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滕文公问为国。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1）。’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2）。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3）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4）。龙子（5）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6）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7），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8），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9）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10）。’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11）’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使毕战（12）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13），谷禄（14）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滕文公章句上》
【注释】
（1）诗句出自《诗经·豳风·七月》。昼，白天。尔，你。宵，晚上。索，搓成绳索。亟，急忙。乘，修理。
（2）罔：同“网”，张网的意思。
（3）阳虎：又作阳货，春秋末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
（4）藉：同“借”。意思是借助民力。贡、助、彻，均为三代赋税制度。
（5）龙子：古代贤人。
（6）挍：同“较”，比较。
（7）狼戾：狼藉
（8）盻盻然：怨愤的样子。
（9）称：举。
（10）出自《诗经·小雅·大田》。
（11）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12）毕战：滕国的臣子。井地，即井田，相传为古代的一种土地制度。
（13）钧：同“均”。
（14）谷禄：俸禄。古代官员的工资用谷物来计算。圭田：收入用于祭司的土地，不在世禄之内。圭，洁。
【译文】
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问题。
孟子说：“有关百姓的事应该刻不容缓，及时处理。《诗经》中说：‘白天去割茅草，晚上把绳搓好；赶紧上房修屋，就要播种百谷。’老百姓的基本情况是，有固定产业的人才会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不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胡作非为，坏事做绝。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就用刑法惩罚他们，这就像是安下法网引诱百姓往里钻。哪有仁爱之人做了国君却用这种坑害百姓的方法来治理国家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并且礼贤下士，向百姓征收赋税有一定的节制。阳虎曾说：‘要发财就顾不上仁爱，要仁爱就不能发财。’
“古代的税收制度是这样的：夏朝每五十亩地，赋税采用‘贡’法；商朝每七十亩地，赋税采用‘助’法；周朝每一百亩地，赋税采用‘彻’法。其实税率都是十分抽一。‘彻’，是通彻的意思；‘助’，是借助的意思。龙子说：‘管理田税最好的办法，是助法而不是贡法。’所谓贡法，就是比较多年的收成，取平均数作为固定数目，按这个数目征税。如果是丰年，粮食堆积遍地，多征些粮不算苛刻，但按贡法却收得很少；如果是荒年，田地的收入连来年肥田的费用都不够，而按贡法却要足数征收。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却使百姓民怨沸腾，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他们的爹娘，还得靠借贷来补齐纳税的份额，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于沟壑，这种国君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做官的都享有世代沿袭的俸禄，这在滕国本来就实行了，但老百姓却没有收入保证。《诗经》上说：‘雨先下到公田里，然后降到私田中。’只有实行助法才有公田。由此可见，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
“要设立庠、序、学、校来教育百姓。‘庠’就是培养的意思；‘校’就是教导的意思；‘序’就是习射的意思。夏代称地方学校为‘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至于‘学’，是中央直属学校，三代共享这个名称。这些学校都是用来教人懂得伦理关系的。上层人明白了伦理关系，下面的老百姓自然就会相亲相爱。您要这么做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学习效仿，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成了圣王的老师了。《诗经》上说：‘周朝虽是古老的诸侯国，却担负着上天所赋予的新使命。’这说的是文王。您努力去做，一定也会让您的国家面貌为之一新。”
滕文公又派毕战来问井田的问题。
孟子说：“您的君主将要施行仁政，选派你来问我，你一定要努力啊！施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定田界开始。田界不准确，井田的大小就不一样，作为俸禄的田租收入也就不会公平合理，因此，暴君和贪官污吏必定会故意搞乱田地的界限。如果田界划分准确了，那么分配土地、制定俸禄这些事情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滕国，虽然面积很小，可也得有官吏和平民。没有官员，就没人来治理民众；没有民众，就没有人来供养官吏。我建议：在农村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都市实行交纳十分抽一的赋税。公卿以下的官吏一定要有可供祭祀费用的五十亩田地，对家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另给二十五亩。百姓丧葬迁居都不用离开本乡。乡里土地在同一井田的各家，出入相互结伴，守卫防盗相互帮助，有病相互照顾，那么百姓之间就亲近和睦。一里见方的土地定为一方井田，每一井田九百亩地，中间一块是公田。八家都有一百亩私田，（首先）共同耕作公田；公田农事完毕，才敢忙私田上的农活，这就是使君子和农夫有所区别的办法。这是井田制的大概情况；至于如何改进完善，那就在于你的国君和你的努力了。”
【述评】
王道仁政的经济基础
战国时期，世事纷纭，离乱频仍，这种政治状态让那个时期大多数的思想家在自己的理论构架中，将对现实的干预放在了第一位。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种体现。在孟子那里，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是孟子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宇宙观、认识论、道德论、教育观、人性论都是服务于这一内容的。“与民同乐”、“保民而王”、“仁者无敌”等这些政治观念构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的大部分内容，那么王道政治中经济和文化的状况应该保持在一种什么样的层面上，才能使得这些观念真正的变成现实呢？孟子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虽然孟子的一些经济和教育规划在今天，即使是在当时，也不太符合现实要求，难以付诸实践，但是其中所渗透的经济思想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之前，孟子首先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其一是，“民事不可缓也”。其二是，“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前一个观念中是孟子人本思想的丰富。民事者，农事也。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农民问题是整个社会的核心问题。