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君实相，拿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管办分离。按照诸葛亮的这种理想，这些治理国家的朝臣，不能世袭，不能被士族垄断，要以才、以能取士，让真正的社会精英进入国家管理层。
其实，曹操就是这样做的。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废三公官，自任丞相，起用大批寒士。曹操掌权以后，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儒家和士族势力成为他的反对派、政敌，一直让曹操头疼不已，他的杀孔融、杀杨修，都与此有关，都是杀鸡给猴看。
曹丕接班后，反父道而行之，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承认儒家的舆论控制权以及士族的取士（做官）垄断权，才顺利称帝。
蜀汉帝国自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为实际上的掌权者。诸葛亮和曹操的政治理想不同，他们的施政方式倒是颇为相似，都采取虚君实相。其实，这个“实相”，不仅仅是丞相一个人要权。诸葛亮这个丞相，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寒族的。蜀国的统治核心，是荆州集团，荆州集团的核心，都是寒士，包括刘备，刘备这个没落贵族其实就是一介靠卖草鞋为生的平民。
如果把蜀汉帝国比作一家公司，董事长（刘禅）本来就慵懒好静，希望无为而治，总经理（诸葛亮、蒋琬、费祎等）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有点咄咄逼人；手下又有一帮能干的、起自基层的干部，总想折腾点什么。
刘董事长烦了，说，你们自己折腾去吧，离我远点，只要不造反就行，让俺老刘清净点。
于是，诸葛总经理便带着手下一干人马，在某个军事重镇安家落户，不时地打上几仗，权当军事演习。小胜或小败的间隙，则带着自己的生产建设兵团垦荒种地，养鱼喂猪，给士兵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
刘董事长呢，则在自己的皇宫里左拥右抱，喝喝茶，听听戏，实在无聊，就去勾引大臣的老婆，倒也自得其乐。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混完这辈子拉倒。
这就双赢了，双赢才能和谐。
同时，这也是一种活法，没有什么好不好，也没有什么对不对。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活法，三个国家，则有三个玩法。
当时的儒家和士族势力，就像橡皮筋做成的一张巨网，疏而不漏，弹性十足，挣不脱，撕不破。诸葛亮只好采取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与他的老板相处。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大动乱、大分裂的前夜。到了中国重新统一的隋朝，隋文帝才帮助诸葛亮实现了他的行政理想——实行开科取士（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资格考试）的科举制。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诸葛亮发动北伐，为了实现伟大理想，他自己心知肚明，我们不好强行否认。为了国家安全，肯定是表面上的理由。如果把以攻为守作为保家卫国的手段，则是将战争、战役混为一谈，战略与战术倒用的一种错误。
北伐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准确的原因，在于以“战争”这一手段来维护蜀汉帝国的统治合法性，控制、打击国内敌对势力，并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用上述四条理由发动的北伐，不失败就没道理了。
⒊北伐败什么
北伐挫败，多数历史学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曹魏非速亡之国。二、益州非进取之地。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
我们来逐条分析，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并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新的说法。
蛇吞象
根据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亡不亡，一看其政治基础，二看其综合实力。
一个政权的政治基础，一看其合法性，二看其内部各大利益集团是否平衡协调。
就曹魏帝国的合法性而言，在刘备、诸葛亮的心目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是反动的。曹丕篡汉自立，大逆不道，是非法的。现实情况是，曹操在几十年的奋斗过程中，借助皇帝和中央政府这个壳，生了一大堆自己的蛋，这些蛋终于孵出了一窝又一窝姓曹的小鸡。到了他儿子曹丕手上，通过政权“禅让”，终于顺利地借壳上市。拿易中天先生的话来说，这只新股票还颇为畅销，是事实上的绩优股。曹丕在他父亲死后，通过实行“九品官人法”，与儒家、士族妥协并合作，在国内已获得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东汉王朝实际上是被曹丕篡夺的。但在形式上、法理上，曹魏帝国的政权是禅让而来的。谁也不能否认，禅让是政权更迭的一种合法形式。在国内，曹魏帝国的统治，已有充足的合法性（能得到各大实力派的认可，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各大利益集团之间，基本上能和谐相处。
