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将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发展称之为“涟漪式”结构，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是以新的理论取代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累进式的前进”。这种层进式的学科发展为我们现在第三个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拒绝已经成为学科历史的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可以说，在比较文学的三个学科发展阶段中，后者都以前者作为理论的铺垫。例如，平行研究试图超越影响研究的社会学倾向，而追求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定位，但是他们又并不否定影响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则出于本身的历史化境遇和知识结构而将东西方跨文明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第三个阶段的切入点，但是同样也不否定前面两个阶段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形成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这样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才会更加完美。
但是，它带来的一个理论困境就是，肯定前人，当然不应该简单把前人的理论粘贴到我们的理论体系中。但是当下的比较文学两个或三个模式简单相加的理论体系却成了主流思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目前流行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模式有着明显的理论缺陷，首先是历时性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互相重叠问题。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板块中却存在着对同一个研究对象的描述，这样就造成了一些理论问题的重复或者归属不当。比如在平行研究中，一般的教科书都将主题学作为其独特的学科范畴，但是，在处理具体的学科源流的时候，大多提到主题学，也包含了影响研究的一部分支流。比如认为主题学是“着重探讨同一题材、母题、人物典型、意象等的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或者认为主题学是“几种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个主题或者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可以说，研究者时常将主题学置于平行研究的模块下面，但是在进行定义阐释的时候却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主题学归属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影响或者平行研究所能容纳的。主题学最早起源于德国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注重对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在不同空间和时间演变的研究，更切近于题材史的研究，所以，梵·第根就曾经认为主题学研究“各国文学互相假借着的‘题材’”。虽然也有法国学派的研究者比如巴登斯贝格（FernandoBaldensperger）主动批评主题学过于注重材料的辨析，而忽视艺术本身，但是可以说，近似题材史的主题学研究和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是基本相同的。而在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阶段，主题学开始强调那些没有事实影响关系的不同文学体系间的平行主题研究，而且主题学也开始走出“材料”的非议，在研究实践上远远超过其在法国学派前段所获得的成就，这或许就是研究者们在处理主题学时有意无意把它放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里面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主题学只是单单的平行研究而已，它还有以寻根溯源为特征的影响研究模式在里面。可以说，这种主题学的归属问题正说明了两个或三个模块拼合成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重叠之处。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教材中，以历时性学科描述方式来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那么几个模块之间难免会有各说各话、分类的混淆，就会造成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无法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得到贯通。比如影响研究和接受研究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影响研究在早期以法国学派的巴登斯贝格、梵·第根、卡雷（伽列）、基亚等人为主，形成了一套经典的比较文学实证关系研究范式，并逐渐确定了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等方面作为研究领域。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研究已不再是单纯的“国际比较文学关系史”研究了，更多的美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加入影响研究的具体实践和理论拓展之中，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接受美学对影响研究的冲击或者启发。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历史的外部研究自然无法解决文学这一含有特定美学和心理学因素的现象，这样它就动摇了影响研究实证性存在的依据，而这才是影响研究逐渐式微，并被接受研究所取代的关键所在。1979年在因斯布鲁克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第9次学术大会上就以“文学传播和接受”作为大会主题，并结集出版了《文学的交流和接受：第9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论文集》。接受研究被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出现在比较文学学科历史中，正如谢夫莱尔（Yves Chevrel）在1982年《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在法国》一书中所说的，“‘接受’一次成为近15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术语之一”。国内的比较文学概论著作也注意到了接受研究的问题，多部比较文学概论都列出专章来处理接受研究的问题。但是在如何处理接受研究的问题上确实不太一样，因为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接受研究已非早期的实证研究范畴，而是从另一个向度来针对影响研究进行的，影响注重文学现象的传播，而接受注重受众的主体选择，那么接受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一种变体，还是不同于影响研究的新研究范式，它和影响研究的异同在哪里？在多数比较文学教材中，接受研究被置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之中，而在陈惇、刘象愚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却将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并置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类型和研究方法。可以说，这种分类的混乱和无序是由固有的历时性学科理论建构造成的，实际上，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又无法简单地归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里面。影响研究是追求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但是在我们对比较文学历时性的学科理论建构中，我们往往将它们纠结在一起，而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完美的解决。
第三，在理论体系上，这种历时性的板块模式也有理论范畴前后不统一的问题。比如在三个模块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法国学派以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以及异域形象学等构成影响研究的诸研究领域，美国学派则以比较诗学、主题学、文类学、跨学科研究等构成平行研究的诸领域，而中国学派则以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和异质比较、对话、融会法来构成跨文明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范式。考查这个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结构，法、美、中三个阶段的比较文学研究各自从自己的理论支点出发来建构自己对比较文学的理解。如果说，我们主要从研究领域来建构法、美学派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学派的研究我们则以鲜明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方法论意识来提出中国的学科理论体系，后者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上的新发展和新建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史的研究，正如哲学理论和哲学史不属于同一个概念一样。作为一个学科范式，我们所追求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也不应该是三个理论体系的简单相加，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应该走出历时性学科描述的误区，从学科史的研究走向共时性学科新范式的建构。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范式，理应有“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韦勒克语）。
