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耿玉崑带着治保主任乌四郎倌儿和会计******已经在江边等候多时了，待小船靠岸后，他们帮着把郑学礼的行李搬到牛车上。
现如今的乌四郎倌儿，早就不再是那个趿拉着露脚趾头的破布鞋四处抓吃抓喝的二流子了，不仅穿上了崭新的解放鞋，这还不算，看到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穿着气派的中山装，他也穿且不分季节，蓝色的，口袋上还插着一只钢笔和两只圆珠笔，不管能不能写出字来，要的就是这个相儿。乌四郎倌儿虽说是“革命后代”，却没人不恨他，只有白凤鸣他这个姑伯兄弟能跟他尿到一个壶里……
世事荒唐。1924年驼龙大开杀戒，仅东荒地就有几十条性命在她手里丧生，若不是乌白两家拼死抵抗，东荒地死的人会更多，而乌四郎倌儿他爹乌常荣那时已经上山当了土匪，只不过不在驼龙的绺子里。
乌常荣被乌子玉逐出家门，跑到“雷公”徐相九绺子充当了一名贤助。绺子上的贤助又叫翻垛师爷，相当于正规军队里的参谋长，又像是古代的军师谋士，这类人原本不受跨马提枪之苦，只负责为绺子出谋划策。江湖上把这些人视为仁义的化身、才能的象征，是江湖上共同尊重的人物，而乌常荣却顶了个贤助的名声，倚仗着跟徐相九和二当家的李百恒磕头拜过把子，在绺子里横踢马槽不说，还背着徐相九，跟李百恒两个干了不少坏事。故此，人送绰号白脸曹操，是出了名的笑面阎王。
1932年夏，抗日斗争出现第一个高潮，东北军余部纷纷改编成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抗日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乱世豪杰起四方，许多关东绿林也纷纷举起了抗日大旗。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抗日山林队等民间抗日武装纷纷建立，出现了“司令如毛，义师如潮”的壮观景象。丁超联合李杜、冯占海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组建了吉林自卫军，在李杜将军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的感召下，徐相九带领全部人马加入到抗日的洪流……
蜂拥而起的抗日武装连打带敲频繁出击，有时候大打出手，有时候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弄得日伪宪警特鸡飞狗跳。“太君”被惹毛了，为了清除这些“满洲之癌”，出动了全满洲的日伪军和伪警察，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东南部地区肃整工作”，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然而，所谓的“肃整”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却未见成效，见来硬的不行，日本人遂改用了暗杀、策反、拉拢、腐蚀、瓦解等软招数，对抗日将领采用明码标价重金高官进行收买。
日本人这一套对徐相九根本不奏效，派去游说的汉奸不仅没有说服他归顺满洲国，反而都丢掉了性命。更可气的是，雷公使出土匪“催票儿”的手段，在每个人头底下都压着一封信，信中例数着这些汉奸和他准备除掉的汉奸所犯下的罪行，然后装进土篮子，派人趁天黑挂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还有一次，徐相九干脆亲自出马，把前去劝降的周铁嘴的脑袋扔进了桦甸县日本宪兵队的院子里，还捎带着干掉了几个铁杆儿的亲日分子。一时间，徐相九部声名鹊起，汉奸伪属家里哭声不断。
徐相九软硬不吃死缠烂打，激怒了日本关东军。一日，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徐家集，不仅杀了这个“八格牙路”的全家，还对方圆百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把凡是与雷公有瓜葛的人家全部杀光，他那年迈的父母连同妻儿被活活烧死了。
这年秋天，日军投入三个师团，对抗日武装进行围剿，李杜率领部队向北转移，准备赴宝清与丁超会合，岂料丁超已投降了日寇，李杜只好改变计划，撤入苏联境内，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多年的悍匪生涯，养成了李百恒凶残暴躁、好吃懒做的性格。他认为，不能白托生一回人，要享福，要有酒、有肉、有钱、有女人。义勇军军纪森严，明确规定“不杀不抢不威胁百姓，不准强奸妇女，不准翻箱倒柜，不准强要饮食，违者枪毙”，这些规定结束了他的好日子。在留还是撤（到境外）的问题上，军官层出现了严重分歧，李百恒趁机煽动部队闹分裂，想趁机干掉李杜，用李杜的人头向日本人邀功请赏，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军官则想拉出去另立山头儿，还有一部分人要散伙回家，不想跟李杜干了。
