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权的第一步就是攫取军权，建立一个武力集团，架空、监视甚至软禁皇帝。
在热兵器时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冷兵器时代，刀把子里面出政权。世间同理，古今皆然。
曹操的这个步骤，从公元196年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公元208年废三公官自任丞相，用了十三个年头。司马氏父子，从公元239年受命辅政，公元249年的洛阳政变，用了十一个年头。
公元251年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由卫将军升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相当于今天的国防军总政委兼国务院总理——才从形式和实质上完成专权过程。洛阳政变后，曹芳任命司马懿为丞相，被司马懿辞让，司马懿仍然是太傅。因为凭司马懿的资历名望，他不需要丞相、大将军这样的头衔也能控制朝局，故从公元249年起，司马氏父子已处于专权的地位，无其名有其实。
扼住了别人的咽喉，还得封住别人的嘴巴。掌握了武力，把刀架在对手的脖子上以后，也有必要做些舆论上、思想上、宣传上、形式上的工作。
权力公示
篡权的第二步是在政治地位上与皇帝平起平坐。
要在政治上与现任皇帝平起平坐，首先得弄一个“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名堂。这个名堂，是在与皇帝交往、面对时使用的。
哪个朝代的哪个权臣，要到了或得到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待遇，那就意味着，在政治上，这个臣子与皇帝平起平坐，相权（同时也是军权）不是臣服于而是对等于皇权。在法理上，他的这种待遇，是有渊源的，合法的，因为名义上是皇帝给的。
可是，政治的生存法则是，天不容二日。这就派生出一个一般规律：哪个朝代的哪个皇帝，给了哪个权臣这种待遇，要么这个权臣快活到了头；要么，这个王朝快要完蛋。曹操和司马懿父子的实践，都证明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曹操的这个阶段，从公元208年到212年，历时五个年头。司马懿于公元249年正月政变成功，同年十二月即获得此项待遇。司马师在公元254年（掌权后的第四年），司马昭于公元256年（掌权后的第二年）获此待遇。
要在政治上与现任皇帝平起平坐，其次得弄一些礼仪行头。这些礼仪行头是用来与其他大臣面对、交往的。这些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名堂，包括旌旗及服饰的颜色、印章的质地及其绶带的颜色、军乐队的有无及其规模、警卫的人数及其编队、车辆的制作及御车之马的数量，等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样，从里到外，从内容到形式，权臣就接近皇帝了。
当这些礼仪行头接近或相当于皇帝的时候，就等于向全国各族人民宣告：俺老曹（或俺司马，或俺老李）要当皇帝了；就是老子暂时不当，俺儿子也快要当了，最迟不会晚于俺孙子。
权臣篡位前，添置这些折磨人的行头，非要跟皇帝一样受罪，到底有什么意义？历史学者的结论是，这是身份、权力、地位的标志，必须如此；随着身份、权力、地位的改变，这些行头必须改变。其实，这种说法仍然是用表象来解释表象，并不是用现象来解释本质。
学过法律的人都知道，所有权是需要公示的。所有权的公示是指，用什么来向世人证明某人对某物的所有权。一般而言，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比如，如果你身上背着或在家里放着一个书包，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书包是别人的，那么，这个书包就是你的。不动产（如房屋）则以法定机关的登记为公示。比如，你在南昌市阳明路某某号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并在南昌市房产管理局登记，即使我霸占居住在你的房子里，这套房子还是你的。
根据我的理解，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官员的服饰、印绶、车辆、仪仗、警卫等等，也是一种公示——对身份、权力、地位所有权的公示，权且叫做礼仪公示，即某位官员享有某种行头，就表示他拥有某种相应的身份、权力、地位。
当曹操或司马懿父子的行头接近或相当于皇帝的时候，等于向世人公示：皇权现在或即将归俺老曹或俺司马所有。这种公示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看看世人的反应如何，以决定取舍进退。也可以根据世人的反应采取行动，赞成的升官发财，谁反对，死啦死啦的。
曹操从专权到办齐皇帝礼仪行头，花了十个年头（公元208－公元217年），司马懿父子花了十六个年头（公元249－公元264年）。有意思的是，公元265年五月，司马昭得到“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等待遇，八月就一命呜呼。估计当年的五月，司马昭已经病重，匆匆忙忙地添置这套皇帝行头，仅仅在于完成整个夺权过程的某一个步骤，这种人世间最高的也是最折磨人的荣耀，司马昭恐怕一天也没有实际享受过，他当时的身体状况也消受不起。
礼仪行头办齐，向天下公示即将到手的政权所有权之后，接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组织工作。所谓的组织工作，就是建立、建设一家一姓的政权。掌权与建立政权，是有本质区别的。
搭架子
篡权的第三步是封公、封王，建宗社。
宗社是宗庙和社稷的总称或合称。宗庙，不同于宗祠。宗祠，即祠堂，又叫家庙，是普通百姓祭祀祖先的处所。宗庙则是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社稷也是祭祀场所，不过，祭祀的是土神（社）和谷神（稷）的地方。“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
