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梳理。40岁是一道门坎，人过了40，就不再年轻了。从乡下的放牛娃，从一个“劳改犯”的儿子，靠着不懈的努力，同命运不屈不挠地抗争，17岁进了高等学府，然后到雪山脚下教书育人，然后又进警营，做警察，人生的道路给了我太多的艰辛和坎坷，也给了我不少的回报。假如说灾难是个伪君子的话，至少我用自己的双手撕碎了它的画皮，我用事实证明了人完全可以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对美好生活追求与向往的品质，征服艰难险阻，把苦难变成丰收在望的果实。
因此，虽然情绪极度低落，而内心深处，仍昂扬着不服输的傲气。政治处张主任来医院看我，叫我好好养病，并说：“假如不适应乡下工作的话，组织考虑将你调回城里来。”听了张主任的话，我的倔劲来了。我说：“此时此刻千万不要提那话，虽然到乡下派出所，我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做出的无奈选择，但是，现在我安心于那儿的工作，我热爱自己平凡的岗位，那儿的同事、老百姓给了我太多的关怀与关爱，我不能就此远离他们……”
可能读者会认为我是在讲假话，讲道貌岸然的大话，有机会回局机关，回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丰富得多的城里，谁不愿意？可是，我要告诉读者的是，我平淡的生活迫切需要的不是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是人情味。人情味是我精神大餐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有了它，我就可能给喜爱我的读者烹饪出美味佳肴。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人民的事业》，《重庆晚报》在编发的时候配了意味深远的插图。那篇文章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我不得不到报社去和热心的读者见面，后来还专门写了《谈（人民的事业）和（姐姐）》的随笔，那是我若干散文中惟一的一篇创作谈。在《人民的事业》里我引用了前辈的诗句：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霜里结好你的果子/又何必在春花面前害羞/有时候我也忧愁/那是因为我们的人民还很贫穷/有时候我也痛苦/那是因为我的祖国还很落后/我曾踏遍人生的领土/最后才知道这是我惟一正确的路/人民的事业与世长久/谁的生命与她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那诗句曾澎湃过我的热血，激荡过我的青春年华，虽然位卑，仅是一个普通的乡下民警，但我依然深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把能为身边的老百姓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实实在在的事当作自己人生不变的心愿。而在乡下派出所，如此的心愿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果子成熟的时候，老百姓捧来几枚果子，红薯收获的季节，老百姓请去家里吃顿红薯煲的米粥，我异常快乐，因为那果子、那米粥里融进了朴实善良的乡下老农的情谊，融进了父老乡亲对警察的尊敬与爱戴。在城里，人与人之间仿佛感染上了功利世俗的传染病，同事、朋友，不经意间便行同路人。准确地说，我感到厌倦。因此，在乡下呆了一段时间，逐渐适应了，就没有走的打算。
基于此观点，我在病床上写了《人到中年》和《善待农民》。罗培林读了《人到中年》后对我说：“但哥，我文化不高，欣赏能力有限，但你这篇文章真是讲到我的心坎上。人到中年了啊，升官无望，发财也不大可能，咱做警察的，整天想着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辖区的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社会也罢，家庭也罢，多一份安定咱就多了一份心底的坦然和踏实！”
看来，他和我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只是他的心声未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罢了。
病愈出院后，我打电话给张主任，我说：“让我再呆一段时间吧，我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心愿未了，一是派出所没有交通工具，二是我的《萍水相逢》三部曲还没写完。”诚然，还有一个原因我无法说出口：我喜欢罗围这片民风古朴的土地，喜欢这儿的一山一水和一草一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