建构比较文学学科的新范式，需要我们打破旧有的历时性描述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模式，从共时性角度来重新整合已经存在的比较文学三个阶段的学科理论资源，将比较文学存在的理论问题在“跨越性”和“文学性”这两个基点上融通。这样，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标准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重新确定为一个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特征是：比较文学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四大研究范围是：第一，比较文学包含了一种对不同文学体系彼此之间的实证性关系研究；第二，它同时又包含了一种对不同文学体系彼此之间变异的研究；第三，建立在文学类同性基础之上的平行研究；第四，比较文学应当拥有真正宽广的、具有世界性胸怀的学科理想，具体就体现在多元文明时代的总体文学的追求上面。
下面将分别结合当前比较文学中存在的理论困境来分析文学的基本特征，并着重谈谈文学变异学问题。
一、 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跨越性研究
文学跨越性研究之所以提出是由于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以前国内外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时都过于表面化，甚至言不及义，不能真正达到比较文学内在的基本的规定性。比如在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多注意到了比较文学的特征是开放性、边缘性。但是这种学科基本理论的主张可以说过于笼统，没有切中要害。首先，以开放性来定位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显得过于宽泛。比较文学的开放性特征一般是指“它不受时间、空间以及作家、作品本身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限制”；而且“比传统的文学研究具有更宽泛的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则“兼容并包”，且能够“接纳新思想、新方法”。这样的开放特征使得比较文学几乎能够包容一切的文学研究范畴，比较文学研究似乎真正如韦勒克所说成为一种“文学研究”了。可以说，这种所谓开放性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一样是很多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就好比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个作家作品的时候，时不时地会不顾及时空的限制而运用一些对比和比较方法，这当然也是一种开放性的视野，但是却和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相去甚远。所以说，开放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特征过于宽泛了。其次，把边缘性或者交叉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就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处于一种附属地位，一个次生学科的定位显然是会阻碍比较文学发展的。
那么，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将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归结为一个最为基本的核心——跨越性。它一方面说出了所谓的开放性或者边缘性所具有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最为恰当地表达了比较文学真正的学科特征。根据比较文学的学科历时发展实践，跨越性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跨越单一的文学体系进行不同的文学比较研究却是比较文学的核心。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辨析跨越性的不同研究侧重点和可能的研究领域。
目前国内关于比较文学跨越性的研究众说纷纭，也就是在比较文学究竟在哪些层面上进行文学跨越性研究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比如在一些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中说，“要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在这个定义中，跨民族和跨语言都超越了经典法美学派的定义中的跨国和跨学科的范畴，首先，提出“跨民族”的观念的研究者主要是认为跨国研究“并不是很精确的，比较文学原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而‘国界’主要是个政治的地理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是同一个民族，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并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讲，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家的界限”。这种观点否定了跨国而提出要跨民族，实际上又走入另一个误区。在法国学派兴起的时候，比较文学研究确实存在着跨国与跨民族并重的特点，不过那是因为在西欧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基本上是重合的，没有必要将二者分割开来。但是随着学科拓展到西欧以外的地方，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现代国家大多都是多民族的，如果每个国家内部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民族之间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实际上是缩小了比较文学的视阈与胸怀，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有悖于比较文学的“世界胸怀”、“国际眼光”这一学科宗旨，所以还是要尊重比较文学学科实践，把一国内部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仍然作为国别文学范畴比较合适。其次，关于比较文学“跨语言”的概念，在法美学派中都没有得到重视，而在中国的研究者中，钱锺书先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但是以跨语言界限来限定比较文学的学科也是存在不少问题的。比如，语言和国家的界限是很不吻合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文学基本上是没有语言界限的，那它们之间的文学比较是否就不是比较文学了呢？相反，同一国家内部也有不同的语言，它们之间的比较是不是比较文学的范畴？再如一些跨语际写作的作家，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这又如何归类呢？所以，将跨语言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样有悖于比较文学的宽广的世界性胸怀，是不恰当的。
探讨了上面两种跨越的不当之处，我们就可以提出一套稳固的关于比较文学跨越学研究范围的概念了。
首先是跨国研究。之所以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国研究是为了承认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实践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学科胸怀。法国学派强调文学关系的重要性，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基亚进一步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强调在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中延伸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美国学派在实践中提出超越文学史的限制，将美学价值也加入进来，不过依然重视比较文学的跨国研究。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中就明确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可以说，因为格外重视没有实际事实关系的文学比较研究，平行研究显得更为重视跨国文学研究。当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依然不会将跨国研究作为过时的理论，它仍然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其次是跨学科研究。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首先提出比较文学除了是跨国文学研究之外，也可以“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也应该是跨科际的研究，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当然，雷马克为了避免这种研究过于大而无当，提出“系统性”的限制，就是只有当文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性比较的时候，比较文学才能够成立。跨学科研究一经提出，就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比如诗与画的研究、文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等等。可以说，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非本科研究已经有了稳固的学科范式，当然应该成为文学跨越学的研究范畴之一。
最后是跨文明研究。跨文明研究的提出和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实践和知识资源密切相关。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比较文学的很多东西。在最初，西方的学者还对中西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抱有“迟疑不决”的态度，因为这种比较已经突破了西方文明的界限，彼此之间差异大于类同。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更多的学者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对中西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肯定性的看法。我曾经在1995年提出作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学科特征是“跨异质文化”的观点，认为“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限，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限，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越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学科定位一经提出，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是由于文化一词含义过于混乱，难免有理解上的误区。实际上，“跨异质文化”和有些学者所提出的“跨文化”研究是不太相同的，前者更注重中西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最大包容点，所以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更为符合我的初衷。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文学跨越学研究的新领域。
