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如何进行典型化的问题，大体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可以虚构，一是认为必须完全写实。前苏联两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波列伏依和奥维奇金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波列伏依认为，“特写是不容许虚构的冶。哪怕是一些次要的和无关紧要的情节，也必须真实。他举了一个例子：“狄纳莫冶厂有个秃头老人，由于作者不慎，描写他回家刮脸换衣服外，还梳头发，结果这点虚构就使特写大为减色，使这个可敬的老人，感到了不快，他不能避免工厂里那些顽皮的艺徒们拿他开玩笑，艺徒们常常跟在他后面问他：“库兹米奇叔叔，你是怎样梳头发的？冶对此，波列伏依说：“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总共也不过是一句疏忽的话，可是就让一个好人吃了苦头，而弄坏了一篇特写。冶淤而奥维奇金却认为，特写虽然要准确地记录事实、人名、地点、时间等，“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种特写中就一点也不允许作者假想，或者补充。特写是一种艺术作品，在事实基础上的、依靠作者对材料的充分掌握而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假想或补充，是可以允许的冶于。在我国，实际上也存在这样两种看法。有许多传记电影是加进了虚构成分的，如《聂耳》中的郑雷电就是虚构人物，未拍成的《鲁迅传》脚本也有许多虚构之事，有些报告文学也没有完全按实际情况写，这引起一些知情的读者，特别是传主的家属的不满。例如，鲁迅夫人许广平就对《鲁迅传》电影脚本大摇其头，认为鲁迅没有过的事不能写入；绍兴秋瑾纪念馆的一些同志也对电影《秋瑾》表示不满，说是不真实。但传记片的作者却又感到很有些为难之处，认为如果完全按实事写，则情节太散，没有贯穿动作，片子难以拍好。到底应如何处理为好，还需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这就是写真人真事也要有所选择，也要进行剪裁。正如波列伏依所说：“特写作者不应该以奴隶的态度来对待事实，应该从大量的对生活的观察中，选择那些能够充分表现生活和思想的东西作为写作的对象，应该善于选择本质的事实，而排除非本质的事实。一个作家的观察越是辽阔，生活知识越多，他就越能用自己所见到的生动的典型事例表现同时代的生活和思想。冶淤《论特写》，《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第31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于《谈特写》，《中外作家论报告文学》，第333页。
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这种典型化的方法，所取的生活原型更为广泛，而糅合和塑造起来则难度较大。鲁迅说，他是采取此法来创作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冶淤巴尔扎克也说过：“文学采用的也是绘画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这个人体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女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冶于当然，艺术形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并不是将取自各处的嘴、脸、手、脚、胸、肩简单地杂凑起来就可完事，那自然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典型形象。用这种方法来创造典型，需要更大的想象力和更多的虚构成分，需要对原材料加以生发和改造，按照作家的创作意图重新组合，而且还要把生命灌注到人体中去，于是这个人物才能活得起来。
我们且以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为例，来看看鲁迅是如何“杂取种种人冶来“合成一个冶的。据周遐寿（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阿Q的确有一个原型，叫谢阿桂，是个无业游民，绍兴人叫作“破脚骨冶，他平时打架、押宝、做短工，也偷过东西，而且杭州反正的时候，县城的文武官员都已逃去，城防空虚，人心惶惶，阿桂确也在街上挥臂嚷道：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户的大家子弟对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说：你们总比我有。但阿Q取之于阿桂的材料，大概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另外有许多东西是别人的，如老老实实帮人舂米是他哥哥阿有；恋爱悲剧的主人公原是鲁迅一个本家桐生少爷———这位少爷有一次忽然向老妈子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你给我做老婆！那老妈子吵了起来，伯父便赶来拿了大竹杠在桐生的脊梁上敲了好几下。不过这事就此结束了，并无下文，赔礼之类是那时常有的，不过与这事无关。其实，阿Q的生活原型和背景材料还远远不止于此，像运水，阿淤于《掖古物陈列室业、掖钢巴拉业初版序言》，《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第有这一类受苦而麻木的农民，鲁迅还见过很多，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也是鲁迅所亲见的事实，如绍兴光复后，鲁迅与范爱农到街上去看看，虽然满眼都是白旗，而骨子里却是仍旧。不但绍兴，而且全国都如此，那些封建旧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新贵，而革命党人却被当作匪类镇压，还有些不相干的人民随之无辜牺牲，这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的。至于阿Q被枪毙时群众麻木地观看的情景，则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那张幻灯片上，就有它的影子。当然，《阿Q正传》不是这种种事实的杂陈，阿Q形象也不是这一枝一节的硬凑，作者在大量的生活经历、生活感受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心思想，即他自己所说的心中的“意思冶，并在这个“意思冶的透视下，选择材料，加以改造、生发，形成一个完整的典型形象。
