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獬豸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它头上生有一角，能够分辨是非曲直。有人争斗时，它便用角去顶坏人。因为獬豸具有这种灵性，就被当做惩罚恶人的神兽。因此，古代负责纠察百官的御史的服装上都绣有獬豸的图像。
中国历史上，可监督百官并有权在不提供证据的条件下而弹劾官员的御史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他们对握有实权的朝廷公卿起着牵制作用，同时，又独立于国家的行政体制之外，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的职权是皇帝赋予的，也体现了百姓要公正、要清廉的意愿，这种“惩恶扬善”的工作标准，和传说中的獬豸十分相似。御史制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体制的运行。本来獬豸是要惩恶扬善的，对一切恶人都应如此。然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獬豸却成为一种家畜而非野兽，对驯养他们的主人极其温顺。
如何驯养作为御史的獬豸？这是官场上一个重要的生存法则。一旦稍有差池，就会反受其害。因为，人间的獬豸所作的善恶评判，是要百姓接受才有效的。所以，驯养獬豸的人，本身就应具有一个被百姓承认的合法地位，或者被百姓推崇的道德地位。
然后，他就要对御史晓以利害，使之为己所用。接下来，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巧妙利用时局、人事，左右舆论，垄断善恶的评判标准。
因为时代不同，善恶标准不同，个人实力不同，所以驯养方法也会因人而异。不过，这只是细节处理的问题。驯养獬豸的基本原则，是不会随人事而改变的。
獬豸的威力
獬豸代表的是上天赋予的惩恶扬善的能力，也代表着人间百姓的善恶价值标准。所以，谁控制了獬豸，驯养了獬豸为自己服务，谁就会成为给善恶定标准的神明，同时，他自己也就会成为正义的化身。作为人间的主宰，在中国历史上，有权决定谁来做纠劾不法者的“獬豸”（御史）的人，就只有皇帝。皇帝是人间合法的统治者，是代表“天”来管理人间的，所以皇帝的决定也就是上天的决定。皇帝驯养獬豸这个合法性地位的确立，是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帝国的时候就开始的，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悠久。
作为獬豸的驯养者，皇帝驱赶獬豸的化身御史为他们服务：同时，他们作为獬豸的主人，也对一切敢于冒犯獬豸的神力和皇权的威严的人予以严厉地打击。在这一点上，圣主和昏君没有什么区别。
宋神宗与“乌台诗案”
在被许多文人热情讴歌并且心驰神往的北宋，就发生了一件獬豸与朝臣之间的火并。
北宋从中期开始，国家的形势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内部财政空虚，但官僚机构日渐庞大，军队的开销也像一个雪球似的越滚越可怕，朝廷为如何养活这么一批人而费尽了脑筋。在外部，契丹盛气凌人，屡屡狮子大张口，提出各种无礼要求；西夏也趁火打劫，称王称霸，多次犯边。宋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上了战场就如同老鼠见到猫，基本上无一胜绩。所以，从宋仁宗开始，就多次讨论如何改变国家的现状，可是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到了北宋后期，出现了一位年轻气盛的君主宋神宗。他对自己非常自信，而且激情澎湃，办事不计后果，每每要对现实作一个彻底的改变。经过多方了解，他起用了当时海内最负盛名的改革派王安石，任用他和吕惠卿、曾布等人进行变法改革，以改变国家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
这场变法对北宋中后期的社会和政治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历史上就称之为“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改变国家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所以推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令百姓不堪重负，一时间怨声载道。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刚刚出台的时候，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高级官员都认为国家的确需要变法，但是不能像王安石变法那样激进。而且这些措施虽然看起来可行，但是难保实行的时候不会危害到人民的利益。这些反对意见，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变法而提出的，但是因为同时有一些保守派对变法进行恶意地攻击，所以，为了让新法顺利推行，宋神宗力排众议，支持王安石，并且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进行降级、贬官外放的处分。
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王安石罢相，但是宋神宗依然采取铁腕政策推行变法措施。为了保证变法过程的顺利，宋神宗使用了高压政策，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对反对变法的人进行严厉打击。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著名文学家、大臣苏轼出任湖州知州。他上任之后，向神宗皇帝写了一道谢表，表达了自己对皇帝的忠诚，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而被贬的委屈和怨气。
