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一方面经过了1925年“五卅”运动，1926年的“三一八”事件，激起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军阀的同仇敌忾。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鲁迅十分高兴，他在10月15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入开封，吴佩孚逃保定(一云郑州)。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两地书》)但是，另一方面，蒋介石正在阴谋篡权，酝酿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北洋军阀的大小走狗，困兽犹斗，正在作垂死挣扎，例如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叫嚷：“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鲁迅当时正在厦门大学任教，但厦大“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因此，鲁迅觉得在那里“毫无希望”，他渴望迎接新的战斗。
二
《坟》收集了鲁迅从1907年到1926年所写的25篇论文和杂文。保持了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晚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政治、哲学、思想、文化战线上向着旧势力冲锋陷阵的大部分战绩。例如他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介绍了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和进化论的学说。《文化偏至论》介绍的是欧洲文化发展史，其中批判了“制造商估”即洋务派所拜倒的那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还批判了“立宪国会”即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既有封建主义的宿疾，又有传来的资本主义的新疫，“二患交伐”，沉沦益甚。应该说，鲁迅对当时中国所诊断的症状是符合实际的，虽然他还提不出正确的药方。《摩罗诗力说》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艺的论文，其中所推荐的，都是具有反抗叛逆旧社会旧势力的作家，鲁迅很希望把这样的叛逆精神引到中国来，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武器。收集在《坟》一书中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杂文，更是充满了五四的时代精神气息，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精神。凡是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传统思想，都受到了鲁迅无情的批判和鞭挞，特别应该提到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从政治上思想上提出了对黑暗势力进行战斗的战略战术，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是一篇经得起时间考验反映了对敌斗争客观规律的著名政论。
粗略地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所写的《题记》和后记。
三
首先，鲁迅叙述了集印本书的缘由。他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这些诗人，先前曾经使鲁迅十分激昂，但是民国告成以后，他便将这些鼓吹民族革命的诗人忘记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这是因为，民国虽然成立，徒存空名，情况依旧，因此，使鲁迅追怀不置的是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扫荡一切伪饰陋习，敢于反抗挑战的“精神界之战士”的雄姿。
其次，鲁迅概括地叙述了自己的战斗态度，他说：“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鲁迅在这里已经看到当时社会中阶级的对立，一种是被压迫者，他们大都不舒服，一种是压迫者，他们专在经营自己舒服的世界，而鲁迅正是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少数压迫者及其走卒冲锋陷阵的骁将。这种对黑暗势力的挑战，对敌人的搏击，鲁迅是意识到他的锋芒的分量的：“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这段话真是说得好极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独白，完满地反映了一个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战士的内心世界。鲁迅不仅勇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他老练而沉着，决不上敌人诱杀手段的当。因此，“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鲁迅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的鬼把戏，这种所谓“激将法”不过是诱杀的手段，其本身就是“一把软刀子”。其实，鲁迅何尝“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翻开《华盖集》正续编，段祺瑞、吴佩孚之流都曾经是鲁迅笔伐的对象。对为虎作伥的军阀的走狗，鲁迅具有特殊的痛恨，觉得他们的软刀子，“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华盖集续编·死地》)因此，他斗争的矛头更多地指向那些“拿着软刀子的妖魔”。
最后，鲁迅点明了本书为什么命名为《坟》。他说：“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所谓“埋藏”，因为这是鲁迅过去的战绩，有纪念保存的价值，但鲁迅当时的世界观已经远远前进了，因此，他要把过去的陈迹“埋藏”起来，厉兵秣马，继续战斗前进！所谓“留恋”，绝不是自我欣赏，而是因为书中抨击的社会现象有些却依然存在，因此集印这些战斗文章，仍具有现实意义。“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这是鲁迅一贯的用发展观点对待事物的思想，他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他将自己的《阿Q正传》也称为“速朽”的文章；他从来认为自己的文章即使是战斗的实绩，“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这一方面表示了他的自谦，一方面也表示了他希望社会前进的迫切心情。“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一语正是“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的注脚。
但是，出版《坟》一书，主要的还在于他那战斗的意义，呈献给革命的读者，他说：“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这正说明了鲁迅文章的价值，它不属于代表正统思想的“皇陵”，而是别辟蹊径的新路。特别可贵的是，鲁迅看出了当时中国人中的思想分界，自有一部分觉悟的人们在，他们能够抵制所谓“正人君子”思想的统一，而接受鲁迅的思想，特别是革命的青年学生，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所牺牲的刘和珍，就曾经节衣缩食而毅然预订鲁迅所编的《莽原》杂志全年，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的悼文中，追忆此事，还使他感到十分欣慰。
四
本篇是一篇序文。鲁迅一般的序文和后记，除了介绍本书的成因外，还往往执行着一定的斗争任务。即如本篇来说，其重点是对敌人的示威和呵斥、警告和反击。本篇看似纵意而谈，不拘体例，实则句句扣住当时的现实斗争，特别对敌人诱杀手段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性和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许广平在1927年1月7日写给鲁迅的信中说：“《坟》的《题记》，你执笔可真是放恣了起来，……然而有时也含蓄，如‘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等就是”。这里所说的“放恣”，正是对敌人横眉愤怒、色厉眦裂；这里所说的“含蓄”，正是鲁迅对读者的谦逊和认为自己的文章应该与光阴偕逝的坦荡胸怀。
鲁迅是操纵文字的巨匠，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时而放恣，时而含蓄，纵横恣肆，蕴藉含蓄，无不各臻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