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仙逝的消息，想来会对华人世界带来不小震动。眼下我正巧在读他的《中国人史纲》，行将读毕时，斯人却驾鹤西去。好在他早留给世间煌煌的智慧圣殿，使我与大师的精神对话仍可继续。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越发喜欢读史，特别是那些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史书，必在我阅读范围内。至今，我读过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不会萎缩》、《万历十五年》；史景迁先生的中国历史丛书之《皇帝与秀才》；再就是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这些书有着各自的历史关注点，不同的著述史观，迥异的语言风格。三位史学家两位来自美国，其中史景迁还是个老外；第三位则出自台湾，没有内地的。
在我看来，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显殊于两个美国人的史书，甚至与所有的历史书都保持着很大的差异。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用了感性的语言去评述历史人物与事件，其感性化的激烈甚至还不时冒出“火气”来。说白了，就是在骂人诟事。这样的著史观，似乎所有历史学家们都不敢尝试，因为这意味着作者将冒着对历史缺乏理性科学的分析评判，著述史观不够严肃，甚至失去一个学者的学力涵养等诸多风险。而我欣赏他的恰恰是这一特点。
初读时尚不习惯，也许受到太多传统历史书籍影响，总觉得写史就应该冷静客观。司马迁《史记·垓下之围》虽然对项羽的个性进行了略带主观性的文学塑造，把项羽这位叱咤风云的盖世英雄的另一面——儿女情长，通过一段吟唱和唱罢泪如雨注的哭泣凸显出来。其春秋笔法还是掩饰不了对项羽的喜爱，可是他老人家马上就在编后语加上了“太史公曰……”一段话，分析了项羽失败不是天要亡之，而是他“奋其私志而不师古”的结果，不仅公允客观，更把自己感情用事之嫌洗刷的干干净净。司马迁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说了。他的崇拜者史景迁干脆就学司马迁如何讲故事，对历史人事不加一句主观评价，让史实本身显现它的客观意义；而黄仁宇则完全以客观量化的分析，力图构建起他科学历史观的大厦。这些书都是在我读《中国人史纲》之前，所以使我不自觉地形成了某种定势。那么柏杨的做法是否缺乏理性？
未必！我所说的感性语言是指他在概述了历史走势线条时，对其中的一些人事进行了主观的情绪化的评说，而且保持了全书语言风格的一贯性。那柏杨为何一反常规，走起了学术钢丝。我认为自有其道理。纵观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给人留下的是血腥、昏暗、悲惨的印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吃人”。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无一不是中国历代皇帝的“杰作”。那一代又一代的真命天子玩社稷苍生于股掌之中，几乎每个都成了变态的魔君。他们常常做出不可理喻的荒唐事、恐惧事、混账事。于是在这样的人事面前，所有的理性评议都失去意义，所有的本质分析还不如一句酣畅淋漓的诟詈来得有效。就说明朝的一任皇帝朱翊钧，在位31年，其中有26年神秘失踪，不与大臣见面，不理朝政，搞得历史学家一头雾水，只好猜测他终日躲在内宫吸毒。可国家居然能因为有一个名存实亡的皇帝而苟延残喘，这实在只有中国这样的封建体制才会发生。可柏杨对这位昏君加暴君毫不客气地写道：这是隔断了26年之后的一次朝会……5年后，朱翊钧就死翘翘了。“死翘翘”三个字上，柏杨大胆地使用了几乎是孩童式嘻骂来为朱盖棺定论，表达了他对这位天子莫大讥讽和轻蔑。这肯定是所有历史学家不会也不敢这样表述的。然而这就是柏杨史书的语言风格。
我们也许习惯于一种评史方法，这种方法可能有源自史学界的千年偶像司马迁。但柏杨告诉我们，有时可以和圣人分道扬镳。
200858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