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历代封建王朝，必先立社稷，然后建国家。灭人之国，不一定毁人宗庙，但必毁其社稷。
公元213年，曹操封魏公，建宗庙、社稷于洛阳。司马懿则在公元250年，即洛阳政变的次年，在洛阳建宗庙、社稷。这一点与曹操是不同的。曹操封魏公在先，建宗社在后。司马懿建宗社的时候，并未封公，只是个太傅，连魏帝曹芳给他的相国职位都辞掉；距他的儿子司马昭公元263年封晋公，竟有十三年之遥。
可见，洛阳政变后，司马懿就为他的儿子们树立了一个目标：夺权—封公—封王—建国；也可见，司马懿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目标第一，现实为本，虚名无所谓。
不管封公在建宗社之前，还是在建宗社之后，只要某家的社稷建立起来，如果不出意外，最后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爵是爵位，为贵族的等级秩次。上古时代，爵位分为五等，依次为公、侯、伯、子、男，受封者到自己的封地建立自己的封国，分别为公国、侯国、伯国、男国、子国。
这里的国，是指土地和权力系统，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秦朝实行郡县制，贵族不封国。东汉王朝吸取西汉王国尾大不掉的教训，封国只是贵族的食邑，即在自己的封地上取税活命。国王只有少数警卫部队，封国的行政权、司法权掌握在国相（注意国相和相国——帝国行政首脑——的区别）手里。比如，著名的大才子、大作家、曹操的刀下鬼孔融就做过北海相，是北海（今山东潍坊地区）这个封国的行政、司法首脑，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到了三国时代，曹操和司马昭所封的公爵，是指可以建立自己权力系统的公国。在东汉末年的献帝时代，非皇族宗室只有曹操一人封公；在整个曹魏时代，非皇族宗室也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封公；其他人，功劳再大，最多封侯（分县侯、乡侯、亭侯三个等级；关内侯为准侯爵，相当于某个竞赛第一、二、三等奖后面的优胜奖）。
王爵则不一样，是皇室宗族的特权。刘邦在建立大汉王朝的过程中，封了不少异姓王，如韩信、英布等等。建国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将这些异姓王一一诛除，临死前宰白马而誓，非刘姓不得封王。王位跟帝位，只差一步，强势的王很容易作乱，很容易转化为皇帝。曹操是东汉末期唯一的异姓王；司马昭是曹魏唯一的异姓王。
拿现在的话来说，曹操和司马昭的封公、封王，是修改了宪法的国家建制部分。
曹操于公元213年封魏公，公元216年封魏王，公元220年去世。司马昭263年十月封晋公（同时进官位为相国），公元264年三月封晋王，公元265年八月去世。
当然，封公、封王，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架构，相当于做了一套毛坯房子。关键的，在于搞装修，买家具，住人口，过日子，生孩子。这个过程这就是建立封国的权力系统。
国家的权力系统，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行政、立法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而公国、王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只拥有比较完整的行政权，一定程度的军事权和司法权。公元213年四月，曹操封魏公，七月建宗社；“十一月，初置尚书、侍中、六卿”。
从此，东汉王朝的权力系统就分出一条支线。公元216年曹操封王后，以大理钟繇（司法部长——东汉王朝的司法部长）为魏相国，独立的权力系统正式建立。从此，东汉王朝权力系统的支线越来越粗，渐渐地变成主线，原来的主线消失。
司马氏权力架构的组建，其方法与曹魏不一样。
司马懿洛阳政变时，是位高权小的太傅，政变夺权后，曹芳自然很知趣地给他个相国干干，司马懿辞让相国之位。公元250年，在司马懿的太傅府里“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人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骑百人……”
这就是所谓的开府，即建立自己的权力系统，并有任命下属官员和举荐官员的权力。司马懿死前，魏帝曹芳一再要让他当相国，封晋公，司马懿拒绝。
司马师掌权以后，由抚军大将军升为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一句话，党、政、军一把抓。司马昭掌权后，依葫芦画瓢，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经过两兄弟十多年的经营，曹魏的政权也就成了司马氏的囊中之物。
曹操和司马氏的权力系统的组建、发展、完善方式是不一样的。易中天先生有个有趣的说法，曹操这个大管家，先住在主人的房子里，却在外面批地皮，画图纸，做房子，搞装修，完工之后，另起炉灶，并将主人家的房子拆掉。司马氏这个大管家，一直住在主人家，对主人家的房子进行改扩建，搞装修，弄好之后，将主人赶出去，反客为主。
司马氏的篡权之路，之所以与曹操不一样，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6年的这段时间里，曹操凭他的能力、阅历、名望，完全可以在自己有生之年，封公、封王，自己一咽气，儿子趴在自己尸体上，在号啕大哭的同时，伸手就能摘到近在咫尺的皇帝宝座。
司马懿于公元249年政变夺权后，尽管凭他的能力、名望，控制朝局没有问题，但帝国还有一批手握重兵的武将在外，比如王凌、贯丘俭、文钦、诸葛诞等。曹魏帝国刚建立不久，也没有像汉王朝一样令人厌恶、让人唾弃。司马氏父子只能假以时日，悄悄地蚕食曹魏的政权。这样的话，就只能在主人的房子里搞改扩建，而不能大张旗鼓地另建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