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控制世界金、银市场，1934年提高白银收购价格，顿时世界银价暴涨，低于世界银价的中国白银即有2亿元流入美国市场，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后，市面银根奇紧，物价下跌。1935年，全国银行倒闭或停业者达20家”，财政面临崩溃边缘，中国外贸大受其害。
基于以上种种情况，中国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3日深夜颁布货币改革法令，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实行金本位制，白银收归国有，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发行钞票（史称法币），禁止白银出口，限期兑换，一切公、私款项皆以法币记账、结算，违者如数没收。海关推行金单位，法币与白银脱钩，与美元挂钩，外汇一律由三行收买出售，所欠外汇由三行用外汇支付等。这样中国货币才摆脱了世界白银市场价格波动与金、银比价变动给中国经、商、贸发展造成的影响。这次币制改革使中国“对外贸易得有显著进步，国际收支日趋好转，虽遇法币贬值（后来法币发生了严重贬值），外汇亦不受影响”。法币比值相对稳定，中国经济在1936年出现了一个国内物价“未见腾贵，对外法定汇价始终如一”的暂短繁荣局面。这次货币改革自然促进了天津外贸发展，1936年和1937年天津外贸货值迅速增长就是有力的说明。
七七事变后，华北、平、津沦陷，半个中国沦入日手。日本为实现“以战养战”战略，极力破坏中国货币，指使汉奸政权成立日伪银行，发行取代中国货币的钞票，掠夺中国资源。北平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张家口日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上海日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华兴券”，南京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券”，以及在广州、武汉等地流通的大量日本军用券，皆纷纷“套购该地原未通用的法币，运往上海套取外汇”，以便从欧美国家购买战略物资。中国沦陷区内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比值相当混乱，给天津外贸投下了衰退阴影。
日伪华北当局1939年3月发布命令，规定：“联银券”合英镑14便士，1法币合8便士，显然“联银券”比法币价值高得多。然而“联银券”在天津市面上遭到唾弃，人民不愿纳之，除日本租界外在其他国家的租界里“联银券”是很难买到东西的。相反中国法币除日本租界外，在天津市面上通行无阻，在其他国家的租界里能进行贸易结算、兑换英镑和美元等，所以1939年四五月间1000元法币可兑换“联银券”1300-1400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联银券”为华北流通的官方货币，却在天津市面上遭到非议，多不接受，为各业抵制，经、商、贸交往受此影响匪浅。
日伪银行发行的钞票彼此不经兑换也是不能通用的。这种错综复杂汇兑和动摇不定币值，无疑加剧了中国经、商、贸往来困难。天津外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每况愈下，进出口贸易日益萎缩，除了战争等原因外，货币兑换的混乱和动摇不定的币值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用法币统一了全国货币，以20元之法币折合美元1元，以1元法币收回200元“中储券”，1946年3月到法币废止期间，法币折合各类货币的比值虽大有升降，但法币一统天下给外贸发展起了推动作用。1946年和1947年天津外贸出现了复苏，货币统一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国民政府施实“独裁、内战和卖国”总国策，导致经济崩溃、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法币也随之威信扫地。四大家族又趁机搜刮民财，国民政府再次推行所谓货币“改革”，1948年8月颁行金圆券货币，以一元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并限于是年11月20日前全部兑完，否则不予兑换，自行作废。同时宣布黄金、白银和银币与外币禁止在市面上流通，并以金圆券200元合黄金一两，以二元合银元一元，以四元合美元一元予以收购。这场攫刮民财的货币“改革”，结果更加恶化了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迫使贸易商家裹足不前，只好囤积居奇。1948年天津外贸步入低谷之年同这场货币“改革”大有关系。
总之，近代中国货币复杂与混乱，金、银比值波动及列强在华银行滥发纸币，中国国际汇兑为外国人操纵等都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起伏升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于货币资金不足给近代中国和天津外贸发展带来的影响亦是非常显著的。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周转和支持，外国商人和洋行之所以能控制和垄断中国和天津对外贸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得到本国在华银行资金上的全力支持。在华外国银行无不以大量资金支持本国在华商人和洋行从事对华贸易活动，使之能在中国采集大量物资和倾销更多商品，这些都是中国商人和贸易行无法与之抗衡的。由于中国商人和贸易行得不到本国银行支持，常常采购物资时缺乏资金，商品积压时得不到资金周转，面临亏损或倒闭时无资金接济，致使近代中国与天津对外贸易不能不受外国人操纵和控制。1928年天津中国商人办的协和贸易行之所倒闭，除了经营不善等多方面因素外，资金周转不足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天津外贸在抗战胜利后本可大加发展，结果反不及战前水平，且每况愈下，原因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当时进口贸易资金-外汇，统由国家配给，配给天津区（包括东北在内）的外汇仅是配给全国外汇的10%，配给上海的外汇是配给全国外汇的80%，导致了1948年天津对外贸易急剧下降，迈入了近代天津外贸有史以来的第二个低谷之年。
综上所述，货币资金对外贸影响颇大，亦是外贸起伏、升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故为各国政府高度重视。
（本文撰于1990年秋，未刊稿）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影响列强国家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给中国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大危害，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天津对外贸易发展。在列强国家侵华战争中，要以八国联军入侵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影响最大，也最为突出。
