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鲜浪人在华北走私贸易活动，由于有日本军方和官方作后台，走私活动空前猖獗。《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特别是1934年平沈恢复通车后，日、鲜浪人在华北走私贸易活动由暗变明，小量变成大宗，由怕关卡检查发展为公然闯关而过，由三三两两偷运演变为成群结队贩运。走私商品从白银进而到“高税率”之人造丝以及“偷运一切货物”，之后“所有各项杂物，无论税率大小，除大象之类不能运输”者外，亦属“走私之货”，连“少数之军火、子弹亦与其间”。走私范围日益扩大：1934年走私之事仅在榆关、秦皇岛及山东龙口、烟台、青岛等地发生，嗣后遍及整个华北沿海口岸与长城各口和冀东地区。海上走私船只从几只发展到数十只。据1935年1月大连方面情报称：从大连满载私货驶入河北昌黎海岸附近的船只就达23只，均能满载“二十吨乃至六十吨”。陆上走私最初由行李夹带发展到马驮车运直至汽车、火车贩运。走私人员比比皆是，“山海关就有韩（应为朝鲜）籍私贩四百人，秦皇岛不下二百人，济南亦在百人左右”，这还不计日籍私贩。被雇来搬运私货之中国苦力常有千人之多。当时山海关一带“常见有苦力数百成群负载私货公然往来运输，不稍避讳”地“成群结队、络绎于途”，“势颇浩大”。“专营私运之浪人，公然组织堂堂队伍，以二百人为一队，队之前后，并加二十名骑队（应为骑士），以为监护。”故当时有这样新闻报道：“浪人一枪在握，怒目横颜，直冲检验所而过。”如遇中国缉私人员查询，即有“雄赳赳武士必挺身而起，拔刀相向。”缉私人员遭其殴打之事常有发生：1935年9月间秦皇岛有10余名缉私人员惨遭毒打，在1936年的5次冲突中，秦皇岛缉私人员又有15人遭到殴打，3人打成重伤。类似被打事件屡见不鲜。不仅如此，日、鲜浪人公然组织专门从事私货运输的石河转运公司，在光天化日之下将私货装入车船贩运。当时芦台至秦皇岛一带沿海海岸成了走私货物集散地。在“私运船只丛集之区，私货一经起岸，即可随意运输，之虞查缉。”从大连、营口运来的私货公开在秦皇岛北戴河、昌黎等地起卸，转经北宁路运来天津，使津、秦一线海关形同虚设。当时一位商人对《京林西报》记者说：“吾未见到有走私也，吾所见者在北戴河沿海一带，有大大小小之帆船三十八只停泊其间……沙滩上人群来往奔走忙碌，初不亚于极旺季节之天津外滩，君犹得以走私视之乎？真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有一定之口岸，今乃广漠无际一带之自由沿海岸耳！”可见走私规模实在前所未闻。源源不断而来的走私货物，满载于汽车、火车之上运达天津。津市码头、车站及日租界街头巷宇皆为私货堆积如山。日租界竟成私货集散地，走私者明目张胆地出没其间。大大小小各式各样“贸易公司”“支那青年同盟”等类的走私组织在日租界里四处可见。经营私货“洋行”竟有七八十处之多，贩卖毒品“洋行”也有二三百家，有的“洋行”还有日军护守或流氓保镖。傍晚竟有公开佩带“支那青年同盟”袖章走私人员，扛着“国际运输社”大旗，将私货装入卡车运销华北各地。
走私如此猖獗、浩大，为当时中外罕见。在短短几个月里走私货物遍及整个华北乃至长江流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