这股分裂主义思潮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日益激化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军人哗变。在平息哗变过程中，徐相九忍痛处决了李百恒和主张逃跑的骨干分子，尽管哗变平息，可军心却涣散了。
徐相九像一条走投无路的孤狼，望着火堆旁情绪低落的弟兄们，万分痛苦。他找到李杜，提出要投奔抗联继续打鬼子。
李杜明白，这支由土匪改编过来的队伍成分复杂，而今战局失利，他们一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不愿跟他走也是情理之中的，他最担心的是，怕这些人一旦经不住诱惑，势必会成为日寇的帮凶，如果加入抗联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李杜和徐相九彻夜交谈，直到窗户纸发白谈话才告结束。当天下午，李杜与邢占清、杨耀钧等人先后率残部二千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海参葳，徐相九带领部队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团，在宋铁岩将军麾下继续与日寇作战。1937年农历正月初一，抗联密营突遭日伪部队偷袭，宋铁岩将军阵亡，徐相九部惨败。
经过长途跋涉，徐相九与魏拯民领导的东南满游击队汇合了。徐相九部被改编为八区抗日游击独立大队，徐相九被任命为大队长，魏拯民重新派来了政治教导员，又补充了几名分队的指导员，带来一批武器弹药、烟土、布匹和医药器械。八区抗日游击独立大队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休整了三个月，完善了党支部和革命军人委员会，秣马厉兵，休整后的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雷公绺子过去打仗就像赶集凑热闹，呼啸而起，一哄而散，不讲究什么战略战术，打败了跑得快算本事，腿脚慢活该倒霉。乌常荣虽说参与了哗变，徐相九念及袍泽故旧又不是主谋而没有深究他。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遵循持久战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靠的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样，乌常荣原来偷鸡摸狗打家劫舍时，用“搬竿子”、“推八门”预测吉凶胜败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曾经倍受推崇的军师能人如今成了人嫌狗臭的废物，再加上他不能冲不能打又好吃懒做，便失去了往日的地位，特别是他还时常散布不满和消极言论，日子久了，人们都对他很有意见。
在吉东地区和长白山地区，有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朝鲜共产党一度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被共产国际解散，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魏拯民派来的教导员，就是朝鲜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成员，是个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朝鲜同志。他知道徐大队长江湖气很重，不想为了乌常荣这个无足轻重、怪头怪脑的家伙影响团结抗日的大局，在对待乌常荣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定的策略，让他负责管理马夫伙房之类的后勤工作。1941年3月6日，徐相九去四道沟向魏拯民汇报工作，途中与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遭遇，为了不暴露抗联密营，徐相九带领警卫员突围后朝相反方向转移，终因寡不敌众，徐相九和警卫员不幸殉难，抱病中的魏拯民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第三天便病逝了。
随着抗战战争的不断深入，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敌后根据地，成立了村公所、互救会等救亡机构，乌常荣被派到吉林城，以山货庄老板身份做掩护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乌常荣也没有回到部队，但他毕竟还算是抗战有功人员，自然成了功臣，可好景不长，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针对敌特猖狂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焚烧工厂、抢劫物资、暗杀干部和组织地下武装公然举行叛乱活动进行了镇压。政务院于1950年7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了要重点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组织骨干和会道门头子等恶势力予以打击。各级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分子，又查出了一大批人的历史问题。
