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也第六》）在这里，同样是在粟的问题上，孔子对冉子和原思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想多拿点，孔子不许，还提出了批评；一个不想要，孔子反而鼓励安慰他。原来，对于财物的用度，孔子有一条标准，叫做“周急不继富”。日子能过得下去，更多的财物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日子过不下去时，哪怕是一点点的东西，也显得多么重要。这一条“周急不继富”的财物用度标准，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好参考作用。在物质尚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如何使用财物，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通常说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钢要用在刀刃上，也是这个意思。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述而第七》）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
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第九》）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三》）由这几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是提倡节俭精神的。但是，孔子的节俭并不是吝啬鬼或守财奴的作派。他的节俭是以合乎礼、合乎社会道德为前提的。如奢导致了不孙，因为铺张、排场，让人觉得很不谦逊，甚至有点不可一世的派头，这是人们反对的，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而俭呢，而让人觉得很固陋，一点也不潇洒气派，甚至可能让人瞧不起，但它并没有违反社会的道德。通过权衡利弊，孔子选择了俭而固，舍弃了奢而不孙。
当礼与俭发生冲突时，孔子也不是死守住教条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礼的理论。比如戴帽子吧，以往的麻冕是合乎礼制的，但现在大家都戴丝质的，比麻的便宜了许多，那么就遵循大家的意愿吧。因为无论是麻的还是纯的，只要都是帽子，也还是合乎礼的，所以也纯，从众吧。不过，没有花钱的一些礼节，还是庄重严肃好。
对于某些必要的用度，还是要坚持下来，尽管形式服从内容，但绝对没有脱离形式而孤立存在的内容。如告朔的仪式，一定要有羊，如果连羊也不要了，那么就无告朔可言了。现在我们仪式尽管逐步简单化了，但是一些“意思意思”的做法还是要的。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述而第七》）禹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理由是禹在食、穿、住三个方面的态度：自己吃的差些，但不能对祭祀马虎应付，平时闲居可以穿得朴素些，但行礼时却要大方美观，自己住的地方可以小一点，但为百姓兴修水利却要尽心尽力。
（三）多寡有度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对财物占有的欲望更甚，因为财物确实是人得到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但是，人的幸福并不等同于财物。那么财物的多少到底有没有一个限度？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法回答的。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第一》）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十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十三》）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十五》）孔子所推崇的君子应当是谋道不谋食者，然而也不完全否定衣食住行之类人之所必需，尽管可以君子食不求饱，但至少是可以有的食，足以维持生命；尽管可以居不求安，但肯定要有个住所，权且遮风挡雨。虽然可以追求谋道不谋食的境界，然而必不可少的条件还是庶与富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一谈起义利观的时候，通常是肯定前者而否定了后者，这不免让人看出“吃饱了撑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假道学的嘴脸。
（四）贫穷何处如前所说，孔子在讨论义利观时，是在讨论一种关系，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不是把义与利生生地割裂开来。如果说孔子有所取舍的话，那也只是各自对立面之间的取舍，如义与不义之间，孔子显然是取义而舍不义的，他并没有说我饿着肚皮我痛并快乐着，至少也要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然后才“乐亦在其中矣”。
（五）富而好礼
“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诊浠裕，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霓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抉。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孔子并不反对致富，而是思考富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富而好礼的对立面是为富不仁，因为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内心不仁之人，其表现出来的肯定是无礼；富而好礼是一种品位，一种境界，一种修为，一种维护自尊的选择。许多时候人们会产生仇富心理，其实并不是仇视富人的财富，而是仇视拥有财富之后富人的作派。贫富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仁义的丢失或消亡。
商儒子贡
儒商现在很流行。一个人如果能得到儒商的称号，当然是很荣耀的。所谓儒商，本质上还是商人，儒只是这种商人的一方面的特点，即比较有文化素养，看上去相当儒雅。但是，从子贡的实际情况看，我以为称他为商儒可能更合适些。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儒商在本质上还是商，而商儒就不同了；商儒在本质上还是儒，只是这种儒有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能经商，或者说经商的意识比较强烈，经营的本领特别高强。从《论语》或《史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子贡以言语著称，他的作为主要是外交方面的，而且在传播孔子的思想和学术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完全是一个儒。但是，在从事儒业的同时，子贡还特别能经商。子贡的经营显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更可能是为政治、思想、学术创造条件，打下经济基础。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主要经济赞助来源于子贡，而在孔子死后，竭尽全力宣推孔子的也是子贡。如果这些说法成立，更可以说明，子贡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他的赚钱只是手段，即商是手段，儒才是目的。所以，我说，与其说子贡是儒商，还不如说他是商儒。
下面我就来看看子贡在商业活动以及对待财富方面的一些态度吧。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子贡与孔子的一次关于贫富之人处世态度的讨论。
子贡显然已经是富者了。但是，任何的富者都应该有一个从贫到富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从一出生就是富者（如继承而来的），这在真正意义上是不能算富者的。至少，他不可能真正享受到做为富者的乐趣，因为他未曾经历过贫困，不知道贫与富的的差别，无比较则不能判断，于是就不能深切理解富的意义。子贡大约不是生来就富的，而是经过奋斗由贫而富的，因此，他有资格来论贫富的处世态度的。
子贡是靠自己奋斗而致富的。这在《论语》中有清楚记载的。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与颜回，一个贫得不行，吃不好，住不好，而且不幸短命死矣，以至让孔老师天天为他哭哭啼啼。戏剧曲牌里有个《泣颜回》大约就是来源于此的吧。而子贡却是七十子之中最富有的。
子贡是怎么富起来的呢？第一，不受命。不受命有几种理解。有说是不相信那个时候社会认可的天命，也就是按现在人的说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说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勇于进取。第二，货殖。就是搞贸易，通过易货而使钱增多起来，殖，大钱生小钱吧。第三，商业知识相当扎实，市场预测得很准，几乎是百发百中。如果那时候有股市，他肯定不是股市黑嘴，而是高级操盘手。至少有这么些因素，加上当时的经济环境，才成就了他不受孔子批评的富贵。
子贡向孔子提出问题：第一，人穷志不短。即使贫穷，但不向富贵谄媚，不低声下气，屈膝求哀。第二，一旦富起来了，没有骄横，不可一世，也没欺贫凌弱。能做到这样，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呢？
