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1955年8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我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的学校，还是个未知数。
8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巷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这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不安和焦虑也有助于打破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10点，下午约4点。我是天天盼着那决定命运的信件。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床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母亲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长大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了。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6年，我一共回过3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20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母亲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要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妹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6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1封，每封不会超过300个字。
6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操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花。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30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6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5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夭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的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4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母亲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17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母亲。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驶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梅秋（10岁）、弟弟光华（8岁）和小妹云秋（4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8年、10年，使我深感内疚。
感恩心语
“我”深感欠了母亲的情。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供“我”读书，“我”却只给母亲写短信，还无法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的伟大就在于她在付出的时候从没想过索要回报，只言片语的书信也能慰藉她对孩子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