苏轼的这一道上表，令神宗身边的一些大臣找到了攻击他的把柄。于是，在这一年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上疏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当时市面上刻印的苏轼文集上交给宋神宗，作为揭发材料。不久，又有一位监察御史舒直也弹劾苏轼，说他借写诗作赋之机，明里暗里地对朝廷进行讽刺，而且还将诗赋广为流传，混淆视听，让世人对朝廷推行的新法产生怀疑。舒宜还把苏轼的诗句作了归类，归纳出里面的几大罪状：
皇帝为了赈济贫乏，向百姓贷钱以使百姓用这些钱恢复本业，苏轼写诗嘲笑这一举动是荒诞不经的过家家游戏；
皇帝为了国富民强而兴办水利，但苏轼却恶毒地在诗中说，如果东海龙王知道了明主的心意，应该让盐碱地变成良田。这无疑是在影射皇帝的措施对国家人民有害无益；
皇帝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实行食用盐全部由官府转卖的经济政策，但是苏轼却写诗说有人因此三个月没吃过盐，明显是在讽刺皇帝的政策让百姓困苦不堪；
皇帝为了推行新法，让官吏们学习法律文书，提高行政素质，但苏轼居然写诗讽刺说“如果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文书，就算皇帝是尧舜那样的明君也不能治理国家”，简直是含沙射影，满腹牢骚。
经过这番“细心”整理，舒直说，苏轼如此大逆不道，真是罪不可赦！
另外，御史中丞李定也罗织了苏轼的四条罪状，认为他诽谤皇帝，辱骂新法执行者，应该处以极刑。
宋神宗看到几位御史都对苏轼提出了弹劾与控告，而且罪状届然是诽谤新法、愚弄皇帝、辱骂朝廷，因此大为震怒，马上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将苏轼捉拿回京进行审讯。
此事传到外面，许多大臣和苏轼的亲友都为他担心，甚至有人提议让他逃跑。因为他们知道，神宗皇帝的性格就是说一不二，一旦触犯了他最维护的新法，肯定会被重重责罚。何况这次苏轼的罪名还是恶意攻击朝政、毁谤皇帝推行的改革措施！许多人都以为苏轼这次一定性命不保，但御史台的官员到了湖州，说只不过是带他回京调查情况，众人才稍微安心。谁知回京之后，苏轼马上就被押人御史台的监狱，两天之后就开始受审。
苏轼因写作诗文而被捕入狱，在北宋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在他从被御史告发到被捕的过程中，御史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提出动议，并提供一些说服力并不充分的证据。他们的目的看起来很单纯一就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新法推行顺利、皇帝尊严不受侮辱。这些，都是非常符合当时“善”的标准的，御史们也恪守这个标准来办事，无论他们自己心中如何盘算，但是行事的标准，无论是名义上还是程序上，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利益与权威的。
这就是由皇帝驯养獬豸、命令獬豸为之服务的一个典型例子。
平心而论，苏轼是一个关心朝政、忠君爱民的官僚士大夫。他在政治上的言论行为，也都是为君主、为百姓着想的，不应受到被捕入狱的处罚。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社会，君主就是国家的惟一权威，一旦有任何触犯君主的言行，哪怕是有可能对君主的权威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恶行。而这种恶行，就要由君主所驯养的除恶獬豸御史来处理。按照这个原则来看，北宋的御史们举证、弹劾苏轼，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举证、弹劾苏轼，这只是皇帝驯养獬豸“锄恶”的基本功用，獬豸的力量远远不止如此。在苏轼乌台诗案的审理过程中，獬豸的无穷威力也慢慢显现出来。
许多大臣对宋神宗下令御史台审理苏轼一案表示不满，他们纷纷上书，面奏神宗皇帝，要求释放苏轼。但是，这些人却因此而获罪，也遭到了贬官、外放、罚俸等不同等级的处罚。其中，苏辙等人被贬官；司马光、黄庭坚、张方平等被罚俸，冤狱甚至波及到了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前朝旧臣因为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而且欧阳修非常赏识苏轼，经常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推荐他。
因为苏轼一案而引起的这一场打击面极大的政治处罚，就被称为“乌台诗案”。此案名称的由来和御史台有关。自汉代后期起，御史台就被称为“乌台”，而苏轼一案正是由御史们发起并由御史台进行审理的，因此才会引起朝臣的不满以及神宗皇帝对朝臣的压制，因此而得名。
就事情本身来说，苏轼下狱，由御史台审理案情，尚可称为国家事务的处理。但是，因为大臣们对苏轼表示同情，并要求皇帝收回成命，反而令大臣们自身也遭受处罚，是不符合现代人眼中的常理的。
但是，在帝制时代，这恰恰是最符合常理的，因为这些大臣们的犯颜直谏，不仅令宋神宗在个人的颜面上很难下台，也触及到了獬豸们的正义身份与这背后皇帝的合法性地位。