作者的中心“意思冶是什么？鲁迅自己说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冶。阿Q的性格核心就是这种国民性的弱点———精神胜利法。围绕着这个精神胜利法，展开了阿Q的种种行状：阿Q连姓名籍贯都很渺茫，但和别人口角的时候，却瞪着眼睛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冶阿Q没有家，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打短工过活，人们忙碌的时候，才记起阿Q，一闲空，早就忘却他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冶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冶也有以为不值一哂的神情，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阿Q“先前阔冶，见识高，而且“真能做冶，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冶了，但可惜头上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所以他就讳说“癞冶以及一切近于“癞冶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冶也讳，“亮冶也讳，再后来，连“灯冶、“烛冶都讳了。一犯讳，阿Q便大怒，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他总是输的时候为多，有时还要被揪住黄辫子碰响头。阿Q虽然吃了亏，但是不一会也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因为他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冶他又成了老子，在精神上得胜了。后来阿Q想在心里的，每每说出口来。别人知道了他这一种精神胜利法，在揪住他黄辫子的时候，人就先一着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冶阿Q虽然承认是打虫豸，然而不到十秒钟，却又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了，除了“自轻自贱冶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冶。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冶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冶呢？在这里，相骂、打架、真能做等等，已不是无业游民一般的行径了，而是经过改造、生发之后，集中地表现了阿Q的具有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
但是，阿Q又并非精神胜利法的———或者说是阿Q主义的“集合体冶，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的典型。一切情节或细节，也都为此作了相应的改造。例如“恋爱的悲剧冶一章所写的阿Q向吴妈下跪，就不是地主少爷的无耻行径，而贯穿着阿Q生活的要求，反映出他屈辱的地位。虽然阿Q的求爱未免有点鲁莽，但是，赵太爷都已经快有孙子了，还要讨小老婆，为什么阿Q这一个壮年汉子不能有婚姻的要求呢？然而，他不但挨了竹杠，而且还被迫赔礼道歉，典当了一切可当的东西，而且在未庄断了生路，只好到城里去，被逼上了偷窃的道路。至于后来革命的风声传来，阿Q在街上大喊“造反了！造反了！冶以及对赵太爷的满不在乎的神态等等，虽然都有生活原型，但安插在这里，却有特别的用意：既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恐慌状态，也表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最后，犯人在判决书上画押，本是规定的法律手续，但阿Q的画圆圈却别有意味，他根本弄不清画了圆圈的后果是什么，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结果画成瓜子模样，还觉得是自己“行状冶上的污点；枪毙前游街时，犯人大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冶之类，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在那时是常有之事，但阿Q喊时，给人的感觉却大不相同，他是多么麻木不仁啊，直到临死前都还是浑浑噩噩，没有觉醒！
总之，塑造阿Q形象的所有材料都来自生活，都有原型，但汇集到阿Q身上时，却都是经过改造和生发，集中地表现了阿Q的性格。这就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冶的典型化方法。
典型形态的历史演变
正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着一样，关于艺术典型的理论和艺术作品的典型形态，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艺术典型不但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而且是时代审美意识的表现，是创作主体审美理想的熔铸。所以艺术典型的形态是随着审美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
典型形态的历史演变，大体可以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阶段，而在每一阶段又有许多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不去追踪那些微观的变化，只从宏观的角度，纵观典型形态的历史发展趋向。这种历史发展趋向，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