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正是唐万新40岁生日，唐万新动员德隆人继续坚守：“这道坎过去了，德隆还会有更美好的未来，若过不去，大家再也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开会了。”4月13日，健桥证券首先抛售合金投资股票，合金投资股票跌停。4月14日，老三股崩盘，德隆上百亿市值蒸发。4月15日之后，德隆债权人如潮水般涌入上海德隆大厦，唐万新再不敢露面。7月18日，唐万新被中国警方监控。
在从经济此岸走向彼岸的过程中，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波三折，站在改革前沿甚至先于政策而行的民营资本，往往承担着更大的经营风险。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寄希望于侥幸过关，以领跑者姿态占据先机；有时，他们由于对政策把握不准而在前进过程中懵懂地撞到宏观调控的枪口。
然而，在新环境中边走边看的政府，往往倾向或习惯于用更简单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由于急于扭转中国的经济风向，政府的手很容易伸进微观经济领域，甚至强行调配资源。国有企业是“长子”，外资企业也不能得罪太多，最后的牺牲者往往是民营企业。的确，民营经济中的一些企业是“害群之马”，他们过分迷恋财富不惜以身试法，违背社会道义和企业家精神。但是，就民营经济整体而言，他们不应该永远成为杀鸡儆猴策略中的“鸡”。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的列车，它的行驶不是急刹车，是点刹车。”被点住的，往往是“民”字当头的企业。
大萧条时代，凯恩斯指出市场的机制也会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政府权责逐步减少，最终退出某些领域的过程。同时，作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宏观调控，是决定中国改革历程的关键因素。
关于深化改革，已从上至下达成共识，改革路径的选择与改革目标的连续性，则为不断摸索的过程，改革路径与改革目标也在不断调整，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例如经济改革的目标就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式发展方式，经济学家张维迎甚至认为“零碎的”比“渐进式”的说法更确切。
由于改革路径“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反映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即是当经济出现不确定因素，如经济过热或发展偏慢时，政府的反应就不够果断干脆与坚决。
论及2004年的宏观调控时，《商务周刊》写过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尽管中国政府推动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但在试验场上难免会出现疑虑、焦虑甚至迷茫，其中典型的表现是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制度闸门一开，民营经济大肆涌入，五花八门，其中还不乏冒险者，这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犹豫情结。而且，民营经济越是发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就越容易顾虑重重。
事实上，对发展节奏的快慢以及改革方式进行质疑的，还不止政府。由于受缺乏经验借鉴、利益博弈、所属学派不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不少媒体、学者乃至普通人，尽管已达成必须改革开放的共识，但对于发展节奏和改革路径，也会存在一些争议。譬如对国有改制，一方面人们支持还权于民，认为国有产权必须动手术，但又担忧变革的过程中，由于改制方式的缺陷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出现了国有产权改革路径的大争论。
人们已经形成统一的认识，认识到国家宏观调控在推动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当经济过热或过冷时，也需政府出台一定的货币或财政政策进行干预，以实现改革开放的良性发展。同时，对于一些经济成分，如民营经济，也要引导其实现健康、良性的发展。因为，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固然令人欣喜，但超出道德与法律界限的欲望膨胀以及毫无节制地向权力献媚，也会颠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轨道，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
如何进行宏观调控，经济学家给出的建议是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让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没有必要对微观经济进行直接干预，更不应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