入侵中国京师地区的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奸淫烧杀和抢夺，把京、津地区变成一片荒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周围地区的连日纵火焚烧，将繁华大沽夷为平地，拥有五万多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有一千多户居民的北塘几乎全毁；从大沽到北京间竟是“一片荒凉之景，……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天津“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俄人所据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毁，继以奸淫”；侵略军所到之处竟成“颓垣废墟”，无数群众惨遭杀害，“路上尽是人畜尸体……在7月的炎热阳光暴晒下，尸体很快就腐烂了，还有一股烧焦的人油和烟味，城市西郊成了一片废墟”；近百万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死亡线上挣扎之民众四处可见；国库及商民所开之钱庄多为洋兵、洋民抢劫，被抢之白银多达十兆（十亿）之多，“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经过这场灾难性的血洗抢劫之后，曾是津市大户人家也成了“一贫如洗”之民。联军统帅瓦德西不得不供称：“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实属不少。”天津“百业摧残，钱业倒闭者约百余家……市面混乱，现银紧缺……物价上涨。”受此影响天津外贸急剧衰退：1899年天津进口洋货净值39279788海关两，1900年降到14728354海关两，比1899年下降62.5%，1901年虽达27227438海关两，仅是1899年69%多点。出口贸易更不景气，是年下半年就无出口贸易可言，处于停滞状态。据杨瑞六等著的《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书提供的数字看，是年天津出口的土货为1024643海关两，而上年是10871539海关两，与之相比下降9.6倍。据《1892-1901年津海关十年报告》称：1900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值是32364815海关两，比上年下降一倍之多；1901年远未达到1899年之水平，为58%多点。关税收入1899年为1269804海关两，1900年只有516707海关两，不足上年一半；1901年为764514海关两，远在1899年之下，减少66.09%。到港船只1900年是1883年以来最少的一年，只有852只，比1898年下降74.64%。出入天津港的中国船只亦减少许多，只有324只，比1898年下降54.63%。
总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恶果之一就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倒退了好几年，进口贸易1903年才达到1899年水平，出口贸易直到1905年才接近1899年水平，可见近代天津外贸受害匪浅。
九一八事变日本用武力占领沈阳，随之侵占东北全境。东北是近代天津外贸进出口货物的重要基地和销售市场。近代天津外贸繁荣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东北土产的输出和洋货的推销。天津出口的猪鬃、马尾、皮货约有70%货源来自东北，大豆、小麦几乎全从东北运来。东北丧失后，本埠皮货市场丧失其重要地位，所有东三省、蒙古及其他北方各地所产的皮货已绝迹前来，销往东北棉纱1931年折合法币为2300万元，1934年就只有500万元了，下降3.6倍还多。由于“自然贸易区域可悲地缩小了，东北市场，几已封锁，”天津与东北“商务几致完全停顿矣。”北宁路关外段沦陷后营业里程缩短了一半以上，客、货运输量也随之大减；1931年旅客发送数为7349545人，1934年降为4768323人；货运量由1931年的10123122吨降到1934年的7833859吨；营业收入1931年折合法币为42758750元，1932年就只有25263504元了。
日本侵占东北后，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迫使中国在1933年同其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签订，为其入侵华北打开了门户，使之侵略华北阴谋日渐得逞。《何梅协定》出笼后，日军大量增兵华北，在平、津地区大搞备战活动，华北局势颇见紧张，日本侵华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在日祸紧迫，平、津岌岌可危，水陆交通均比平日滞塞，交通颇感不便的形势下，在津从事贸易商务活动的“各地客帮均有无可营业”之感，“多有席扌卷回故里不在此稍有留念”之意。“商业市场，遂因委（应为”萎“，作者按）顿矣。”1933年与1931年相比天津直接进出口货值下降了32.18%，1935年与1931年相比下降了42.84%，表明天津外贸受其影响颇大。
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战养战”的战略方针，在中国沦陷区内施实残酷的经济侵略掠夺政策。这样中国城乡经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致命摧残，中国民众尤其是沦陷区内的民众陷入了灾难性深渊，天津对外贸易因之步入了严重衰退时期，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外贸衰退更是急转直下：1942年直接进口洋货是712436487元（法币），1945年就无直接进口洋货了；直接出口土货1942年为178122839元（法币），1945年直接出口土货也没有了；1945年天津外贸仅是些转口贸易。由此可见，日本侵华战争是直接影响天津外贸发展变化并使之处于瘫痪状态的基本原因。
（本文撰于1990年冬，未刊稿）国内各类战争对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影响，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社会问题成堆，阶级斗争尖锐，民族矛盾激烈，因而先后爆发过多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与战争。其中最大的和最为突出的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与战争，义和团民众运动与战争，资产阶级领导推翻清朝的民族民主辛亥革命运动与战争，民国后出现的新旧军阀混战及人民求解放的革命运动与战争和民众的抗暴斗争以及白浪农民起义和回民起义等。无论是哪类斗争运动与战争，都对近代天津外贸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