看到昔日的“革命同志”成了反革命被押赴刑场，乌常荣想起了自己利用交通站做掩护贩卖粮食、贩卖烧酒、贩卖烟土，特别是向敌伪特务机关出卖党的区委书记，导致区委书记和护送过封锁线的交通员被杀害的罪行。乌常荣清楚，比起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来，他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是不折不扣的“镇反”对象，隐藏是隐藏不了的，历史终究无法篡改。他每天都在做噩梦，担心哪天冲进一伙军管人员，把他从被窝儿里拖出去，或者在会上给他戴上冰冷的手铐，然后审判，然后枪毙。
白脸曹操用酒精麻痹着自己，以求摆脱梦魇的纠缠。无可奈何花落去。乌常荣试着搬了一卦，结果令他更加沮丧：卦辞上说，他此番命犯“空亡”，诸事不祥属凶兆。但他仍不甘心，又翻出了被他奉为天书的《邵子皇极数正传》，用皇极数的条法定论推算吉凶祸福，末了，结果还是一样——主凶。
乌常荣绝望地端详着《皇极数》，呼吸困难，张大了嘴喘气仍觉着憋得慌，就像一条跳到岸上的鱼，他觉着自己快要死了。
乌常荣的精神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恍惚听到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他看见了数不清如同黄豆粒般的小人儿，打着小旗儿，举着标语，从四面八方向他狂奔而来，愤怒地呼喊着，这群激愤的小人儿很快跑光了，最后剩下一个摔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四肢抽搐……他把脸凑上去，发现正是被他出卖的那个交通员。
交通员大哭：“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是你出卖了我们！”不知怎么搞的，交通员被自己流出的眼泪腐蚀了，先是眼睛，接下来是脸，于是整个面孔变得狰狞可怖，最后，整个人化成了一滩水……乌常荣感到粘乎乎的液体陷住了脚，低头一看，一汪无边无涯的鲜血，像败坏的沼泽一样散发出腥臭的气味儿，他想跑出这片血的沼泽，可一抬头却看见一个蓝幽幽的枪口。那是他佩带的手枪的枪口，那只枪口一直对着他，对着他的太阳穴。有个声音大声地告诉他：“你的死期到了！”不绝于耳的喊杀声使他猛地惊醒过来，可那喊杀声余音未绝：“你的死期到了！你的死期到了……”黑洞洞的枪口凝然悬于黑暗中。他鬼使神差地抓起手枪顶在了太阳穴上。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闻到了一股擦枪油的味道，又倏然清醒了。
乌常荣把手枪放回抽屉，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个儿子。被父亲逐出家门时，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二十八年啦，那个叫四郎的孩子，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乌常荣把军用茶缸里剩下的最后一口酒喝了，一动不动地趴在了桌子上满脸是泪……当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乌常荣同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那年是1952年。
“镇反”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乌常荣死后转过年的春天，东荒地忽然来了几个骑洋车挎手枪的干部，见到四郎倌儿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乌四郎倌儿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革命的后代，由此迎来了一道五彩斑斓的曙光。
当上治保主任的四郎倌儿神气活现，显示身份的还有他佩戴的一支驳壳枪，这是他父亲的遗物也是他特有的标志性符号。走起路来，紫檀色的枪套拍打着屁股，反射着牛皮闪闪的阳光，散发着强大的革命的时髦的气味。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鹰叼，他的时运如同山洪迸发，不仅手下那帮混吃混喝的亲信视他如同玉皇大帝，手下的民兵队更是狐假虎威，只要他一声号令，绑人打人都不在话下。故此，老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是六亲不认的“张三儿”。
张三儿是句骂人话，是关东对狼的别称。传说，有个叫张三的穷光蛋，不知道从哪整到一块破手帕，饿急眼了只要用它蒙上脑袋，不管看见什么都是一块肥肉。没用多久，张三不仅把全村的鸡鸭鹅狗吃了个精光，就连父母和亲妹妹也都被他当作了盘中之物，而别人看到的则是一条饿红了眼的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