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文
凡釆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
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
其曰“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千矣。
茶有千万状，卤莽而言，如胡人靴者，蹙缩然（京锥文也）：犁牛臆者，廉檐然（封音朋，野牛也）；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飙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眦之（谓澄泥也）；又如新治地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经。此皆茶之精腴。有如竹箨者，枝干坚实，艰于蒸捣，故其形麓徒然（上离卞师）；有如霜荷者，茎叶凋沮，易其状貌，故厥状委萃然。此皆茶之瘠老者也。
自采至于封，七经目。自胡鞾至于霜荷，八等。
或以光黑平正言嘉者，斯鉴之下也。以皱黄坳垤言佳者，鉴之次也。若皆言嘉及皆言不嘉者，鉴之上也。何者？出膏者光，含膏者皱；宿制者则黑，日成者则黄；蒸压则平正，纵之则坳垤。此茶与草木叶一也。
茶之否臧，存于口诀。
二、解析
《三之造》所叙述的是唐代讲茶的采制方法和品质鉴别方法，明徐同气所说的“陆子之文，奥质奇离（深奥质朴的意思）”（见《茶经序》），在这一章表现得更为突出。陆羽在叙述“茶有千万状”时，运用了大量形象化的词汇，如“胡人靴”、“犎牛臆”等，把饼茶分为八等，可说“奇离”之至。但从这一章中，可以看到《茶经》作者对于饼茶品质的鉴别，是很有研究的，他使用朴素的叙述方法，说明了制造技术与品质的辩证关系，发人深思。
《三之造》以制造为名，但直接涉及到制造方法的，仅一个整句，十多个字，所谓采制饼茶的“七经目”，重点在“采”而不在其他的六道工序，这是使要求了解唐代制茶技术的读者会感到不满足的。此外，在这一章的最后，《茶经》作者留下了一个难题，说：“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口诀是什么？《茶经》没有写出来，也许这就是《茶经》的“奥质”所在，留待后人去探索了。
三、茶叶的采摘
《三之造》首先谈了茶叶采摘问题，一开始就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唐代使用的是现在的农历，则采摘期是在公历的三、四、五月间，即现在长江流域一带的春茶生产季节。
在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讲到茶叶采摘季节的，如《茶经·七之事》引《本草》说：
“苦茶，一名茶……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
又引陶弘景注说：
“茗，春采，谓之苦搽。”
这两条说得很明白，是“春采”，“三月三日采干”。
唐人诗句中说到采茶季节的较多。如李郢《茶山贡焙歌》说：“春风三月贡茶时……到时须及清明宴。”又如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蜀茶诗》说：“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千片火前春。”又如李德裕《忆茗芽》诗说：“谷中春日暖，渐忆啜茶英，欲及清明火，能消醉客心。”又如李咸用《谢僧寄茶》诗说：“倾筐短甑蒸新鲜，白苎眼细匀于研，砖排古砌春苔干，殷勤寄我清明前。”这里所说的“春风三月”、“火前春”、“清明火”、“清明前”，都在清明节以前（古代寒食节禁火，寒食在清明前一天或两天，所以火前就是清明以前）。
五代蜀毛文锡在所著的《茶谱》中，曾介绍了四川一些产茶地区的釆茶季节，如蒙顶是在“禁火之前”，邛州在“火前、火后”，龙安（即现在的安县）在“骑火”（“不在火前，不在火后”），说明当时四川茶叶的采摘季节，由于当地一般温度比较高，早采的地方大都在清明节以前。所以一般长江中下游尚未“见新”，四川茶叶即可早半个月送到该地区了。
茶叶采摘季节，因茶叶生产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自不可能一致，同时，各种成品茶对原料的要求不同，采摘季节的先后差别也就更大。如宋代的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说：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岁多暖，则先惊蛰十日即芽；岁多寒，则后惊蛰五日始发。先芽者气味俱不佳，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诸焙后北苑者半月，去远则益晚。”
