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认为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是“杀错了人”。鲁迅则认为袁世凯既然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他必然要杀真革命的革命党人，这是他的反革命本性所决定的。因此，这不是袁世凯“杀错了人”，而是革命者“看错了人”，受了袁世凯的骗。分清敌我，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一
袁世凯(1859—1916)这个北洋军阀的头子，就是凭着他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诡计篡权窃国的。在戊戌政变时，他答应谭嗣同保护光绪皇帝，诛杀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当时谭对他说：“你已经知道了这计划，如不愿意，可向慈禧告发，这样我便引颈就戮，你可获大富大贵。”袁说：“我袁某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可是，信誓旦旦，言犹在耳。他马上以告密获得宠幸，谭嗣同等六人被他出卖，遭到杀害了。
民国成立后，革命党人也毫不以他谋杀谭嗣同等维新派为殷鉴，对他一味妥协。黄兴致电给他说：“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你)为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致电给他说：“暂时承乏，虚位以待。”当时有一种所谓“非袁莫属”的说法，正反映了辛亥革命领导者政治上的软弱性。
袁世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马上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决心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且听他说得何等动听！
但是当他一坐上总统宝座后，立即施展两面派手法，在强奸“国民之公意”之下，大杀革命党人。仅从1912年到1913年，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死于他屠刀之下的，就有两千多人。1912年8月湖北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就被袁贼以“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图谋不轨”的罪名加以杀害。好一个“破坏共和”的罪名，真是贼喊捉贼，莫此为甚。
紧接着，他又以更阴险的两面派手法于1913年3月，将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暗杀于上海车站。当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时，假作大惊失色：“有此事乎？拿电报来！”看过电报，袁世凯又演戏似地叹息说；“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少了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于是他假装立即电令部下“查清”“严办”。然而，“查清”的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所密令的党羽——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凶手是袁世凯的“长江侦探科长”应桂馨。应桂馨自以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北上请功，袁世凯为了灭口起见，在火车上把他刺死了。“利尽则交亡”，使赵秉钧也感到惶悚了。于是不几天，赵秉钧便遭到了袁世凯同样的犒赏——七孔流血而死。这就是袁世凯反革命两面派的又一场登峰造极的表演。
既然一次次阴谋得逞了，袁世凯便胆大包天，酝酿更大的阴谋。受到帝国主义撑腰的袁世凯，决心继续施展两面派的老办法，准备一网打尽把他扶上总统宝座的革命党人。并且盗用了“四万万人民”的名义把孙中山等叫做“乱党”“逆首”，到1914年12月，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悬赏十万元，通缉孙中山。
直到袁世凯称帝前夕，还诡称“我绝对无帝皇思想”“如果有人强迫我做皇帝，我就要逃到英国去，从此不再过问国事”；可是一面却加紧策划称帝阴谋。但他还故作谦让地说：“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于信义无可自解。”并假惺惺地退还了帝制推戴书。同时他却又叫他的党羽一上再上推戴书。于是他才装作迫不得已地称帝，说是屈从“国民公意”的一种“爱国”行为，使他“无可诿避”。但是做皇帝是袁世凯反革命道路的顶点，也是他的终点。
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十分富有典型意义的。他虽然变化莫测，假借大义，但是他的作为反动阶级的代表的本性始终没有变，因此，他大杀革命党人，在他这面来讲，并非“杀错了人”，只怪革命党人看错了人，没有及时揭穿他的伪装，因而付出了大量流血的代价。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
二
本篇除了开头提出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外，正文大致可分六段。
第一、二段，透过现象，将袁世凯“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出来。反革命者当然要杀革命者，所以鲁迅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也没有杀错的。”这里的逻辑推理，是以大量事实为根据的，十分使人信服。
但是，革命者的确是不应该无辜就戮，屈死刀下的。因此，说袁世凯“杀错了人”，粗粗一听，也不能说不对，因此鲁迅也说刚读曹聚仁文，“觉得很痛快”。但是，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要深入事物的本质。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大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必须依靠扼杀革命，镇压人民才能维持他的不得人心，摇摇欲坠的反革命统治，因此他必然要杀人，特别后来袁世凯要做皇帝了，更证明他的杀人，是有其反革命的目的的。他正在扩张他的政治野心，正在贯彻他的反革命方针，从他一面来讲，是并没有杀错的。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情，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这的确是大可痛心的事。袁世凯以作为戊戌政变中的内奸而起家的事实照理应该引起革命党人的警惕，然而偏偏麻痹大意，对他不念旧恶，大加青睐，委以重任，请他做大总统。但袁世凯出于他的阶级本性，却不但不特别感激，而是“以怨报德”，大杀推举他的革命党人。这充分说明，阶级斗争是从来不讲仁慈的。作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必然按照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办事的。这完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代表人民利益的一方如果不能战胜反动的一方，必然的结果是人头落地、山河变色，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第三段，叙述袁世凯迫害人民、消除异己。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就出现了软骨头的变节分子。于是，“《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当时国民党内部自领导人物宋教仁被刺杀后，在袁世凯威逼利诱下，许多人被收买，宣布脱党，另组织相友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超然社、集贤社等小集团，向袁世凯摇尾乞怜，以求苟安。在每一次革命中，总有不坚定的分子在敌人压迫利诱下变节投敌，记得鲁迅说过：这也是一种扫荡，即由此区别出钢和渣来。鲁迅这一段影射了蒋介石集团的压迫，也讽刺了在蒋介石压迫下的变节分子。
第四段，将笔锋从历史转到现实，以袁世凯留下清朝废帝为例，说明30年代的军阀混战，尽管打得你死我活，然而忽而杯酒言欢，忽而恭送出洋，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相同，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为帝国主子所豢养，随着帝国主义主子的叱声，在那里明争暗斗，实质上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对于革命者，他们就不一样了，“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因为在阶级立场上，正是他们共同的死对头。
第五段，承以上四段作一小结，重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样，并不是因为‘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这里并非专指袁世凯，兼斥蒋介石一伙反革命。
鲁迅曾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更见过蒋介石叛变。目睹革命者所流的大量的血。而这些独夫民贼，却正是以无数先烈的鲜血将他们浮上宝座去，这是多么可悲的历史殷鉴！其原因盖出于“看错了人”。这四个字实在是凝结着无数烈士鲜血的阶级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最后一段，因为曹聚仁文中有“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话，鲁迅对此也表示“异议”。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曹聚仁这话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偏激之谈，另一方面因为中年以下的人也不乏反革命的。这是鲁迅在1927年《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早已慨乎言之的：“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以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又是血的历史教训。但是在蒋介石篡权下，这种反革命的屠杀政策还正在继续。因此，鲁迅悲愤地说：“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驱使反革命的青年来杀戮革命的青年、中年和老年。那末，“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又有什么用呢？阶级立场是并不以年龄为转移的。
三
这是一篇辩论性的政论。鲁迅只抓住曹聚仁文章中的一点，但也是最本质的一点，生发开去，引出一番议论。
只要将曹文与鲁迅本篇一对照，就感到前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没有辩证观点，不过是极为表面的愤激之谈。而鲁迅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现实斗争为目的，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
千字左右的一篇短文，犹如一部民国以来反革命的复辟与革命者反复辟的历史的缩影。抓住本质，略去枝蔓，深入下去，洞察规律。格局虽小，文笔精粹，仍能做到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不架空，有实证。命意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谋篇则别具匠心。判断的准确，取例比喻的鲜明，议论文字的生动都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