苏轼的案子，从开始到具体审问，都是经由御史台办理的，而御史台则是在国家中被钦定为可以惩恶扬善的“獬豸”们办公的机构。獬豸们所履行的，是皇帝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所遵守的，是皇帝制定的规则；他们要法办的，是触犯了皇帝和国家利益的大臣。更何况，他们对苏轼的立案、审讯，都是经过神宗皇帝亲自同意的。因此，此案是具有全部的合法性的，这个案是不容许翻的。一旦翻案，就说明皇帝对立案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作为除恶獬豸的御史们所尊奉的原则是荒谬的。这个结论，无论是御史，还是宋神宗，都是不能接受的。
为了维护皇帝决策的正确与权威，为了证明除恶獬豸御史们的行为是为国家惩恶扬善，宋神宗不惜任何代价打击对此案提出质疑的大臣。以往有人认为，“乌台诗案”是御史们抓住机会打击反对变法者的冤狱，实际上，“乌台诗案”也是宋神宗为了维护自己以及自己所驯养的獬豸们的合法地位所作出的强力反击。
后来，虽然在太皇太后的干涉下，宋神宗才释放了苏轼。但是，释放的名义是“法外施恩”，是神宗为了尽孝道而向太皇太后作出的让步，而不是经过国家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审讯后无罪释放。可见，一直到此案终结，宋神宗在他的原则问题上也是毫不退让的。他也深深知道，一旦退让，朝廷和民间就会产生对他个人及御史的信任危机，而这危机的后果是他自己也可能无法控制的。
宋神宗是北宋少有的具有开拓精神和政治远见的君主，他本人对苏轼、司马光等人也没有恶感，但是，因为苏轼等人触犯了他和他所驯养的獬豸的威严，他才会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制裁。
驯养者：獬豸的保护伞
御史是代表皇帝监察百官言行的，他们作出的评判就是正义的裁决，在理论上是不容怀疑的。之所以说是理论上如此，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前提，就是御史不介入朝廷中的政治斗争，也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
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政坛上，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御史们作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必然成为各集团的争夺对象。一旦御史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的日常工作就要受到影响，甚至会出现御史们议论相悖的情况。
这样，御史们就面对着选择皇帝还是某个政治集团作为自己的保护伞的问题。一旦作出了选择，他们就要为自己的靠山服务，也要依仗他们的保护伞为自己求得安全。
张汤：汉武帝时獬豸中的极品
在西汉中期，汉武帝执政的时代，国力十分强盛。于是，汉武帝提拔了很多人才，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对外关系、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这批人才也在朝廷内部进行党派斗争，争权夺势。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对手，他们纷纷笼络御史为自己说话，终于造成了御史们的内讧，甚至造成了一桩桩的冤案。
汉武帝时期御史的领袖人物是张汤，他是一个严守国家律令而定赏罚的人，判案时常常从严定罪，而且不理会任何官员权贵的说辞，因而被称为酷吏。这样的厉害角色，自然成为朝中各集团争夺的对象。
张汤出身低微，宦海沉浮几十年，十分精于人情世故。他知道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也知道那些公卿王侯们结交他的目的，所以每每假以颜色，看上去好像很佩服他们的为人一样。
实际上，他心中对这些人毫无好感，一旦他们成为阶下之囚，他是不会给予任何宽待的。
客观地说，张汤并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为人阴沉、刻薄、翻脸无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但是，这只是就他在政治中的表现而言的。实际上，张汤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他一生的好友，是和他同为执法官员的赵禹。赵禹也是被后世称为“酷吏”的人，不过与他时代相近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他可以“据法守正”，是国家不可缺少的人才，而且司马迁对赵禹的为人也颇为赞许。赵禹与张汤交往多年，二人感情甚好，张汤一直把赵禹作为兄长来对待。可见，张汤在政治上的表现，和他的个人性格似乎关系不大。
他之所以表现出阴沉、刻薄、狡诈的一面，是和他在朝廷中的身份有关的。作为一个出身低微无所依靠的官员，要想在政坛有所发展，只能先寻找靠山站稳脚跟，再找机会显露身手。
他身为御史官员，平日见识的都是官员们如何被纠劾审讯，深知再有权势的人只要做了对皇帝不利的事情都会家破人亡。因此。他在当时纷乱的政坛之上，并不投靠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而是紧紧追随汉武帝，以皇帝的意志作为自己的行事标准。
他所作的这种选择，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他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如果不倒向朝廷中的任何一个集团，势必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他苦心经营，终于等到了向汉武帝表明自己立场的机会，那就是审理武帝陈皇后引起的“巫蛊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