此外，黄儒《品茶要录》、赵汝砺《北苑别录》、赵佶《大观茶论》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也都说采茶在惊蛰前后。这些文章（也包括《东溪试茶录》）所记述的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建茶或北苑贡茶，由于产地气候较暖，所以开采时间就比其他地方为早。
关于开采的时间，在北宋以后的史料中，说法不尽相同。如南宋王现国在《学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社前”指的是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约在春分前后。又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兰亭花坞茶涛》中，则说“兰亭步口水如天，茶市纷纷趁雨前”，说的是谷雨以前。明代一般产茶地区的茶叶采摘期，也大都在谷雨前后（见张源《茶录》、许次纾《茶疏》）。但当时“世竞珍之”的罗岕茶，则采摘期要到立夏（见许次纤《茶疏》、周高超《洞山芥茶系》、冯可宾《芥茶笺》），总的说来，上述的采摘期都还在《茶经》所说的“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至于元代萨都剌在《谢参政许可用赠茶》诗中说的福建茶，其采摘期是在立春后十日，则显然在《茶经》所说的采茶月份以前了。采摘季节与茶叶品质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在元明时期已开始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采之宜早”（见元王桢《农书》卷十《百谷讠曹》），一种认为“贵及其时”（见明张源《茶录》）。
谈到采摘秋茶的，最早的当推晋·杜育的《荈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舜草，弥谷被冈……月惟初秋……是采是求。”
不过，杜育所说的“初秋”所釆的茶，可能是野生茶，至于在史料中记述秋茶可采的，则在明代以后。如明·许次纾《茶疏》说：
“往日无有于秋日摘茶者，近乃有之。秋七、八月重摘一番，谓之早春，其品甚佳，不嫌稍薄。他山射利，多摘梅茶，梅茶涩苦，止堪作下食，且伤秋摘佳产，戒之。”
又据明·陈继儒《太平清活》说：
“吴人于十月釆小春茶，此时不独逗漏花枝；而尤喜日光晴暖，从此蹉过，霜凄雁冻，不复可堪矣。”
清陆廷灿《续茶经》引王草堂《茶说》（王草堂名复礼，清初人，《茶说》成书的时间，在1717年以前）也说：
“武夷茶自谷雨釆至立夏，谓之头春；约隔二旬复采，谓之二春，又隔又采，谓之三春。头春叶粗，味浓；二春、三春叶渐细，味渐薄，且带苦矣。夏末秋初又枣一次，名为秋露，香更浓，味亦佳，但为来年计，惜之，不能多采耳。”
从上面所引的有关一些茶区的史料，可见在南宋以前，各地的茶叶采摘，一般只限于春夏季的所谓“春茶”或“头茶”（采摘野生茶的除外），明代以后，采茶季节才逐渐延长，不但有所谓头春、二春、三春等春、夏茶，而且也有采摘秋茶的了。同时，在元明时期，还认识到：采摘期的早迟，对茶叶品质的优次，是密切相关的。
所谓采摘季节或采摘期，一是指茶叶的生产季节，即自开采时起到封园时止的整个采茶时期；二是指掌握新梢的萌发程度，适时地进行采摘。
我国茶区辽阔，气候条件不一，茶产种类又多，由于各地茶园管理和采制方法的不同，茶叶采摘时期差异很大。如我国最南部的海南岛地区，茶树全年都在萌芽，一年可以采摘十个月以上；长江以南，一年可采8个月；长江以北，每年只能采5—6个月。
我国大部分茶区，对采摘时期，一般分春、夏、秋三季（南部茶区有的分四季或分轮次）。清明到立夏为春茶季节；小满到夏至为夏茶季节；大暑到寒露为秋茶季节。每季釆摘的迟早和采期的长短，大部分受气温和雨量的制约。春季主要是看气温，夏、秋季主要是看雨水。
茶季开始时，必须严格掌握采摘时期。当茶树上有10%—15％的新梢符合采摘标准时，即须采摘。几乎所有茶区都流传着这桩的谚语：“茶树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釆三天变成草。”特别是在雨水多、气温高的季节，芽叶很容易长大变老，所以有所谓“茶到立夏一夜粗”的说法。
过去，许多茶区只采春、夏两季，不采秋茶。这在茶园管理粗放的条件下，当然不能充分发挥茶树的生产潜力。现在在改善和加强茶园的肥培管理的基础上，已重视秋茶采摘，秋茶产量几占全年总产量的20%左右，有的地区还占30％以上，秋茶质量一般比夏茶还好。