蜀汉帝国这边，刘备拥有一个缥缥缈缈的皇族身份，靠夺取其他皇族成员的地盘，建立了一个只拥有一个州的帝国，也称为汉。然而，蜀汉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国内的少数民族，反抗不断；那些外来的冠冕堂皇又精打细算的读书人（儒家知识分子）以及那些刀头舔血又唯利是图的豪强军阀，恐怕早已不相信什么“复兴汉室，还于旧都”了。
诸葛亮的北伐口号且不说国外，就在国内，有多少人相信呢？也就刘备和诸葛亮开大会、作报告时，挥舞着拳头对台下的听众叫叫而已。就曹魏政权的合法性而言，诸葛亮只能“望魏兴叹”。诸葛亮复兴汉室的理想，已是镜中花、水中月。
就综合实力而言，其实不用多说。战争年代，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主要体现。蜀、魏之间的实力对比，举两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
诸葛亮的第一次和第五次北伐，东吴帝国都在东方策应。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曹真在陇右，司马懿在荆州（曹魏帝国的“荆州”，治所在宛城，今河南南阳市），曹休在扬州（曹魏帝国和东吴帝国都有各自的“扬州”，曹魏帝国“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在中国地理南北分界线上，摆开三大军团，阻挡吴蜀两国的同时进攻。
东吴大都督陆逊率军攻击皖城（庐江郡治所，今安徽省潜山县），他的对手、曹魏扬州刺史曹休所属步骑兵就有十万之多。在荆州的司马懿，不仅派兵攻击江陵（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后，东吴帝国的“荆州”治所设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企图叛变的新城郡（治所在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太守孟达。西线的曹真，派部将张郃在街亭一战击溃蜀军，马谡身败名裂。
《三国志》所说的“关中响震”，不过是虚惊一场。看看，吴、蜀两国联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好好地玩他一把，狠狠地捞他一票，曹魏帝国方面呢，洒洒水啦。
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东吴帝国派三路大军攻魏，策应诸葛亮。陆逊攻襄阳，孙韶攻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孙权御驾亲征，攻居巢（今安徽省巢湖县）。西边，诸葛亮望敌兴叹；东边，孙权三军败绩。这就是实力。什么叫实力？实力就是实实在在的力量。
曹魏本来就是非速亡之国，说它非速亡之国，说了等于白说。说北伐挫败，是因为曹魏非速亡之国，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是，相对于蜀汉，曹魏是个庞然大物，要亡也不会亡在蜀汉手里。
羊肠小道
这个“益州非进取之道”，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地形地势、后勤保障。
诸葛亮的北伐，是从汉中平原越过秦岭山脉，进入关中。
汉中到关中，有四条道路可走。从东往西依次为子午谷、傥骆谷、褒斜谷、祁山道。前三条道都以“谷”命名，道如其名，要经过深山峡谷，峡谷中只能以栈道通行。西边的祁山道，虽有道可行，却向西绕了一个大弯，经陈仓这一险关，才能进入关中。长途跋涉的蜀军步兵，仰攻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魏军骑兵，胜败有凭，其势可料，其局可知。
另一方面，通过栈道或绕个大圈运粮，后勤保障是个巨大的问题。战争是高成本、高风险的买卖。且不说别的，仅后勤供应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蜀国就难以支付。
说到后勤供应，确实体现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为了解决粮草运输的问题，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这两种运输工具。
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玩意，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有学者考证，木牛就是有前辕的小车（几轮小车？），流马则是一种人推的独轮车。根据小时候在家乡山区砍柴烧炭、拉板车、采松脂的经验以及对史载资料的理解，结合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我对木牛、流马的描绘，可能比较接近客观实际。
首先肯定一个概念，木牛、流马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是车，不是人造的四只脚的牛马（央视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和许多历史学者的复原物，都是四足的牛、马模样）。
再明确一个概念，诸葛亮发明的这个东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行驶的物件，而非行走的物件。行走，无论是双肢行走还是四肢行走，每个肢体必须至少有三个关节（如人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在那个时代，以木材、钢铁为原料，造出当代机器人般活动自如的四肢、关节，是不可思议的。
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运输是要做功的，做功是要消耗能量的，所谓的永动机只在神话里存在。三国时代没有利用核物理能和化学能的动力装置，只能利用生物能，即使用畜力或人力从事陆地运输。
蜀国缺少人力和畜力，牛车、马车也比较适合平原运输，不适合山地运输。因为，牛、马拉车在前，对后方方向的把握很差，在山路、栈道上容易翻车或坠入深渊。于是，诸葛亮苦思冥想，奇思妙想，发明了一种新型的运输车辆。
