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时代，也学过一些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学过，但由于年轻，缺乏生活经历，认识不深刻，学习仅仅为了应付考试。总觉得哲学很玄妙，又很枯燥，对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根本不理解，生活和哲学仿佛是两条平行线，无法相交。
我开始真正自觉地读哲学书籍，是从1968年初“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的。那年我35岁，生活已历经坎坷。尤其由于我的海外关系多，被造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定为“投敌叛国分子”，隔离审查、批斗，长达两年之久。当时我被关押在嵊县卫校的一排平房之中，由于实在无事可做，又一人一间房，很孤独、苦闷，想看一些书，又无书可看，只允许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于是我要求母亲将家中唯一值钱的一张老式床卖掉，将所得的150元钱全部去新华书店买马列著作。当时一册《反杜林论》只7角钱。买150元的著作，数量就相当可观了。连《资本论》的三大册也全部买了来。
开始，读这些书，仅仅为了消磨时间，而且读《资本论》有许多地方看不懂，看不懂我就“走马观花”，一目三行，一知半解也无所谓。但这种“走马观花”也有好处，至少懂一点大概的意思。
后来我读到一册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让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空间与时间”、“自由与必然”等科学的论述，这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第一次认识到波格丹诺夫的唯心观点与辩证唯物观点的根本区别。
从列宁的哲学著作开始，接着我又认真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又读了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著作，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通俗易懂，我受益匪浅。
从此，我对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真正产生了兴趣，从对《资本论》的“走马观花”到对哲学著作的“安家落户”，我决意专心攻读哲学书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已整整30多年了。我读了不少中国古代、西欧、东欧近代的哲学书籍，即使“走马观花”也好，当然有许多哲学著作至今仍然似懂非懂。
但在很漫长的岁月里，学哲学仅仅作为增加知识的手段，作为在亲朋面前夸夸其谈的资本。至于如何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从来没考虑过。现在想来，当时哲学还没有在我心里“安家落户”。
通过学哲学，我的思维活跃起来，讲起理论有一套，分析社会某种现象，分析某些人存在的问题，我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却从来没有用哲学来针对自己身上的问题。
相反，我认为，既然客观事物永远是运动着的，而且，当我们的主观世界去认识客观事物时，永远只能接近它，而不能100%地来完全认识它。这就是说，别人来认识我这个人，也永远无法认识我的全貌。既然如此，如果我做得隐蔽些，寻欢作乐、拍一些黄色照片，别人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于是我成了一个“自觉”的两面人，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然而“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万万没有想到1983年在全国严打的声浪中锒铛入狱。
10年大牢的改造，是痛苦的。这时我才开始严肃地反思，用哲学的武器无情地解剖自己。
然而，一个人若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改造自己久已养成的恶习，不但是痛苦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反改造的人们，他们只有通过强迫改造，才能自觉改造。
我个性很强，开始的几年改造生活，常常因为一点小事与他人争吵，还对抗过队长的教育，有反改造的行为。后来经过强制改造，在队长的教育和其他犯人监督下，我才渐渐地改掉不少恶习。
10年劳改，我最大的收获是真正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回归社会后，我越来越尝到哲学对实践指导意义的甜头。
回归社会16年来，我所以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并有了一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辩证法对我的指导。
回忆这个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个结论。
回归社会后，我想大干一番，但却碰到一连串的打击。
我向《嵊县经济报》投稿，报社发表我的摄影作品时，有人批评报社：“汪爱源是劳改释放犯，为什么经常发表他的作品？”于是报社建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今后发表我的作品改用笔名：汪洋。
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去大街买点东西，突然被一青年人飞驰的摩托车撞倒，我的自行车的前后轮都撞变了形，我也受了轻伤，我拉他要求赔偿，没想到他破口大骂：“你这个劳改犯想要翻天？”一边破口大骂，一边骑车扬长而去，路人见了也没人打抱不平，只是摇头感叹。
又有一次，在人民剧院举行表彰大会，当发奖时，有一个单位的领导要我登台去拍摄，没想到我刚登台，舞台上突然冲出一个干部，大骂：“你给我滚下去！”
在开始回归社会的三年中，碰到这些不愉快的事不下二十余次。
但每次我都“忍”了。也只能“忍”了！
有人说我过去的牛脾气怎么一下子改了？其实这正是劳改10年痛苦磨炼出来的“修”功。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细节。
那位叫我“滚下去！”的干部事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当时中央台在拍，你随便上来不是乱了套？”
我立即意识到，这位干部的行为，已经为事物的转化创造了条件。
我笑道：“以后一定注意。”
于是两人握手言欢。
从此，我俩成了好朋友，凡我办的摄影展他都来参加，更让人感动的是当浙江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题片时，他坚决支持。
这件事使我深深地懂得，生活中应如何运用辩证法促使矛盾的转化。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事物的转化是有条件的，那么我应该如何行动起来，促使人们对我理解、宽容与接纳呢？
于是，我首先利用劳改中学习到的摄影理论知识，开办起“摄影培训班”。当时社会上各类培训班众多，培训费一般在100元以上，我只象征性地收15元。第一期培训班只有8个学生，由于我教学认真，又手把手地教，第二期学员猛增到60名。因我的场地小，于是分两班进行。摄影班每一月为一期，我连续办了20期，学员达500多人，这些学员中有工人、农民、商人、医生、教师等不同身份的人。后来发展到七所中小学聘请我担任摄影班辅导员。我觉得，这时哲学才真正在我心里“安家落户”了。
同时，我又积极投入我的摄影创作，16年来在全国各报刊发表摄影作品近千幅，其中有13幅在省级以上摄影大赛中获奖。2003年终于荣幸地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事物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产生转化，我感到最幸福的是，如今再也没有人叫我劳改犯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感到最幸福的称呼：汪老师。
回归社会16年来，在实践中我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为行动指南，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哲学的此岸性、现实性和力量性（即精神能转化为物质）。许多人把哲学视为“彼岸性”，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难怪当年毛泽东曾指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解放出来。这具有何等巨大的历史意义啊！
当然我更不能忘记，促使事物转化有一个更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感谢党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
因此，我要说，感谢时代给我带来春风。我想大声地告诉那些像我一样犯过罪错的人，我们只要以唯物辩证法作为行动的指南，坚信我们将会有美好的明天。
2008年元旦
写于浙江嵊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