综上所述，我国茶叶的采摘时期，依据茶叶生产的长期实践来看，陆羽所说的“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了。
《三之造》中所说的采摘的具体做法，可以归纳为两条：第一，当生长在肥沃土壤里的粗壮的芽叶的新梢长到四、五寸时，就可采摘；对生长在草木丛中的细弱的芽叶的枝梢，有萌发三枝、四枝、五枝的，可以选择当中的枝梢长得秀长挺拔的采摘；这是从土壤条件说明对茶树新梢伸长程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以新梢长度、长势作为适度采摘的标准。在茶园土壤肥沃、茶树生长势旺盛的情况下，当新梢伸长到四、五寸时，即采摘下来。这时，新梢已充分成熟，对茶叶品质不利的成分如纤维素等的含量虽然有所增加，至有利于品质的咖啡碱、儿茶素的含量有所减少，但由于饼茶在制造中要捣烂，饮用时要煎煮，仍能把梗子和叶片中所含的成分充分煎煮出来，因此，这种采摘标准是适合当时饼茶要求的。另外，对生长在土壤瘠薄、草木丛中的茶树所发出的芽叶的枝梢，因枝梢有强弱，发芽有先后，根据主枝和顶芽先发的特性，选择当中的强壮枝梢采摘，可做到先达标准的先采，未达标准的留后采，这对茶树的生育和提高茶叶的产量与质量都是有利的。第二，下雨天不采，晴天有云也不采，在天气晴朗有露的早晨才采摘。这是从制茶的原料要求和当时生产条件，说明采摘时间与茶叶品质的相互关系。但“晴有云不采”，现在看来，这种要求已超过了实际可能；“凌露采焉”的露水叶，现在都认为质量并不好。《茶经》之所以这样提，可能是当时蒸青杀青对鲜叶附着水分的控制，不像后来炒青杀青要求得那样严格，时代不同，提法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
在唐代，皮日休和陆龟蒙的《茶笋》诗中，都谈到了茶叶的采摘标准，大意与《茶经》所说的相同。如皮日休的诗说：“亵（音ɡòu，形容禾黍茂盛）然三五寸，生必依岩洞……每为遇之疏，南山挂幽梦。”又如陆龟蒙的诗则说：“所孕和气深，时抽玉苕（也叫凌霄、紫葳，落叶木质藤本，叶对生）短……秀色自准之，颐筐不曾满。”意思是：生长茶笋或茶芽的新梢，当长到三五寸或是像美好的萏叶那样长短时，就可以采摘了。
北宋时代的北苑贡茶，仍沿用《茶经》所说的“凌露采”，并提出了采茶的手法，即要用甲（即指甲）而不要用指（即手指）快速掐采，以不使鲜叶柔软，否则，就会使鲜叶发热，损害叶质。如赵汝砺在《北苑别录》中叙述北苑贡茶的采摘情况时说：
“采茶之法，须是侵晨，不可见日。侵晨则夜露未晞，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故每日常以五更挝（音zhua，打的意思）鼓，集群夫于凤凰山（山有打鼓亭），监采官人给一牌入山，至辰刻，则复呜锣以聚之，恐其蝓时贪多务得也。大抵采茶亦须习熟，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非特识茶发早晚所在。而于釆摘，亦知其指要（意思同要旨）。盖以指而不以甲，则名温而易损；以甲而不以指，则速断而不柔。故釆夫欲其习熟，政为是耳（采夫日役二百十二人）。”
又如赵佶《大观茶论》说：
“撷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芽，不以指揉，虑气汗薰积，茶不鲜洁。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
《大观茶论》所说的要茶工把采下的鲜叶投放在所随带的水里，以免沾染污气，茶不鲜洁，这是“贡茶”的一种苛刻的要求，也是对劳动人民的一种鄙视的说法，是不足为法的。
上引的《北苑别录》，还对已采茶芽的拣选，十分重视，说道：
“使其择焉而精，则茶之色味无不佳。万一杂之以所不取，则首面不均，色浊而味重也。”
到了明代，有的仍沿用《茶经》所说的“凌露采”，有的则与《茶经》同样地说：“有雨不采。”（见张烦《茶录》、罗廪《茶解》）至层隆《考槃余事》所说的“若闽广岭南，多瘴疠之气，必待日出山霁，雾障岚气收净，釆之可也”，恰又为《茶经》所提出的“晴，有云不釆。”作了说明。此外，屠隆在同书中，对茶叶的采摘标准，还提出了与宋代北苑贡茶有所不同的要求。他说：
“采茶不必太细，细则芽初萌而味欠足；不必太青，青则茶已老而味欠嫩。须在谷雨前后，觅成梗带叶，微绿色而团且厚者为上。”
这是因为贡茶的品质要求高，而一般的茶叶要求低，所以采摘标准就大不一样。
在明代，有的既重视已釆芽叶的摊放，还和北苑贡茶一样，也重视对已采芽叶的拣剔。如冯可宾在《岕茶笺》中曾说：
“看风门晴和，月露初收，亲自监采入篮。如烈日之下，又防篮内郁蒸，须伞盖。至舍，速倾于净匾内，薄摊细拣，枯枝、病叶、蛸丝、青牛之类，一一剔去，方为精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