《诸葛亮集》记载：“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于腹。载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
古人叙事说理，喜欢用比喻的方法。对木牛、流马的比喻，首先应该明白，“牛”是牵的，人在前；“马”是驱的，人在后。“转者为牛足”，说明木牛的“足”指车轮；“一脚四足”中的“脚”不是指动物行走的器官，而是指器物的底部（如墙脚），即车的底盘。很多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对“一脚四足”这句话中的“足”和“脚”的理解有问题。
在流马的具体制作方法中，诸葛亮提到“头入领中”、“方腹曲头”是说，车辕与底盘之间有一个颈形（凹陷缩小）的连接部，连接部的前端（头）弯向前下方（这样拉车省力），两个车辕之间有一个横置的拉杆。底盘之上装粮食的车厢是方形的。这里的“舌”可能是一种刹车装置，连接在底盘上。这种刹车装置有一个隐蔽机关，把这个机关移动或旋转到某个位置，就将车轮刹死，无法启动。这就是《三国演义》里魏军来抢粮却推不动车子的原因。
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木牛就是一种一个人拉的四轮车（也不排除后面有人推）。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一人拉车，人前车后，不好把握车轮的方向，遂改为人推的，车前人后，叫做流马。
总之，据我的理解，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应该是古代的人力汽车。顺便一提，曹操在官渡与袁绍作战时使用的“霹雳车”——发石机，也就是古代的人力大炮，只不过炮膛里装的不是火药，而是石头、碎铁片。秦始皇时代的方士，就是现代的化学家；方士们练的仙丹，就是现代的保健品或伟哥。
世事各异，古今同理，这就是读书的精髓所在。
之所以没人想到或相信木牛、流马是四轮车，除了理解上的偏差外，还因为人们相信，山地不适合四轮车行走。理论上的确如此。
但考察事物、探究真相，不能理论脱离实际。诸葛亮北伐，所经之处，要么是山路，要么是栈道，栈道的成分还要多些。栈道是在梁上铺木板的（至少有一点五米宽吧），其实就是平地。山地尽管崎岖不平，但军队是有工兵的，工兵在山地上开出一条宽一米多的道路来，也不会太难。
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诸葛亮发明的人力汽车——木牛、流马，仅供栈道使用。上文说过，栈道就是最好的平地上的康庄大道。而且，栈道占蜀军粮草运输线长度的大部分。有可能，在山地上，用肩扛人挑，把粮食大量地聚集到栈道的入口，则改用木牛、流马运输，出栈道口以后，又改为肩扛人挑。
木牛、流马是不是诸葛亮个人发明的，不能肯定，也可能他手下有一帮高级工程师。也可能，他那个奇丑无比的老婆帮了忙。据野史记载，黄婉贞对机械是很有研究的。但至少，知识产权是诸葛亮的。
看来，男人怕投错行，女人怕嫁错郎，一点不错。要是诸葛亮不去当什么丞相，或当了丞相不去搞什么徒劳无益的北伐，专心发明创造，靠卖专利就能过上大康生活。
男人投错行
这个观点，最早是陈寿在他的《三国志》里提出来的：“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意思是说，诸葛亮的才干特点，在训练军队、行军布阵方面有特长；在用兵打仗方面，却不善于奇谋诡计。治理民众方面，有突出才干，这方面的才能，明显优于他的兵谋将略。
后世的一些膜拜诸葛亮的历史学者，对陈寿的这一观点大肆攻击，甚至有学者认为陈寿有私仇公报之嫌。
陈寿的父亲曾是马谡的部下，马谡被斩后，陈寿的父亲也被处以髡刑（剃光头发，古代的一种人格刑）的处罚。陈寿本人是毕业于蜀国太学的才子之一，在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手下为官，也郁郁不得志。
陈寿是个严谨、正直的历史学者，说他借著书立说之机，私仇公报，可能性不大。
其实，用不着为诸葛亮的才干特点争论不休，更用不着怀疑陈寿先生，看看诸葛亮干了些什么，干得怎么样，也就一目了然。事实胜于雄辩嘛。
对于诸葛亮最适合干什么，刘备最有发言权。我们来看看，诸葛亮投奔刘备以后，刘老板派他干了些什么。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今湖南省、湖北省加上河南省南部）被曹（代表中央政府）、刘、孙三家瓜分。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荆州的南郡，即今湖北省西南部长江北岸部分，治所在江陵）。
公元211年，刘备率领志愿军入川“帮助”刘璋防张鲁（实际上是防更北方的曹操），以庞统为随军军师，留诸葛亮协助关羽和张飞守备、治理、稳定荆州。
公元214年庞统战死，刘备攻占绵竹后，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实际上，刘备调他们三人入川，主要的是借张、赵两员猛将的兵威，以威慑刘璋，促其投降，若威慑无效，则武力解决。
刘备占领益州后，留诸葛亮治理益州，以法正为随军军师，攻打汉中（公元219年）。刘备称帝（公元221年）后，攻击东吴的搏命一战（夷陵之战），也是诸葛亮留守，以马良、程稽等参谋军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刘备对诸葛亮的工作安排相当于刘邦对萧何的安排。
诸葛亮掌握军权，亲任统帅，是刘备去世以后的事。当然，刘备去世以后，连士兵二十大棒以上的军法处置，都要诸葛大丞相亲自斟酌决定了。
看得出来，刘备去世之前，诸葛亮干的大多是行政工作、参谋工作，或者说文职工作。请注意，历史上真实的刘备并不是《三国演义》中一哭二闹三上吊，靠擤鼻涕、抹眼泪过日子的窝囊废。刘备不仅意志坚定，屡败屡战，还善于笼络人心，善于识人、用人。否则，刘备不可能在艰难困苦中成就一番事业，也不可能有一帮铁杆兄弟始终追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