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孔夫子的文章，历代以来已经写了不少。但鲁迅这篇却自出心裁。不但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而且运用了杂文笔法，写得举重若轻，妙趣横生，娓娓可读。这是鲁迅所说的“轻性的论文”的典范之作。鲁迅曾说：“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信，《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40页)为什么？因为这里不摆架子，摈弃一切套语，要对所写的一切融贯起来，反映出对象的灵魂。
二
鲁迅在1935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说：“正在为日本杂志做一篇文章，骂孔子的，因为他们正在尊孔。”(《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05页)即指本文。这时日本当局不但侵占我东北三省，指使伪满尊孔读经，而且还在东京等地大建孔庙，请所谓“圣裔”孔昭润去祭孔，并鼓吹建立“东亚新秩序”，即恢复“孔子之教”。
孔子之被利用，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语)，一方面固然要利用者负责，更主要的方面也要孔子自己负责，因为在孔子的一套学说中，卫护奴隶制度，严守等级名分，认为盛德授诸天命等等，的确“便南面之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因此，要消除“孔子之教”的危害，也不能不批判孔子本人。
三
本文开门见山，首先将投靠日帝的军阀何键与他主子的亲昵关系揭露了出来。日本汤岛孔庙落成，何键马上献上画像。何键是一贯以屠刀推行孔教，以孔教配合屠刀的军阀。试读鲁迅写于1931年的《公民科歌》可证。歌曰：“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这回他又给日帝送去孔子画像。
接着鲁迅就从画像生发开去，揭露了孔子一面道貌岸然，一面却矫情作伪。从“圣容”谈到“圣道”，鲁迅写出了他为了要捞官做，而恓恓惶惶的形象。“颇有滑稽之感”，这句讥评具有很大的思想容量，使人与作者一起，对孔子油然起了“不敬”之感。
清朝末年，封建主义的大厦摇摇欲坠，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有人对孔教发生了动摇，有感于保存自己比保存孔教更重要，遂乞灵于“洋鬼子的学问”。但是“孔子之徒”的代表徐桐之流不免痛心疾首，于是又来一个反动。但是随着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徐桐的自杀，清王朝又以为外国的政法技艺颇有可取之处，于是派留学生出国，鲁迅也正是在这时被派到日本的。鲁迅为了要和孔教儒学决绝而东渡，不料日本也兴这一套，入学之前先要到孔庙行礼，“然而又是拜么？”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却具有深刻的涵义，道出了孔子之道作为最顽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实质，它已经越出了国境。
孔子生前处在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已经抬头的春秋末期，然而他偏要恢复周礼，周游列国而其道不酬，到处碰壁。鲁迅用“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一语概括了他的行状，接着叙述了他碰壁的种种，特别突出了“为野人所嘲弄”“为暴民所包围”两事，贬抑之意，溢于言表。其实这都是咎由自取，并且祸延子路，使他死于非命。
总之，孔子的得势，即“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这就为全文的主旨安下了伏笔。
以古映今，主旨落在“现代”上，说孔子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的确，自汉朝帝王一直到“民国”的军阀，历代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孔子进行这种化妆术。
然而这也是孔子的悲剧的开始，因为权势者不过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利用孔子，待到目的一达到，恰如敲门砖一样，门一开，砖就可以抛掉了。孔子便当了“敲门砖”的差使。
既然这样，孔子就成了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从历代孔庙的冷落中，就可见得此中消息。
但是，20世纪开始，权势者也渐趋末路。清朝的倾败，使孔夫子的命运跟着坏起来。嗣后袁世凯想做皇帝，曾大事尊孔，不但恢复了祭典，而且还特制了祭服，然而“幸福之门”并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接下，军阀孙传芳，张宗昌都热衷于尊孔，“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鲁迅在这里，预示了谁要重新拿起孔子这块“敲门砖”，准备来敲开自己的“幸福之门”，必然也离不了前车之鉴。
四
权势者尊孔的失败，“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历史的辩证法是，尊孔越是搞得厉害，越是激起反对尊孔的浪潮。这是因为，“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这一命题，解释了在孔子问题上聚讼纷纭的症结所在。鲁迅在继续论证这一命题时，对孔子也采取了历史主义的公允态度，“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五
但是，孔子的悲剧的内因还在于自己，鲁迅从民众对孔子疏远的角度找出了问题的症结。在旧社会，穿了破衣，赤了脚，是走不进大成殿去的，因为那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于是，中国的一般民众，“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这样的态度也反映了民众心目中的孔子的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归根到底，因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便是鲁迅对孔子的最概括的评价。在这里，鲁迅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表现了具有卓见的史识。
至于鲁迅这篇“孔子论”，写得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寓庄于谐，引人入胜，犹其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