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在可比性内容问题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文学的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强调。国际上曾有人担心强调异质性研究会导致民族化，国内也曾有人质疑这是为学派而学派，其实，纯属一种误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对于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强调，并不是刻意为了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相区别，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学科理论本身存在缺口，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语境使然，因而具有一种学科发展的必然性。
兹分述如下。
一、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存在缺陷，这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两大要素的学科基础。比较文学的产生，原本是为了克服国别文学研究的狭隘性，力求在各种跨越之中达到对文学规律的全面认识。因此，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来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勃洛克指出，“比较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广泛的、开放的”，“比较文学主要是一种前景，一种观点，一种坚定的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设想”。所以，世界胸怀、世界眼光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是，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或隐或显地违背了比较文学的这一初衷。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严格区别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竭力强调比较文学在文学关系史上的定位。他们认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的目的就是研究欧洲诸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只限于一国对一国的“二元的”事实关系研究。因而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法国的作家作品在国外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法国作家是如何地富有眼光，其对国外伟大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是如何地超出其他国家，如此等等。这样，在法国学派那里，比较文学应用的范围被限定在了欧洲，其可比性的内容被限定在了国与国之间的“二元关系”，即两国文学之间事实发生的同源性上，其研究则“往往依附于本国文学目标”。在这种“欧洲中心”、“法国中心”思想指导下的比较文学研究，必然表现出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所批判的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其主导倾向与比较文学研究世界胸怀的要求相违背，其可比性内容的狭小显而易见。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取消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分。他们把“文学性”作为其研究的中心，大力提倡无影响、无实证的平行研究。这样美国学派就彻底打破了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作为文学史的分支、把可比性的内容划定在两国文学间事实联系同源性的限定上，极大地开拓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丰富了可比性的内容。另外，美国学派还力图突破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局限。比如，韦勒克一生都坚持世界文学的“整体论”观点；奥尔德里奇也坚持超国家和文化的“世界主义”视野。但尽管如此，其研究范围还依然存在着人为的限制，其主要精神依然还存在着与比较文学研究世界性胸怀的要求相违背之处。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可比性内容——类同性的限制。在美国学派看来，“文学性”是文学研究的中心，而探讨“文学性”则意味着研究者要将人类所有的文学现象都集合起来，融为一体，去异求同，追求所谓的“综合性”，以便发掘世界的或一般的文学规律。只注重求同，而拒斥辨异这正是美国学派的症结所在。比较，无论是作为一种思维认知方式还是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学科方法论，都意味着两个方面——求同与辨异。将其具体落实到比较文学上，比较研究也应具有两方面的功能，即一方面是沟通，寻求各国各文明圈文学之间、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使之融会贯通；另一方面则是互补，探寻各国各文明圈文学之间，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异之处，使其在互相对比中更加鲜明地突出各自的民族特色、文学个性及其独特价值，以便达到互识与互补。显然美国学派这种对于辨异的拒斥难以言之成理。另外，也正是对于求同的偏重，致使美国学派“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较难言之成理”，而“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可见，美国学派的“世界主义”抱负并未真正实现。他们没能够突破文明的边界，因而由求同而发现的所谓“一般诗学”、“共同诗心”也只能是西方话语的独白，属于一种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
叶维廉先生在《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指出，“‘模子’问题的尖锐化，是近百年间，由于两三个不同文化的正面冲击而引起的”，必须有待于“西方人跳出自己的‘模子’，接触到一个相当程度相异的‘模子’以后，才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才会怀疑一个既定的‘模子’的可靠性，才不能敢说放诸四海而皆准”。令人遗憾的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一直未能跳出西方文明的“模子”，他们自满于“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偏执中，而不知道西方之外还有他物。这样，文学文明间的文化异质性问题也就没能真正走进他们比较研究的视野，以至于他们所建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较文学理论也只能是置身于西方文明“模子”内的一种幻想。正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构成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建构的生发点。
二、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文化语境，这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强调文学的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现实基础。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不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跨越了文明，跳出了自己的“模子”。中国比较文学是在近代中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当是面对中西方文明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去作出判断取舍与整合，这是中国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必须面对或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这样，原来在西方学者那里未曾注意到或未实质性接触到的异质性问题，得以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凸显。所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对于文学的文化异质性研究的强调，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为学派而学派，而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语境使然，是中国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由于异质性是世界各文明间的普遍事实存在，中国学派对于异质性问题的探讨、思索从而也就具有了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意义。
在西方比较文学界一片危机声中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脱颖而出。她立足于世界现在，关注未来，广泛地吸收当代文化理论，学科理论由萌生而逐渐成熟。1995年初，曹顺庆先后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跨越第三堵墙，创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体系》等系列论文，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大背景下，较为详细地阐明了重“异”研究的目的和意义。2002年8月，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次会议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的大会发言，阐明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体系，“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并特别强调了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地位，回应了当前学科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挑战，指明了比较文学发展的方向。
我们分析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强调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学科原因与现实原因，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异质性”研究何以能导致世界性，何以能导致总体诗学？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世界性基于文明间的对话而不是某一文明的独白。我们知道，某一文明内部的比较研究只能导致区域性，世界性有赖于文明间的比较。那么应该怎样去比？ 20世纪70年代，港台比较文学界提倡阐发研究，主张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文本；80年代祖国大陆比较文学复兴，大批学者执著于中西间的类同探索，一时间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理论在中国比较文学界颇为流行。但拒斥异质性研究、盲目求同，产生了大量的“X Y”式的比附性论文，其比较的结果往往是中国的文本成了西方理论的一个注脚本，而西方理论则成了中国文本合法性的依据。这本质上依然是西方话语的独白，是放大了的区域性。事实上，文明间文化和文学的隔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对于类同性的无知，而在于异质性的被遮蔽。因此，文明间的对话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异质性的比较。因为对话的前提即在于对话双方都须有自己的话语，有自己而非他人所有的东西。目前国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的“和而不同”观点，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谁与你“和”？你与谁“不同”？这个严峻的现实窘境，却并未被认真思考。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和而不同”其前提即在于“不同”，即异质性或差异性。而只有在这样一种“和而不同”的众声喧哗的世界文明间中实施比较文学研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的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异质性比较所导致的互补是克服民族主义狭隘性的有效途径，也是导致总体诗学的有效途径。李达三先生曾指出：“丰富的东方文学传统在对待文学上，无疑具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积极的方式。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了解必将导致对西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某些观念提出质疑，……西方人士认为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文学观念和术语必将根据这种情况进行修正。”所以，对于异质性进行比较研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方面是各文明圈内人们对本身文学、文化观念可靠性、合法性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对他文明特殊价值的认识。而在这种怀疑与认识中，民族主义狭隘性始得以克服。在1983年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孟而康先生曾引用“灯塔下面是黑暗”的谚语，说明只研究本国的文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另一座灯塔来照亮自己，而“中国的灯塔”则可能给美国的研究带来光明。我们应当承认，每一个文明都存在文化盲点，而异质性比较则可以相互“照亮”从而形成互补。这种对于文明间异质性的比较研究，最终可能形成一种各文明间相对合法又相互补充的研究态势，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一种“多层论域的异质开启和‘世界文心’的多声部协同”的“世界性文学理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对于跨文明文学的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的强调，既基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文化语境，更是对法国学派“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学派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的克服。因而，这种研究走向不仅具有现实的基础，也体现了一种更加开阔的世界胸怀与世界眼光。它是在文化研究大潮中，比较文学研究出现危机之时，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新建构和对研究路径的重新设计，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
（原载《求索》2003年第5期。此文与杜吉刚合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