二、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新范畴——文学变异学
文学变异学研究是一个比较文学的新范畴，是由我首次提出的。之所以提出这个研究范畴是处于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从人类文学史的历时发展形态上，不同文学体系在横向交流和碰撞中产生了文学新质，使得本土固有的传统得以变迁。这样的文学变异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比如闻一多在论及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时，肯定了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重大推动作用，认为中国没有外来的文学因素的介入，中国本土文学就不会有那么多变异性的发展，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确实，魏晋以降的佛教文学流传进入中土，中国古代文学在这种横向的冲击下吸收和借鉴，产生了新的文学变异因素。不同文化/文学体系之间的碰撞必然会产生冲突，而种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的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变异的文学现象促进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并逐渐融入本土文学的传统中，形成后世文学的典范，就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禅宗文学以及小说、戏剧都成为中国文学固有的传统一样。这样的文学变异现象是丰富而复杂的，因此对文学变异学的研究理应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其次，对于没有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文学变异学研究依然是存在的。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是从“文学性”出发来研究不同体系内文学现象的共同点的。它注重强调没有实践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某种关联性”，这种所谓关联性也就是韦斯坦因所谓的类同或者平行研究中存在的“亲和性”。无论是“关联性”或是“亲和性”，都是一种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这在单一的西方文学/文明体系中是很实际的一种研究方式。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面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这种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变异现象的比较研究曾被西方学者的求同思维所怀疑，可以说这种“迟疑不决”的心态正是比较文学求同思维的具体写照。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求同，而从差异、变化、变异入手来重新考察和界定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领域。
最后，从文学的审美性特点来看，比较文学的研究必然是包括了文学史的实证研究和文学审美批评的研究。法国学派排除了文学研究的美学特质，而单纯强调文学外部的实证性研究，文学性的放逐直接地导致比较文学发展的非文学特征。但是文学现象之间的传递、影响、接受和借鉴都伴随着审美性因素，带有心理因素，而这是实证关系研究所无法求证的。上文中关于对影响研究反思的论述中已经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比较文学如何定位这样的文学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研究并入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它不再只注意文学现象之间的外部影响研究，而是将文学的审美价值引入比较研究，从非实证性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文学现象之间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上新的变异所在。
从上面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文学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变异，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
文学变异学的研究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
一是语言层面变异学。它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译介学研究。国内一般的比较文学教材都将译介学放入媒介学研究的范畴之中，但是由于媒介学属于传统实证的影响关系研究，而译介学却涉及了很多跨越不同语言/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很难将译介学归入此类。也就是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字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由于当下视野中的译介学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所强调的已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创造性的叛逆”。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一种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文化/文学研究，那么译介学就不能用简单的实证影响关系来作为研究方式了，它已经超出了媒介学研究的范畴。而其中，我们要把研究的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那些语词的变异本身，也就是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形象学产生在20世纪的中叶，基亚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论述形象学，并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虽然后来韦勒克却有以形象学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来否定卡雷（伽列）和基亚的尝试，但随着社会科学新理论的出现，形象学逐渐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分支之一。当然，形象学也从最早的实证性关系研究，而走入对一种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范畴里面。形象学主要研究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在这里，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必然使得变异成必然。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这个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变异的规律性所在。
第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可能的变异也将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上文已经提到，文学接受之所以不能归属于文学关系研究就在于后者是实证性的，而文学接受的过程却是有美学和心理学因素渗入，最终无法证实，是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首先，它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领域。其次，文学文本变异研究还包括那些以前平行研究范畴内的主题学和文类学的研究。主题学和文类学虽然研究范围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法、美派追求“类同”或者“亲和性”的比较文学研究。而实际上不同文学/文明体系中存在的文本之间的主题和文类在某点的类同之外，更多的却是不同之处，那么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而且通过不同文学主题和文类变异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更为有效地展开不同文学的对话，从而更为明了地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
第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文学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穿越，必然要面对不同文化模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事情，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其中，以文化过滤现象最为突出。文化过滤是指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己本身文化背景和传统而有意无意地对传播方文学信息进行选择、改造、删改和过滤的现象。文化过滤研究和文学接受研究很容易混淆，但是最为关键的就是文化过滤主要是指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不是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同时，文化过滤带来了一个更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就是文学的误读，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圈时造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文学误读现象。那么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是怎么样的关联？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如何？它们是如何成对发生的？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内在的规律性是什么？这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所主要探讨的问题。
（原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