孟子认为处理好农事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保证社会的底层力量拥有物质上的保证，这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在当下社会中，农民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当政者应该特别关注的问题，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应该就是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因为这占整个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人群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现在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还是相对突出的，有许多地方并不尽如人意，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受影响最大的也是农民，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历史上，重视农业经济是取得政治清平的重要途径之一，汉文帝的行政方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汉文帝刘恒，汉高祖刘邦之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恒被刘邦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长期执掌西汉政权的吕后病死，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联手消灭吕氏集团，迎立刘恒为皇帝，也就是汉文帝。
西汉初年，由于楚汉战争，整个社会一片衰败的景象。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百姓窘困，连当时的将相入朝都得乘坐牛车。为发展经济，汉文帝在位期间，减轻赋税，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省费利民，与民休息，为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文帝即位第二年，博士贾谊上书文帝，指出当时弃农经商、奢靡浪费之风的危害，对汉朝开国以来国库空虚的现状深表忧虑，要求朝廷重视农业经济，加强对农民的管理。汉文帝采纳了他的规谏，首先恢复了先秦时期天子亲率万民耕种的“藉田”传统，以示对农耕的关注。然后，他又下令田租减半，实行三十税一，也就是缴纳收获谷物的三十分之一作为田租，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文帝又发布诏书，指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并下令彻底免除田税。这项命令颁布后，十几年未曾改变，一直到景帝时期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税制。
减免赋税，给了农业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汉朝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起色。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文帝还注意减省耗费，力戒铺张。
文帝自登位以来，生活一直保持俭朴的作风，他穿的是粗布衣服，文帝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从不拖到地面，他认为这样就能够节省下很多的布料，给其他人做衣服。他屋里的帷帐都没有刺绣花纹，布置也很简单，努力和普通百姓一样。不仅如此，他还很关心百姓，要是法律有不利于百姓的，他就马上禁止施行。他曾经想修建一个露台，工匠计算，大约需要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对百官感叹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财产的总和。我现在住着帝王的宫殿已经很奢侈了，还要露台做什么呢？”于是就放弃了修建露台的计划。汉文帝的节俭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他的百姓也以他为榜样，生活节俭，社会安定。
文帝后元六年，京师各地出现了特大旱灾和蝗灾，文帝下令撤销国家垄断山泽的禁令，使老百姓可以自由渔猎和采樵，以渡难关。同时削减宫中用度，裁减官吏，开仓赈济灾民。民众深受感动。
由于文帝的农业方针得当，政治相对清平，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汉朝也从原来的一片凋敝过渡到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由此也开启“文景之治”的序幕。
至于后一个观念，这是孟子反复论述的一个社会原则。在《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就曾提出这一观念。他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思是没有稳定的资产作为生活保证，却又保持良好的道德品质，恐怕只有贤达之人才能做到，这里的“士人”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但是任何的社会都不可能只由君子构成，恰恰相反，构成社会基础的是那些底层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没有生活必需的财产的人，很难拥有人的尊严。同样，一个贫民遍地的社会，人们就会普遍地缺乏道德约束和责任心，因为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不要尊严，可以出卖灵魂，他们可以舍弃贫穷的安宁，他们就会追求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东西，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孟子认为，一般的民众，如果没有稳定的资产收入，便缺乏坚定的信念。一旦缺乏坚定的信念，便会放纵、骄奢、奸诈、欺骗，无所不为，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破坏安宁的台风。如果等到这些人犯了罪，然后国家再用刑罚去惩罚他们，等于国家用罗网故意引导民众而捕之。所以，为了社会的底层能够具有“恒心”，孟子提出要“制民之产”，也就是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善王道政治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其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得到好的推行。
那么如何才能使民有恒产呢？在《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曾作过简单的介绍，在本章中他进行了进一步地详细论述。在孟子看来，“井田制”的推行，是民有恒产的重要措施，也是孟子仁政的核心观念之一。
井田制作为一种国家土地所有制，所对应的社会体制就是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具有公社性质的奴隶制，这不同于西方的人身物化的奴隶制度。井田制下的土地属于国有，土地不能买卖，奴隶不能随便迁徙。孟子笔下的“井田制”虽是孟子托古改制的结果，具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他的叙述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土地制度的大致模样。孟子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春秋·谷梁传》中也记载：“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根据上述材料，我们看出所谓井田制度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九百亩地为一里，化成井字形；
第二，土地平均分配，八家皆私百亩，人员不得随便迁徙；
第三，耕种者必先完成公田作业，然后才能从事私田。
在这样一种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孟子强调要采用先进的赋税制度。他比较了古代“贡”、“助”、“彻”的赋税制度，认为以平均数为基础的“贡法”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这样会使人民在荒年赋税沉重而难以生存，他主张以比例数为基础的“助法”，缓解荒年农民的压力，并提出了十一税制。
有了良好的经济条件的保障之后，整个社会要大力兴办教育，这是王道政治的精神保障，推行教育的目的就是“所以明人伦也”。这是社会道德体系构建的重要一步，“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如下”，如此才能够完成和谐社会的精神层面的建设。
孟子的一些方法今天看来已经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了，但是，其中所体现的社会物质体系和道德体系的重要原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以民生为标准，以和谐为指归，这是先进社会所应当秉承的，二者不可偏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