排行榜等）来促进竞争。这一结果又会被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来自弱势机构的竞争所加剧。尽管决策者们会依据业绩评价有选择地分配公共基金，至少一些外在的成功会鼓励一些上升中的大学继续投资研究领域，尽管一些部长会建议它们集中部分力量在教学上。许多大学对私利的追求，比如通过商业性研究或招收海外自费留学生等，这在公共经费相对减少时也是必要的。对于一些较新的大学来说，招生市场似乎是柔性的，这也强化了集中的倾向。正如大学的“客户群”对大学选择的偏好具有相似性一样，大学的“排行榜”（League tables）及其他因素（如果有的话）加强了这些倾向。
体制趋同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学系统已有的学术标准和价值观的存在，甚至那些新大学的员工们也是从一些老大学获得教育和指导的。受这种标准影响越深，体制多样化程度就越小。同样，其他人建议：正规的专业培训和随后专业的和学科的网络在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中间形成了一种集中化的观点［迪马乔（Di Maggio）和鲍威尔（Powell），1983］。
一个相当不同的方式就是，为了获得和地位相称的商品（positional goods）而着眼于高等教育市场的作用［麦金森（M arginson）和（Considine），2000］。这和以上布厄迪所提到的理论一样，精英院校被认为能为它们的学生在社会上得到最好的工作和职位以及相应的酬劳提供机会。物以稀为贵，这不可避免地抑止了顶级大学毕业生的数量。由精英大学所培养的这种有“地位的商品”是建立在声誉的基础上———有最好的学术资源，最有前途的学生，领先的研究，获得最好工作的最佳机会等。而其他大学认为，获得自己声望的捷径不是颠覆这个体系而是完全地跟随它。这种游戏规则是相当强大的，较弱的大学拼命要跻身于“最好的”大学之列。
一个有趣的观点建议：建立全国质量保障体系和其他的规章制度，使同行评价能够参与其中。学科带头人往往都来自于顶级大学，他们试图支配这些机构的所有成员和方法。甚至不放过微观的教学问题，特别是问题的核心涉及到学科而不是宽泛的院校背景。而其他的学者和管理者则不能忽视他们对质量问题的解释［米克等（M eek），1996］。此外，在超国家的层面上，诸如欧盟，各国政府共同致力于项目运作和质量标准的一致性，从而更加促进了趋同性。机构要突然改变职能和调整结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资本投资的成本、环境评估的风险（尤其当政府的工作重点似乎变化很快时）和良好的内外舆论都需要大学去处理。
大学是声誉的孵化器（“名誉最大化者”），在技术和职业间的“学术游离”也许反映了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eisman）曾经所描述的“学术研究的蛇行轨迹”现象，位居排行榜前列的院校是名次靠后院校的学习榜样。我们需要知道这种模仿行为的形成机制。体制趋同性原因的主要注解是基于竞争的现实主义，它从“经营市场”中发展而来，现在经常体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特点。这些竞争现实主义的规则是从利己主义行为和个体与大学尤其是与其领导人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在这样一个追求财富和名利的年代，领导者们对分权而高度自治的努力，并不是努力去创建一个有特色的大学体制，而只会尽可能和有效地谋取大学自身的利益（包括生存和大学本身在高等教育格局中的地位）。这个结果的本质就是市场秩序，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成了所有院校领导者所追求的一种强制性的结构。理解这些过程的一个方法是，采用微观经济理论的模型，继而对国际关系作出一种“新现实主义”的诠释［沃尔兹（Waltz），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